從“諾貝爾經濟學獎”談貧困與失落的方向
作者｜胡靖，華南師範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華南師範大學“三農”與城鎮化研究所所長
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美國麻省理工大學、哈佛大學的三位經濟學教授，理由是“在減輕全球貧困方面的實驗性做法有非凡的貢獻”。這多少有些意外。
這是因為主流經濟學的核心問題是價格、競爭、產權、交易。比如要授予一個金融學家、制度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就不會有任何的詫異，世界都會習以為然。而貧困問題，顯然是一個比較邊緣的領域，似乎也沒有什麼玄奧的理論、範疇、模型，而且對象還是農村和窮人。因此，這次對貧困研究的授獎值得回味，是否意味著經濟學將會偏離資本的正統、向歷史唯物主義迴歸？是否意味著經濟學開始關注發展的正義？這些都有待觀察。
另外，三位教授雖然成果豐碩、思想前沿，但其成果畢竟是一種學術的“實驗”，遠遠不能與中國數億人的扶貧實踐、扶貧成就相媲美。中華人民共和國自1949年10月成立，廣義上說，就是開啟了一個波瀾壯闊的減貧、扶貧過程。中國農民在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逆水行舟、篳路藍縷，一路探索到現在，創造了世界歷史上罕見的發展成就、減貧成就。可惜諾貝爾獎委員會，似乎看不見、聽不見？這至少說明“實驗”中的經濟學，與“實踐”中的經濟學還是有很大的區別。但不管怎樣，世界及中國的扶貧事業都遠未結束，對扶貧的研究、實驗、實踐都遠未結束。
從歷史的角度看，貧困首先是一種產業的現象，它主要來自農業這種自然產業的產業缺陷。嚴格說來，自從人類從樹上跳下來、“人猿相揖別”的一剎那，就開始了漫長的貧困歷程，那時所有的人類都是農民、漁民和獵人，都是貧困人口，沒有產業勞動者，即使是酋長一樣的大人物，按照今天的貧困標準也是貧困人口。這種情況直到17、18世紀工業革命以後才開始慢慢改變。農業並非正常的現代產業，低效率是它的特徵。製造業的工人可以充分就業、充分勞動，在流水線上每天工作8個小時、每週40個小時，由此完全可以獲得“勞動力再生產”的薪酬，而且週末、節假日還可以休假。但農民做不到，農業有漫長的生產週期，但內生的勞動機會卻非常有限，所以創造財富的機會就非常少 。比如冬小麥的生產週期高達7個月以上，但其內生的勞動時間還不到15天，其它時間就只能是一種農閒狀態；養殖業也好不了多少，農民養豬、養牛、養雞，一天的純工作時間不會超過4個小時，其它時間也只能是一種農閒狀態。這就導致
大多數的農民無法通過農業實現“勞動力再生產”，為了生計就不得不拼命兼業。但兼業本質上是一種反效率現象，它只能適應貧困，無法解決貧困。這就是農民貧困最直接的產業原因，也是最直接的“生產力”原因。所以歷史上的農民常常是“勤勞、勇敢”與“貧困”並存。從這個角度看，三位實驗經濟學家均未探索到農民貧困發生的根源，其治理的辦法也相當有侷限。兼業狀態的農民，如果沒有外力的藉助，往往就只有永遠地貧困下去，成為現代社會醜陋的一角。這就是扶貧的主要原因之一。扶貧，其實就是從外部予以農民、予以農村某種經濟的力量，就像一個俠士或旅遊者向一個農民伸出棍子、幫助他爬出泥潭一樣，其中有很多複雜的社會元素需要具體剖析。包括歷史正義的元素（力圖解決根本性的問題），和資本市恩的元素（完全迴避根本性問題）。農業是一個無法迴避的重要產業，它不可能消失，因此貧困就不可能通過減少農民的工業化、城市化方式完全消除掉，它們甚至還會通過貧民窟的方式從農村轉移到城市。並且，在佔世界人口80%以上的100多個發展中國家，農業、貧困、欠發展（Developing）三者之間一般存在一種封閉、頑固的循環，地方
政府一方面沒有能力向貧困宣戰，另一方面還要從農業中汲取稅收和租金，由此使得貧困愈加嚴重。窮人每天的任務是免於餓死、渴死，而不是尋求發展。由此可見實現全面減貧、扶貧的難度！從全世界的情況看，可能只有中國等極少數的發展中國家，能夠依靠土地制度的優勢、公共財政的優勢和舉國體制，幫助農民戰勝貧困、逃離貧困。印度、巴西、阿根廷、墨西哥和非洲的尼日尼亞、肯尼亞等發展中國家，少數農民或許可以通過資本、土地的分化，擺脫貧困、實現富裕，但數以億計的農民，尤其是佃農、貧農，仍然會面臨貧困及貧困帶來的飢餓、輟學、疾病、黑幫等非文明的痼疾。也就是說，在大多數的發展中國家，貧困就是一種零和博弈的平衡，它不一定十分的固化，但總會有一個龐大的貧困人口的“階級”會長期存在。
資本對農業的改造，並不是為了改變農業的產業缺陷，更不是為了減貧、扶貧，而是為了無差別的利潤。因此，在幾乎所有的國家，包括髮達國家，農民一般都是低收入的階層，這種相對貧困很難得到根本的改變。並且，化肥、除草劑、農藥、大棚等現代要素的大量利用，對農業的可持續性、農村的生態環境一直在構成威脅和破壞，這種威脅會累積起來，不會因為農業利潤的增加而逐漸衰減。因此長期看，依靠現代農業的方式來實現減貧、扶貧，很難獲得最終的成功。相反，需要十分警惕由此產生的“寅吃卯糧”、“殺雞取卵”現象。累積起來的危機一旦爆發，將完全可能摧毀整個地區的生態系統，生物多樣性會迅速消失掉，農民甚至飲用水都會出現問題。山東、河北的一些“農業產業化”的先行地區就是沉重的教訓。這些地區的地下水、土壤每年都會被化肥、農藥、除草劑汙染，由此形成越來越嚴重的“面源汙染”，最終損害城鄉居民的健康和農業的可持續性，部分農民甚至“因病致貧”。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在浙江的安吉縣首次提出了他的農村發展觀，即“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其中不僅包含對現代農業的反思，其蘊含的關於農村減貧、扶貧的“真理的內核”，也肯定要強於這次得獎的三位經濟學家的實驗成果。
從制度角度看，貧困，對應的就是一種“小農”生產方式。“小農”其實是一種沒有斯密分工的傳統農業生產方式。由於沒有分工、沒有專業化，“小農”生產方式，包括“家庭農場”必然會導致鄉村普遍的貧困（歐美國家，依靠大量補貼，將“農場主”強行抬出貧困陷阱）。因此，對於“小農”這種生產方式不能有過多的奢望、遐想，相反，應該予以十分的警惕和反思。農民，一旦成為政府、外部社會組織長期扶助、同情的對象，本身就可能是一種思想、制度、政策的陳舊和失敗。馬克思曾經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一文中非常精彩地描述了法國的“小農”狀態，
小農人數眾多，他們的生活條件相同，但是彼此間並沒有發生多種多樣的關係。他們的生產方式不是使他們互相交往，而是使他們互相隔離。這種隔離狀態由於法國的交通不便和農民的貧困而更為加強了。他們進行生產的地盤，即小塊土地，不容許在耕作時進行分工，應用科學，因而也就沒有多種多樣的發展，沒有各種不同的才能，沒有豐富的社會關係。每一個農戶差不多都是自給自足的，都是直接生產自己的大部分消費品，因而他們取得生活資料多半是靠與自然交換，而不是靠與社會交往。一小塊土地，一個農民和一個家庭；旁邊是另一小塊土地，另一個農民和另一個家庭。一批這樣的單位就形成一個村子；一批這樣的村子就形成一個省。這樣，法國國民的廣大群眾，便是由一些同名數簡單相加而形成的，就像一袋馬鈴薯是由袋中的一個個馬鈴薯彙集而成的那樣。
小農人數眾多，他們的生活條件相同，但是彼此間並沒有發生多種多樣的關係。他們的生產方式不是使他們互相交往，而是使他們互相隔離。這種隔離狀態由於法國的交通不便和農民的貧困而更為加強了。他們進行生產的地盤，即小塊土地，不容許在耕作時進行分工，應用科學，因而也就沒有多種多樣的發展，沒有各種不同的才能，沒有豐富的社會關係。每一個農戶差不多都是自給自足的，都是直接生產自己的大部分消費品，因而他們取得生活資料多半是靠與自然交換，而不是靠與社會交往。一小塊土地，一個農民和一個家庭；旁邊是另一小塊土地，另一個農民和另一個家庭。一批這樣的單位就形成一個村子；一批這樣的村子就形成一個省。這樣，法國國民的廣大群眾，便是由一些同名數簡單相加而形成的，就像一袋馬鈴薯是由袋中的一個個馬鈴薯彙集而成的那樣。
法國一百多年前的“小農”狀態，與今天中國分散單幹的承包戶非常相似。而今天中國鄉村的貧困人口絕大多數就是完全沒有組織化的“承包戶”、就是“小農”，他們孤立無助，同時又因為疾病等原因無法外出打工，就只能一直呆在鄉村，依靠兼業來勉強為生，由此成為鄉村的貧困人口。而國家最近二十多年一直開展的“扶貧”，其實就是在仿效歐美資本主義國家的辦法，以大規模的外部財政資金轉移的方式，或“輸血”、“造血”的方式，將這些老少邊窮的貧困人口強制性抬出貧困的陷阱，而且每年的相關財政資金越來越多、欲罷不能。這其實都非常確鑿地反證了“小農”生產方式的非效率性、非合理性。若離開了
政府的各種外部資金支持，則農村大多數的“小農”將會迅速返回貧困。這正是減貧扶貧、農業發展的一種失落的方向。失去了內生的發展動力、發展思想的農民不是健康、平等的產業勞動者，他們仍然是在社會的底層，是社會的負擔，是資本施恩的對象。農民有沒有可能通過非扶貧、非補貼方式而富裕、自強起來呢？有的，這就是農民的組織化。組織化，可能是農民真正實現減貧、脫貧並獲得社會尊嚴的可行的道路。
亞當.斯密揭示了現代產業效率發生的源泉，其實也指明瞭農業發展和減貧扶貧的方向，這就是村莊內農民的組織化與分工。沒有組織就沒有分工，沒有分工就沒有效率，沒有效率就必然是貧窮狀態，貧窮狀態就必然沒有平等與尊嚴。斯密的分工理論，其實非常暗合現代系統論思想。組織其實就是一種結構和系統，在元素一樣的背景下，組織可以通過結構、系統的調整和改變，產生新的非常神奇的整體性力量，這種力量在經濟上就完全可以外化為一種上不封頂的經濟績效。這就是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在制度上能夠完全勝出“小農”的邏輯和原因。但是在歷史上，農民確實是“善分不善合”（曹錦清語）。其內在的機理並不是農民天生就厭惡組織、厭惡紀律，就一定要追求農業生產的單幹。而是農民實在是無法通過“自由契約”方式實現土地要素、勞動要素的自發性合作，由此就只能被歷史定格在“小農”狀態、貧困狀態。但他們一旦離開鄉村、來到城市成為農民工，就會迅速融入現代產業的分工體系，成為一個專業性的產業工人，每天可以在生產線上工作十個小時、十二個小時。只要薪酬豐厚，他們就不會抱怨，就不會要求辭職單幹。這就說明農民其實非常理解分工、紀律的重要性，也能夠很快適應產業勞動的艱辛、繁重與束縛。但是一回到鄉村，就只能迴歸沒有效率的“小農”生產方式。農業的產業缺陷，包括生產的季節性、兼業性等，徹底桎梏了農民之間的“交易”、“博弈”的可能性，從而扼殺了農民組織與分工的形成。也就是說，
如果能夠以一種特別的方式（比如中國的土地所有權革命）實現農民的組織化，則分工就可以順利展開，貧困就會自動消失，農民就完全可以獲得產業發展的成果和社會的尊嚴。目前中國的一些集體經濟發展成功的村莊都證明了這一發展路徑、減貧路徑確實存在，黑龍江的興十四村、江蘇的華西村、河南的南街村、劉莊、山西的大寨村、西溝村等都是鮮活的證據。在這些村莊，產業組織從農業的產前、產中、產後，一直延續到加工業、流通業、旅遊業和金融業，由此全產業鏈都可以產生豐厚的利潤。進一步，通過組織內部的利益平衡機制，就可以輕而易舉地化解農民的貧富分化問題、農業的可持續問題、鄉村生態的保護問題。所以這些村莊不僅很早就消滅了貧困、實現了共同富裕，而且一直有很強的內生性發展機制，完全不需要政府一分錢的補貼和財政轉移支付。這才應該是一條減貧、扶貧的根本性的發展路徑，應該被研究、宣傳、擴散。但在目前全球資本主義的場域中，農民的這種組織化由於“社會主義”色彩非常明顯，恰恰最不受資本待見，也不受主流經濟學待見。這或許是這次諾貝爾經濟學獎拒絕授予中國的原因之一吧？但中國的發展，顯然在堅定地走自己的路，按照
習總書記的說法，就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中國由此才獲得了較之印度、非洲更大的發展成就、減貧成就。“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劉禹錫所言是矣！
（2019年10月26日，廣州）
END
*“百家爭鳴”，文章部分觀點不代表本號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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