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不只有足球和探戈，還有一幫“瘋作家” 國際頭條網

近幾年，拉美“文學爆炸”的作品也在中國掀起了閱讀熱潮，那些充滿幻想、繞著螺旋的時間線飛奔的小說，讓人感受到一股奇特的魅力。但在這些色彩絢爛的作品裡，有一個地區的文學作品要比其他地方更加古怪，那就是阿根廷。

在20世紀，阿根廷和他周邊的拉美國家一樣，經歷過獨裁統治，經濟崩潰，整個國家都在遭受貧困、民族獨立、工人福利待遇等多種問題的撕扯。然而在阿根廷，人們的精神似乎並不願意陷入到這種困境裡。烏拉圭作家愛德華多·加萊亞諾曾經描述過拉美各國在20世紀的狀況——“在哈瓦那：萬物皆可起舞”，“在墨西哥：給總統最低工資，讓他了解人們的感受”，“在里約熱內盧：人要是害怕活著，就不會出生”，而阿根廷則變成了“在布宜諾斯艾利斯：我好我，所以把飠吃了”。

談及阿根廷作家，基本都是如下這種德性：自幼嗜書寫作，通兩三種語言，成天廝混於書店或圖書館，對宇宙、時間、數學這些話題有著莫名其妙的濃厚興趣，寫起小說來天馬行空。儘管那裡也有一批立足現實的寫作者，如愛德華多·薩切裡，馬丁·卡帕羅斯等等，可在文學成就上，他們無法與博爾赫斯、科塔薩爾、塞薩爾·艾拉等人相提並論。後者們其實也有強硬的政治立場，但那似乎只能充當發表在報紙上的小匕首，在寫小說時，他們從不讓這些現實因素浸染故事的氛圍。閱讀其他國家的文學作品時，瞭解背後的歷史場景是必要的，但面對阿根廷文學時，即便對高喬史詩和庇隆主義一無所知，也不會對理解一部作品產生什麼影響。

這些讓阿根廷文學具備了某種奇特的辨識度。它們總能以最飄逸的方式喚醒讀者的想象力，熱情華麗的文化氛圍以及它在20世紀孕育出的幻想浪潮，在用另一種方式告訴人們，沒有任何東西能壓抑人的靈魂。

撰文 | 黃韻頤

十九世紀先聲

怪談、誌異、偽科幻

布宜諾斯艾利斯永遠不缺奇聞軼事。從博爾赫斯到科塔薩爾，再到幾代後的塞薩爾·艾拉，阿根廷文學似乎總籠罩在一種奇異的幻想氛圍中。阿根廷小說家、散文家埃內斯托·薩瓦託曾借筆下人物之口感嘆，阿根廷幻想文學的質量和重要性令人頗為驚奇。胡里奧·科塔薩爾則攤手錶示，他也不知道為什麼拉普拉塔河流域如此盛產幻想文學作者。當代阿根廷作家安娜·瑪利亞·舒阿更直接聲稱：“很大程度上，阿根廷文學就是幻想文學。”

舒阿的斷言或顯誇張，畢竟縱觀二十世紀阿根廷文學史，幻想文學的確也只是文學傳統中的一支。與之相對，另一支更為“現實主義”的潮流一直存在，強調關注現實、批判社會、反思歷史。羅貝託·阿爾特、埃內斯托·薩瓦託、曼努埃爾·普伊格、裡卡多·皮格利亞等諸多同樣聲名在外的阿根廷作家，較之幻想文學的脈絡，他們更貼近這一側。其中一些作家甚至明確反對文學創作過分沉浸於幻想的傾向，認為它等同於逃避現實，甚至有不道德之虞。

但客觀而言，幻想與遊戲的確是阿根廷及其所在的拉普拉塔河流域文學最鮮明的特徵之一。幻想小說在阿根廷文學中不僅比重不小，且歷史源遠流長——這條傳統在十九世紀就初露端倪。

雖然在十九世紀的阿根廷，表現地區特色、細緻描畫當地風土人情的地域主義和風俗主義，以及聚焦潘帕斯草原上高喬牧民生活的高喬文學仍佔據文學主流，但某些作家，如萊奧波爾多·盧貢內斯、愛德華多·拉迪斯勞·霍姆伯格等，已開始在短篇小說中構造神奇的想象世界。他們的幻想小說表現出霍夫曼和愛倫·坡作品的痕跡，懸疑、恐怖色彩濃重，同時受到時興的唯靈論和精神病理學影響，熱衷於表現自然和心理的反常現象，整體近乎怪談誌異或“偽科幻”小說。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一方面，自然科學的發展、熱衷尋求科學解釋的實證主義的興盛為這些作品披上一層類似“科幻”的外衣，如霍姆伯格在《奧拉西奧·卡利邦或機器人》裡製作精良的人偶，人類在它們面前產生對存在真實性的思考與焦慮。另一方面，幻想故事中的世界又被非理性的神秘力量所支配。在霍姆伯格的另一部小說《奈莉》中，情人間的心電感應竟能跨越距離與生死。

而在盧貢內斯筆下，這種神秘氛圍有時還會染上現代主義的感傷色彩，幻想元素融於永恆的悲傷愛情主題。他的短篇《一隻蝴蝶？》便是一例：一對相愛的表兄妹因女孩兒要去法國上學傷心分離，兩人分開以後，男孩愛上捕蝶，因沉迷於這項新愛好而漸漸忘記了女孩。某天，他捉到一隻心悅的藍斑白蝴蝶，想將它釘成標本，蝴蝶卻掙扎數天不肯死去，原先美麗的鱗粉也逐漸脫落消失。末了，男孩失望地將蝴蝶放走，看它消失在風裡。而在遙遠的法國，女孩則陷入抑鬱，愈發蒼白虛弱，終於有一天在小床上神秘地死去，胸口與背部赫然是與蝴蝶同樣的傷痕。

二十世紀

幻想萬花筒

如果說幻想小說在十九世紀的阿根廷尚屬星星之火，那麼到了二十世紀，這一文類終於不再限於幾個名字下的幾部作品，在阿根廷真正形成了燎原之勢。

新世紀的阿根廷文學尋求對傳統的反叛，從過去的桎梏中解放。傳統的“現實”與“現實主義”概念受到質疑，許多小說家不滿於僅做生活忠實的記錄者與抄寫員，意圖與“小說等於現實主義小說”的傳統觀念決裂，致力於探索另一種觀照與表現現實的新方式。適逢其時，歐洲傳來了新的作品與流派，為阿根廷作家們提供可供參考的楷模和激發靈感的素材：喬伊斯、普魯斯特等人的作品成為重要的影響源頭，推動創作者們以新的方式表現時間與記憶，更多地關注內在的心理現實；二十世紀初西歐興起的達達主義和超現實主義的傳入則激發了文學形式的革新，拓展了小說的想象空間。

與此同時，文化的交流與融合令新世紀的阿根廷小說表現出強烈的世界性。阿根廷——尤其是布宜諾斯艾利斯——擁有得天獨厚的文化多樣性，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共有數百萬來自西班牙、意大利、俄羅斯、法國等歐洲國家的移民徙居阿根廷，其中相當大一部分選擇布宜諾斯艾利斯作為目的地。至1936年，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外國人口比例高達36%。移民與本國居民之間交往、通婚，文化習俗與傳統彼此交融，阿根廷逐漸成為名副其實的文化熔爐。與此同時，歐洲對東方文學、哲學、歷史作品的翻譯也為小說家提供了日益豐富的想象素材，如卡爾·弗里德里希·紐曼1831年翻譯的英文版《靖海氛記》、弗蘭茨·庫恩1932年翻譯的德文版《紅樓夢》就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了博爾赫斯的創作。

布宜諾斯艾利斯市中心聳立的白色方尖碑，是城市地標性的存在。

受先鋒派潮流的影響，20世紀20年代的阿根廷文壇出現傾向相異的兩個派別：佛羅里達派（Grupo de Florida）和博埃多派（Grupo de Boedo）。兩派分別以《馬丁·費耶羅》雜誌和《明晰》雜誌為中心，都表現出明顯的先鋒色彩，區別在於前者更偏精英視角，關注藝術形式的革新，後者則持鮮明的左翼立場，主張文藝應貼近社會現實，尤其應關心社會底層群體。

《明晰》雜誌

博爾赫斯雖然當時未將自己歸入其中特定一方，其藝術追求卻更貼近佛羅里達派一脈。他一度為《馬丁·費耶羅》雜誌撰稿，之後便轉戰女作家維多利亞·奧坎波創立的《南方》雜誌，並由此結識後來的友人阿道夫·比奧伊·卡薩雷斯和西爾維娜·奧坎波。自30年代至70年代，三人先後創作了大量帶有幻想色彩的作品，且風格有相似之處：智力型的精巧建構，知識分子的博學。博爾赫斯和比奧伊·卡薩雷斯還都是偵探小說重度愛好者，熱衷於將探案解謎元素融入自己的幻想小說。另外，三人還一起編纂了《幻想文學選集》，選集收錄的幻想小說跨越不同時期與國家，對這一類型地位的鞏固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也為日後許多阿根廷作家的創作提供了養分。

《馬丁·菲耶羅》雜誌

到20世紀六七十年代，一方面，古巴革命的勝利在拉美左派間激起高漲的樂觀主義情緒；另一方面，冷戰態勢加劇，軍政府獨裁政權在拉美國家先後建立。在這樣的背景下，拉丁美洲文學進入了所謂“文學爆炸”的繁榮時期（事實上，“爆炸”這一說法帶有強烈的西方中心主義色彩，因其暗含的貶義——“爆炸”當然無法長久——而被許多拉美作家抵制，因此絕非最合宜的形容，但鑑於它已被文學史廣泛採用，姑且將其用作這一時期的定語）。自50年代到70年代，庇隆政府與軍政府不斷交替掌權。1976年，軍人再次建立獨裁政府、豪爾赫·魏地拉將軍上臺後，阿根廷進入了歷史上最為黑暗的時期。直至1983年的選舉，魏地拉的獨裁政權方告終結。這一時期的阿根廷文壇以反映社會歷史現實的作品為主。但隨著民主政府的重新建立，社會局勢逐漸恢復正常，也有部分新生代作家繼承以博爾赫斯與科塔薩爾為代表的幻想文學傳統，以豐沛想象力探索現實以外的維度，其中在出版界最為成功的便是1949年出生的塞薩爾·艾拉。艾拉風格與兩位前輩大相徑庭，更為大膽、誇張、不受束縛，挑戰讀者的閱讀期待與接受極限。他的作品多創作於世紀之交，正是大眾媒體影響與日俱增的時期，電視節目、肥皂劇時常構成他小說中人物生活場景的一部分。

新幻想的可能性

艾拉之後，新一代作家繼續探索幻想文學創作的可能性：吉列爾莫·馬丁內斯承襲博爾赫斯對數學與幻想的糅合，薩曼莎·施維伯林重新挖掘幻想奇異外表下隱藏的恐怖，巴勃羅·卡查德希安則將幻想中的荒誕元素推至極端……這份名單難以窮盡，但大致反映出這一文學傳統在阿根廷仍經久不衰。

從博爾赫斯的知識分子幻想，到科塔薩爾的日常便攜式幻想，再到艾拉的坎普式“俗”幻想，阿根廷的幻想小說愈來愈與生活不分彼此，世界可以在想象與真實兩端間自由滑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