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繪畫題材漫談系列之四十七

寧做太平犬，莫作亂離人。

戰亂頻仍朝代更替的歷史沿革之中，甚至在某些盛世的光鮮靚麗背後，那些背井離鄉流離失所的流民，就像一道漫漶不清的歷史傷疤，在人類文明史上隱隱作痛。這些掙扎浮沉在生存底線的苦難深重的群體，他們不忍卒讀的被忽視的命運，往往只是以數字的形式標記在發黃的正史書頁中某個不經意的角落裡。

現實的悲歌總會以某種形式投射在人們的心靈之上，於是在歷代野史筆記以及詩人的吟詠之中有著不同程度的反映。從屈原的“哀民生之多艱”的喟然長嘆，到一代梟雄曹操的“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的悽然感慨，乃至詩聖杜甫的“國破山河在”“世亂各東西”的悵然悲鳴，還有黃庭堅的《流民嘆》、晁補之的《流民》……等詩歌，這樣痛徹心扉的感觸和發自肺腑的心聲，閃現著人性之中溫暖的光芒。

而在繪畫領域，流民圖的出現呼應了這種感同身受的惻隱之心，在現實主義的畫面真實再現那些卑微弱小的個體身不由己的苦難，進而在畫史上具有一種獨特的力量。大致而言，就中國傳統繪畫來說，抒發心靈的文人畫大多以山水、高士、花鳥等題材來觀照自己的內心，這種理想主義的光芒是傳統繪畫最深厚的價值積澱。除此之外，即使一些反映現實的民俗風情畫，大多也是以歌頌功德的形式展現出盛世的繁華一面，直接以流民為主題的畫作很顯然是一種不被正面認可的離經叛道的逾越禁忌的挑戰，比如北宋時期創作出《千里江山圖》的天才少年王希孟，據說就是因為畫了《千里餓殍圖》而在歷史上留下了被消失的謎團。儘管如此，在此之前的北宋時期大約熙寧六年鄭俠卻創作了一幅《流民圖》而青史留名，據史料記載，這位自號一拂居士的芝麻小官，在新舊兩黨的你爭我鬥中竟然陰差陽錯成為一枚決定性棋子，以一幅《流民圖》和一道《論新法進流民圖疏》而在宋史上留下了自己名字，而且以一圖一疏使新法舵手王安石第一次馬失前蹄而被罷相。不過這幅《流民圖》卻消失在歷史的塵煙之中而不可見，大略可從明人魯鐸《觀鄭俠流民圖》一詩揣摩其大概畫面構成：“旱風吹沙天地昏，扶攜塞道離鄉村。身無完衣腹無食，病羸愁苦難具論。……”不過他開創的這一圖式卻成了一種畫史上的另類經典。不知其後不久王希孟以《千里餓殍圖》進諫是否受其啟發，但卻不幸鑄就了一曲自身悲劇。

其實就流民圖這一題材而言，這樣的畫面構成註定使之只能成為一個毫不起眼的配角，在蔚為大觀的畫史上“白日不到處”獨自寂寞而倔強地存在著。及至明清時期，流民圖這一題材開始呈現出朝野分流的價值屬性，延續此前勸諫價值的如明代楊東明的《饑民圖說》採用了圖文並茂的方式，將萬曆年間黃河故道豫東一帶水患造成了人間煉獄的情景直呈朝廷，這冊《饑民圖說》一圖一文，共分十四幅圖文：水淹禾稼、河衝房屋、饑民逃荒、夫奔妻追、子丐母溺、賣兒活命、棄子逃生、人食草木、全家縊死、刮食人肉、餓殍滿路、殺二歲女、盜賊夜火、伏闕上疏，全面展現了那種荒歲下民不聊生餓殍千里的悲慘境遇，萬曆皇帝閱後大為震駭，及時開展了一系列賑災行動，此圖文可謂善莫大焉。明代萬曆年間陳其猷的《流民圖》也與此類似，一圖一詩。清代康熙年間時任監察御史蔣伊的《流民圖》也是這一主旨的畫作，以旱災圖、水災圖、鬻兒圖、難民賣女圖等十二幅反映不同主題流民圖呈現給康熙皇帝，表現了盛世之下局部災區人民生活的悽慘景象，這樣的圖式的政治性意義是其突出的價值。而除此之外，

那些中下層的職業畫家們出自於人性之中悲憫情懷的覺醒，自覺以自己的畫筆描繪了那些社會中被宏大敘事主題所忽略過濾掉的民生之艱，這樣的流民圖從某種意義上說更具有歷史意義和美學價值，表現出一種非職業性的出自人性本能的一種溫暖的良善之情。比如明代周臣創作的反映乞丐群體的《流民圖》、石崞創作的反映流民遷徙場景的《流民圖》，以及清代閔貞、蘇六朋等民間畫家所創作的流民圖，都是站在民間立場以中下層的視覺去客觀表達流民這一群體的顛沛流離中的喜怒哀樂，沒有故意渲染那種悲情絕望的場景，而是將那種卑微生命群體堅強的努力展現在人們面前。觀看這樣的流民圖，給人有一種笑著哭的感覺，不知不覺中受到一種關於生命關於命運的強烈震撼。

而在清末及至民國時期，內憂外患、兵荒馬亂的歲月之中，自身難保統治者面對流民這一廣泛的群體更是無暇顧及。面對這樣的形勢，諸多畫家本著慈悲情懷和慈善理念，以自己手中的畫筆，將這一人間慘狀繪之筆端，著力喚醒社會各界對這一群體的關注，集聚各方力量對這一群體實行民間自發的救助。在這樣的情勢下，號稱“民國慈善第一人”的清末明初畫家王一亭，曾於1917、1919年多次繪製流民圖用以勸賑，他的流民圖冊採用畫題詩的方式而繪就，吸收和借鑑了鄭俠的流民圖的主題內核，將洪荒中螻蟻般的流民命運一覽無遺地呈現在世人面前，從而喚起人們的內心深處的慈善因子，這種民間力量的介入賦予了這一題材更多的人性本能的救贖色彩，具有一種更深沉的悲天憫人的情懷。而蔣兆和民國時期1943年所創作的《流民圖》更是具有一種史詩般的寬闊視野，這幅長卷以水墨設色的方式，以戰亂中的殘垣斷壁為背景，以深沉的筆觸和真摯的現實主義手法，刻畫了一百多個形態各異的難民形象，具有強烈的視覺震撼力，畫面中充滿著一種對戰爭的控訴和對正義的呼喚之情，這種更具現代意識的人文主義色彩使這幅畫當之無愧地成為一幅劃時代的傑作，甚至可以說在近現代畫史上具有獨一無二的標誌性歷史地位。

流民圖這樣一種題材，在傳統繪畫領域之中與生俱來帶有一種獨特的價值，蘊含其間的人性之光是其始終如一的價值內核，而從一開始的俯視視覺發展至後期的平視視覺，更昭示著一種現代意識上人文主義精神的覺醒，這種悲憫而雄渾的力量從某種意義上說具有一種永恆的標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