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Matthew Desmond ] 來源：[察網智庫2019-10-01 ] 2019-10-08

譯者按：美國黑奴制是美國曆史學界的重要課題，已經被研究了上百年。但普林斯頓大學教授馬修·迪斯蒙德的這篇文章卻絕非舊調重彈。他試圖從美國奴隸制中追尋到今日美國經濟的精神和制度基因，證明“要理解一個舉世無雙的（美國式資本主義）殘酷制度，得從種植園開始”。作者的論證是富於說服力的：奴隸制種植園體現了強烈的經濟理性，事實上是美國現今“低端道路資本主義”的源頭，例如奴隸制度所創造的會計和監工體系，以懲罰作為提高生產效率的激勵手段，以廉價的奴隸勞工壓低社會平均工資，以及最早運用抵押貸款等金融工具等，都成為後世美國式資本主義制度的有機成分；奴隸制時代所開啟的美國金融泡沫之路，則是2008年金融危機的制度性病根。作者還指出，美國黑奴制度給白人平民帶來心理的慰籍和恐懼，使得美國式自由被界定為“奴役的對立面”。這可以為世人的一個疑問提供佐證：當今美國對外政治的癥結，正是在於其“自由”概念不具有普世性，更多地反映了美國政治家的集體潛意識。美國式自由是一種被黑奴歷史記憶所塑造的政治理念，就其境界而言，已經低於中國道家“逍遙遊”式的自由，遑論馬克思主義“人的全面發展”的自由！所以，這篇文章對於理解美國的歷史和現實，對於理解美國與世界的關係，都具有參考價值。這篇文章原載於今年8月的紐約時報國際版，作者迪斯蒙德教授已經知悉本文中文翻譯情況並回函致謝。 

在被認定犯有證券欺詐罪之前那幾年，馬丁•什克累利（Martin Shkreli）是一家醫藥公司的總裁，該公司取得了一種用於抗寄生蟲的名叫“達拉匹林”（Daraprim）的救命藥物經營權。這種藥原本每粒成本13.40美元，但在什克累利手上，它的價格暴漲了56倍，達到每粒750美元。在一個醫療衛生會議上，什克累利告訴聽眾們，他其實本該把價格抬得更高的。“我不想談論這事。我也不為此事而驕傲，”他解釋道。“但這是一個資本主義社會，有一套資本主義體系和資本主義規則。”

當美國人宣稱“我們生活在一個資本主義社會”時——正如去年一位地產大亨在解釋他對小微企業主被趕出“小海地商圈”（Little Haiti storefronts）這一事件的感受時，對《邁阿密先驅報》說的——他們通常是在維護這個國家所特有的獸性經濟制度。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的社會學家喬約•羅吉斯（Joel Rogers）稱之為“低端道路的資本主義”。在一個落到低端的資本主義社會，由於企業依靠商品的價格而非質量來競爭，工資被壓低了；對所謂無技能的工人一般是通過懲罰來調動積極性；不平等現象盛行，貧困問題肆虐。在美國，最富有者只佔人口的1%，卻擁有這個國家40%的財富，而與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其他成員國家相比，美國處於勞動年齡（16—65歲）而生活在貧困中的人口比例更高。

為什麼美國經濟舉世無匹地嚴酷苛刻而又肆無忌憚？對於這一問題的研究已經發現了若干方面（如宗教、政治、文化）的答案。但是最近歷史學者們已經雄辯地將答案指向佐治亞州和阿拉巴馬州蚊蟲出沒的田野，指向棉花倉庫和畜奴區域，那些才是通向美國資本主義低端道路的起源地。

不容否認，奴隸制是（美國）巨大財富的聖洗池。內戰前夕，密西西比河谷出產的百萬富豪，在當地人口中的佔比高於美國其他地方。由奴隸勞工種植和採摘的棉花是這個國家最有價值的出口商品。奴隸的組合價值超過該國鐵路和工廠的總和。棉花產業在美國繁榮興旺，而這種情況並未出現在世界上其他氣候和土壤適合種植棉花的廣袤土地上，箇中原因在於對非白色人種施以暴力的堅定意願，以及運用國家意志以提供看似源源不竭的土地和勞力。假如需要在現代與野蠻、富庶與貧窮、法治與殘暴、民主主義與極權主義之間作出選擇，那麼美國選擇了所有這些東西。

自從奴隸制終結以來，已經過去了差不多兩輪美國人平均生命週期（79年）。只是兩輪而已。所以不值得驚奇的是，美國人現在還能感受到這種制度的兀然存在，它幫助一個貧窮、幼稚的國家變成一個金融巨人。令人驚奇的則是那些可怕的諸多具體手段，它們使得奴隸制仍然能在美國經濟生活中感受到。“美國奴隸制必然銘刻在美國式資本主義的DNA之中，”歷史學者斯溫•貝克特（Sven Beckert）和塞思•羅克曼（Seth Rockman）寫道。他們認為，現在的任務是對那些已經傳承給我們的“顯性和隱性的特性進行分門別類”，追尋那些不確定的以及常常未被識別的血緣脈絡，美國國家原罪正是藉此而感染現在的第三和第四代人。

1860年代棉花地裡的婦女和兒童

棉花之於19世紀，正如石油之於20世紀：它們都是世界上最廣為交易的商品。棉花無處不在，用於我們的衣服裡，我們的醫院裡，我們的肥皂裡。但是棉花需要土地。一片田地在耗盡地力之前，只能容許幾年的種植。種植園主發現起初每英畝能產出1000磅棉花的田地，在很少幾季後只能產出400磅。在1790年代初軋棉機發明之後，對於新闢農地的渴求日益強烈。在這種機器發明之前，奴隸勞工種植的棉花多於他們能夠採摘的。這機器突破了瓶頸，使得你能夠做到種植多少就採摘多少。

當奴隸勞工營遍佈美國南部的時候，棉花產量激增了。到1831年，該國幾乎提供了世界原棉產量的一半，當年採摘了3.5億磅。僅僅過了四年，它收穫了5億磅。南方的白人精英富起來了，他們的北方同儕也一樣，用馬諸塞州參議員查爾斯•薩姆納（Charles Sumner）的話來說，後者建立了紡織廠，由此形成一個“皮鞭霸主與織機霸主的汙濁同盟。”

自從1977年阿爾弗雷德•錢德勒（Alfred Chandler）的經典著作《看得見的手》出版以來，歷史學者們就已經傾向於把現代商業實踐的發展與19世紀鐵路產業聯繫起來，而把種植園奴隸制視為前資本主義的，甚至是原始的。但是，19世紀企業所運用的管理技巧早在上一個世紀就被種植園主所運用。

跟今天的工業巨頭一樣，種植園主懂得當他們在每個工人身上都榨取到最多的血汗時，他們的利潤就向上攀升。因此他們通過發展出一種精準的薄記體系，密切地瞭解投入與產出的情況。對於奴隸勞工營的生產率而言，精細的會計和監工有著與田間勞作同樣的重要性。種植園經營者發展出了類似spreadsheets（譯註：一種用於財務電子表格軟件）的表格，比如托馬斯•阿弗萊克（Thomas Affleck）的“種植園記錄與會計賬薄”，它到內戰前已經演變出八個版本在運用。阿弗勒克的賬薄是一種一站服務式的會計手本，由記載每個工人生產率的行與列構成。

奴隸種植園所顯示的對於度量方法和科學會計技術的執著追求，是早於工業主義的。直到解放宣言之後幾十年，北方工廠才開始採用這些技巧。在巨大的奴隸勞工營變得日益高效的時候，被奴役的黑人就成了美國的第一批現代工人，他們的生產率以令人驚愕的速度增長。在內戰前的60年中，奴隸勞工每日人均棉花采摘量每年增長2.3%。這意味著在1862年，一般的田間奴隸工人採摘的棉花比其1801年的同行不是多了25%或者50%，而是多了400%。

今天，現代技術已經實現了不間斷的工場監督，特別在服務行業。但它僅僅是技術的更新進步。在種植園裡，技術後面的核心推動力體現在各個方面，尋求對其奴隸勞力身體的最深入控制。我想，如果將奴隸制的十足獸性歸因於心照不宣的種族主義，這多少令人安慰。但是，有很多監工並未被允許隨意鞭笞黑奴。懲罰是需要老闆授權的。導致（黑奴被）鞭笞的，並不是南方貧窮白人的怒火，而是富裕白人種植園主的貪婪。暴力既不是任性胡來的也不是無緣無故的。它是理性的，資本主義的，是種植園機制的一個組成部分。

“每個人都有規定的棉花采摘磅數指標，”曾是奴隸勞工的亨利•沃森（Henry Watson）在1848年寫道，“完不成的指標，就得由同樣多的鞭笞來補償，打在可憐的奴隸背上。”

奴隸制確實用一種W.E.B.杜波依斯所謂的“公開的和精神的工資”，補償了白人勞工，使他們能夠自由自在地遊蕩，而且有一種身份優越感。但是這也起到了貨幣利息的作用。奴隸制壓低了所有工人的工資。無論在城市還是鄉村，僱主都可以找到一個由奴隸和自由人構成的張弛自如的巨大勞動力儲備庫。跟今天的臨時工制度一樣，在奴隸制盛行的時期，靠打零工為生的勞動者們通常生活在物資睏乏和前途未卜的處境中，就業意味著很少幾個月的僱傭，得在一生中不斷努力去尋找。

這不僅僅製造了一種完全不平等的競技場，把工人與他們自己分隔開來；它也使得“所有不是奴隸的人看起來都是自由的，”經濟歷史學家斯坦利•恩格曼（Stanley Engerman）如是寫道。貧窮的白種工人在目睹了奴隸制的恐怖之後，心裡銘刻下這樣的想法：（白種工人自己的）境況可能會變得更糟糕。因此他們普遍接受他們的命運，而且美國式自由被大致界定為奴役的反面。

一個名叫戈登的男人在體檢時拍攝的照片，他於1863年從密西西比逃走，前往位於路易斯安那的巴頓羅吉（

最近幾十年，美國已經經歷了其經濟的金融化。1980年，國會廢除了自從1933年起就實施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允許銀行合併而且可向客戶索取更高的利率。自從那時以來，利潤就在加速積聚，不是通過貿易和製造商品和服務，而是通過金融工具。在1980年至2008年間，超過6.6萬億美元被轉移到金融公司。

按照通常的講述模式，美國金融發展的故事往往從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開始講起，或者從1944年的佈雷頓森林體系講起，或者可能從1920年的瘋狂投機講起。但是實際上，這個故事開始於奴隸制。

譬如說一種最流行的主流金融工具：抵押貸款。早在家庭抵押貸款成為美國中產階級的顯著特徵之前幾個世紀，奴隸就被用作換取抵押貸款的抵押品了。在殖民地時代，當土地不太值錢而且銀行尚不存在的時候，多數借貸是建立在人身財產之上的。在1700年代早期，奴隸是南卡洛琳那的主要抵押物。很多美國人通過交易奴隸而非房地產而首次接觸到抵押貸款的概念，因此“抵押貸款延伸到奴隸財產，這推動了美國（和全球）資本主義的發展”，歷史學家約書亞•羅思曼（Joshua Rothman）告訴我。

當美國棉花產業擴張的時候，奴隸勞工的價格飛漲。從1804年到1860年，新俄勒崗州年齡在21歲至38歲之間的男性奴隸平均價格從大約450美元上漲到1200美元。由於有抱負的種植園主不可能在沒有更多奴隸勞工的情況下擴張他們的棉花帝國，就需要找到一個辦法來籌集更多資金，以購買更多勞動力。銀行進來了。成立於1816年的合眾國第二銀行開始大量投資在棉花上。在1830年代初，畜奴的西南諸州拿下了這家銀行的幾乎一半營業額。差不多與此同時，州銀行也開始擴張膨脹到了如此程度，以至於一位歷史學者稱之為“創造銀行的狂歡節”。

種植園主尋求貸款的時候，使用奴隸作為抵押物。托馬斯•傑斐遜抵押了150個奴隸勞工以建設蒙蒂塞洛莊園。人口能夠比土地更易於出售，在諸多南部州，10筆抵押擔保貸款中有超過八筆是使用奴隸人口作為全額或者部分抵押物的。正如歷史學者邦妮•馬丁（Bonnie Martin）所寫的，通過抵押人口以購買更多人口，“從殖民地時代到黑奴解放，奴隸主既發揮奴隸的肉體功能，也發揮其金融功能”。由於發放貸款的速度比密西西比野葛的生長還快，致使一位觀察者在1836年評價說，在產棉縣，“錢或者那些被認為是錢的東西，成了大家擁有的唯一廉價物品。”

全球金融市場都積極參與進來了。當托馬斯•傑斐遜抵押了他的奴隸勞工時，一家荷蘭公司提供了資金。路易斯安那購買案，將向棉花生產提供數百萬英畝土地，是由財力雄厚的英國商業銀行巴林兄弟銀行（Baring Brothers）提供資金的。為了籌集資金，各州銀行把由奴隸抵押而形成的債權集中起來，將其重新包裝成向投資者承諾年息的證券。在奴隸制興盛的時代，銀行將商業變成證券，在漢堡和阿姆斯特丹、在波士頓和費城尋找買家。

一份來自密西西比快樂山種植園（Pleasant Hill Plantation）1850年奴隸清單

一些歷史學者宣稱，英國廢除奴隸貿易是進入現代的一個轉折點，其標誌是當時的人們開始思索幾千英里之外其他人的苦難，由是出現了一種新型道德意識。但是所有這些變化，很可能是出於一種日漸強烈的需要，即抹除美國美元、英國英鎊、法國法朗上奴隸勞工的血痕，對於這種需要，西方金融市場很快發現了一種途徑，即通過全球範圍的銀行證券交易而予以滿足。這種方法使你能夠從奴隸制獲益而不必弄髒你的手。

銀行基於棉花價格將永遠上揚的假定，發行了數以千萬計的美元債務。1830年代，商人、種植園主和律師都使他們自己相信他們能通過加入到一個人人似乎都在玩的風險遊戲而聚集實實在在的財富，這時投機就達到了一個瘋狂的高度。

我們知道這些故事是如何收場的。由於擁有豐富的廉價土地、勞力和信貸，美國南方魯莽地生產了過多的棉花，但消費需求不可能跟上供給，價格於是下降。至早在1834年，棉花價格開始下跌，然後像一隻在半空撲騰的鳥兒一般急劇直落而下，引發了1837年的恐慌。投資者和債權人回收他們的債務，但是種植園主已陷滅頂之災。密西西比種植園主一年虧欠新奧爾良銀行3千3百萬美元，而他們的農作物只產生1千萬美元的收入。當棉花價格崩潰時，也連帶著拖垮了奴隸勞工和土地的價值。原來以2000美元買來的人口現在只能以60美元賣出。今天，我們會說種植園主的負債是有毒的。

即使是學院派歷史學者們，他們已從本科基礎課程中學會了避免當下中心主義（presentism）而要接受歷史本來的樣子，這時都已經不能抗拒在1837年恐慌與2008年金融危機之間劃等號。

茲將所有這些因素羅列如下：將金融工具神秘化，這樣它在把全球銀行家、投資者和家庭聯結起來的時候，能夠隱瞞風險；神奇驚人的一夜暴富；投機和瘋狂冒險被常態化；依託於某些產業（棉花，住宅）將持久堅挺的神話，印製發行巨量紙幣；對於黑人的算計和刻意剝削；然後在一切崩盤後使投機者免於罪責——債務人在1837年以後、銀行家在2008年以後被政府資助脫困。

在奴隸制時代，“美國建立了一種以其恣意妄為（abandon）而與眾不同的投機文化，”羅斯曼在其2012年著作《潮熱時代與狂熱夢想》中寫道。那種文化推動棉花生產上升，並導致內戰，從此成為美國式資本主義的顯著特徵。它是不勞而富的文化，靠著不計成本、欺凌弱者而成長。它是把我們帶入1837年恐慌、1929年股市崩潰和2008年衰退的文化。正是這種文化，導致了驚人的不平等和可恥的工作條件。如果今天美國要想推廣一種特殊類型的低端道路資本主義——一種摧毀工會的資本主義，特點是低廉的工資、臨時的就業和常態化的不安全；一種贏家通吃的資本主義，特點是巨大的族群差別，不僅允許而且獎勵金融違規違法；一種種族主義的資本主義，它無視這樣的事實，即奴隸制不僅斷然拒絕了給予黑人自由，而且積累了白人財富，造成每年都在擴大的黑—白財富鴻溝——那麼，其中一個原因是美國式資本主義是建立在現存的最低端道路之上的。

（作者簡介： Matthew Desmond ，普林斯頓大學社會學教授；譯者：地球村過客。文章來源：原文刊於《國際紐約時報》2019年8月24-25日，節選自《紐約時報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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