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卿曾經這樣評價曹可凡，說他做了很多“不務正業”的事兒，寫書、唱京劇、唱越劇、畫畫、拍電影、拍電視劇。
其實，就連做主持人，也是曹可凡最初“不務正業”的結果。
曹可凡上的是醫科大學，研究生畢業後留校做了老師，帶過幾年學生。但是他一直喜歡文藝，大學時就通過比賽，成了上海電視臺的節目主持人。甚至放棄了能成為一名醫學教授的可能，而選擇做專職主持人。
人物攝影/新京報記者 郭延冰
我從小就喜歡錶演，我這個人模仿能力特別強，別人的聲音、方言都學得來。要問我主持和演戲有什麼不同，那就是完全不一樣，演戲對我來說吸引力是什麼？這個東西我不大懂，我永遠對我自己不懂的事有興趣，我希望把它弄懂。——曹可凡
最近，在熱播電視劇《老酒館》中，曹可凡又搖身一變，成了日本酒客，“最開始定妝時，連我自己都沒認出來。”而對演戲這事是如何開竅兒的，曹可凡說要感謝兩個人，一位是張藝謀，另一位則是侯孝賢。
村田，其實和寅次郎有點像
曹可凡在《老酒館》中飾演了一個生活在中國的日本農民村田，他喜歡去陳懷海（陳寶國飾）開的老酒館喝點小酒，因為老酒館裡都是中國人，所以每次去前他總是先換上中國服裝。曹可凡特喜歡《寅次郎的故事》，他覺得村田和寅次郎有點像，“都不端著，特別接地氣。”
“他其實就是一個很普通的日本農民，是被日本政府騙去東北的。為什麼那麼愛喝酒呢？因為有一次他在東北的雪山裡迷了路，當地村民發現他，就用白酒幫他擦身體，才把他的魂找回來。所以他對白酒有兩種依賴，一個是物質上的，覺得中國酒不太一樣挺好喝的；第二，他覺得是種敬畏，他的命是白酒給救回來的。”
電視劇《老酒館》
接演村田，對曹可凡來說，完全是一個偶然。在這之前，他和陳寶國有過一次拍戲上的合作，當時也是出演高滿堂的作品。有天陳寶國身體抱恙，曹可凡學醫出身，認識不少醫生，就幫忙聯繫了當地的醫院和醫生給陳寶國做檢查。
檢查那天，是高滿堂陪著陳寶國去的。等待的空當，兩個人一起喝咖啡，“不甜不鹹的，我們便聊起了天。滿堂老師是一個很敏感的人，他坐在那兒突然停下來，我說你幹嗎，他看著我好長時間，說‘我在寫的一個戲，有個日本農民你來演嗎？’”曹可凡當時有點受寵若驚，“一個日本農民？中國農民我也沒見過幾個。”
而高滿堂看中的正是曹可凡身上與角色一樣具有的喜感，“一般人不會找我演這樣的角色，總是讓我演知識分子，或者工程師、老師、醫生，突然覺得這是個驚喜，但也會覺得壓力陡增。”
後來兜兜轉轉，劉江導演接了這個本子，他第一時間給曹可凡打去電話，“這個角色戲不多，就像茶館一樣，茶客跑來跑去，酒客跑來跑去，就佔一段，但是故事很完整，從出現到結束，在有限的時間裡面，很難得。”
演戲，得益於張藝謀一句話
曹可凡第一次真正演戲，是在張藝謀的電影《金陵十三釵》裡，當時張藝謀教了他一個快速抓住角色的方法。“他給我舉了個例子，拍《秋菊打官司》時，他跟鞏俐說你就抓住一個字，慢。因為秋菊正懷著孕，所以她做什麼事都很慢。起身、坐下來都要慢。”
出演《金陵十三釵》中的“孟先生”時，曹可凡給自己找的點是“苦”，“心裡苦。他為什麼給日本人幹活？為了救閨女，但閨女不理解他，所以貝爾演的角色曾說，你的女兒會感謝你是個好爸爸，但他卻說，在我女兒眼裡我是叛徒。”
電影《金陵十三釵》劇照
這一次在《老酒館》裡，他同樣是用了這個方法，“《老酒館》裡我就抓一個字‘嬉’，裡面刪掉了一點戲，有點可惜。講的是村田為了出去喝酒，不敢穿日本人的服裝，所以會找個地方先把衣服換掉，再去喝酒，回家前再把衣服換回來。”
而演村田，對曹可凡來說難的是“喝酒”，因為生活中的曹可凡，幾乎很少喝酒，“我只能稍微喝點紅的。但我喜歡觀察人，特別是饞酒的人。”
他記得有次和朋友吃飯，酒桌上有朋友的上級，也有部下，朋友會想各種方法讓別人喝酒，“其實他就是饞酒，我一直觀察他醉態的樣子。其實我在腦袋裡儲存了很多這種典型的人物，需要的時候，就會把這個人物提取出來。”
電視劇《老酒館》
這個方法，曹可凡則是“偷學”於侯孝賢。當年，曹可凡去臺北採訪侯孝賢，“他打了個出租車就過來了，說他平時上班都坐公車，我問為什麼？他說因為公車裡，人不是很多，他在公車裡可以觀察各種各樣的人，車裡的人，馬路上走的人，然後把他們儲存到腦子裡，創作的時候，就拿出來用。”
曹可凡覺得，到了自己這個年紀，才開始演戲，在技術層面上和專業的年輕人相比都是缺乏的，因為沒有接受過系統訓練，“表演是個技術活兒，我只能靠人生閱歷來彌補，你經歷過的人和事都會成為你創作的來源。”
兩次合作，發現陳寶國的秘密
《老酒館》算得上是曹可凡和陳寶國的第二次合作了。在他眼裡，陳寶國是個嚴厲的人。
“他對別人、對自己都很嚴厲。他拍戲時基本不帶劇本，我們對完戲後就把劇本丟了。合作上一部戲的時候，他有大概一整頁紙的臺詞，幾乎沒卡過一次。”
此外，陳寶國拍戲時對現場的要求也很嚴，視野裡面不準有亂七八糟的東西，不能有人隨意走動。在這個劇組，攝像、燈光，包括群演都不能玩手機，所以這個時候演戲是一個非常投入的狀態。
電視劇《老酒館》拍攝期間，與陳寶國對臺詞。
曹可凡說，現在有很多演員，尤其是主演，都不會給對手戲演員搭戲。“基本上，拍完自己的部分，就撤了，但寶國老師，即使這個鏡頭沒有給到他，但在拍他的近景或特寫的時候都是一模一樣的，他會把你帶到戲裡，尤其對我這樣沒有經過表演訓練的業餘演員來說，是很有幫助的。”
“而且，我還發現了他的一個秘密，他有本新華詞典總是隨身帶著，搞不清楚就趕緊查。”
曹可凡以前不知道，有天，他問陳寶國這本詞典是誰給他的，陳寶國說他拍戲一般都會帶在身邊，只是不拿出來。
“很多人見到寶國老師會覺得他有點高冷，其實他內心是一個很熱情的人。”
早年間，曹可凡作為主持人，第一次採訪陳寶國時特緊張。“我是通過滕文驥導演約到他的，因為他不肯接受採訪。我就跟滕文驥說‘你別走，萬一他半道生氣怎麼辦’。後來陳寶國一直拿這事兒笑我，說‘曹可凡害怕我發脾氣，把滕文驥押在那兒了’。現在熟了，發現他人特別好，像一個大家長，大哥哥一樣，讓人踏實。”
【人生事】
靠迷你版《可凡傾聽》
——醫科生“轉型”
曹可凡上學的時候就對文藝很感興趣，“其實我們家族沒有任何文藝基因。”尤其是改革開放初期，譯製片那些高超的配音技巧，讓他著迷，甚至一度想要成為一名配音演員，“那個時候，還讓我媽找朋友到上海譯製片廠諮詢，看看我有沒有這方面的潛質。”朋友幫忙找到了配音演員翁振新老師，他對曹可凡的評價是：這孩子聲音不錯。“但是無論幹什麼，文化素養是最重要的，所以我最後還是先去考了大學。”
因為家中世代從醫，所以曹可凡選擇了醫科大學。大學期間，正好趕上上海電視臺要創辦一檔節目《我們大學生》，到各高校裡選主持人。“我當時是學生會副主席，分管文藝，電視臺的通知發下來，我稀裡糊塗也沒準備就跑去面試了。”
到了，曹可凡才發現，人家都是復旦、華師大、上海交大的，“像我們這種專科學校的學生特少，而且那些文科生都是口若懸河的，特能說，我們就顯得有點木訥。也沒有什麼手藝，就背了一篇文章，朱自清的《荷塘月色》。然後通過了初試、複試，最後進入決賽。”
決賽要求每位選手設計一個七八分鐘的節目，“當時央視有檔節目叫《觀察與思考》。我有個同學就是很典型的被討論對象，他有很多小發明，還申請了國家專利，但是學習成績不是太好。針對這樣的學生算不算好學生在學校裡有過爭論，我覺得這個題目拿出來討論一下，就挺好的。”
現在回想起來，其實當時就是設計了一個《可凡傾聽》的雛形版，“我要找一個採訪對象，想到了一位教授叫王一飛。他教我們組織胚胎學。其實那個時候他已經是學校副校長了，也不認識我，但他是學校裡公認上課最好的老師之一。”
曹可凡就這樣去敲了校長的門，校長人很好，立刻就答應了。“決賽直播那天的評委會主席是孫道臨先生，當天的討論非常成功，因為我們老師真的很能講，而且學識淵博，整個節目顯得很成熟。我因此拿到了第一名，做上了這檔欄目的主持人。”
大學老師跳槽做主持
——同樣遭遇“冷板凳”
在上海電視臺除了主持《我們大學生》，曹可凡還參演錄製了一些專題性節目，比如後來的《詩與畫》，“那是我第一次獨立做節目。”曹可凡說自己也算是運氣好，有一次，他坐公交車到臺裡錄節目，快到站的時候，有人在背後拍了他一下，一回頭，那人問：你是曹可凡嗎？“對方說自己叫鄭大禮，是我們臺的導演，也是著名電影導演鄭君裡的兒子。他問我會做文藝晚會嗎？我以前在學校經常做，就說會。他又問我在臺裡做過嗎？我說沒有。他說那你怎麼知道你會，我說這不是差不多嗎？”
那時家裡都還沒有電話，更沒有手機，有一天家門口的公用電話亭找曹可凡，說有他電話，他噔噔噔地跑過去一接，正是鄭大禮導演，說臺裡有個晚會，要他馬上去一趟。“那臺晚會，就是1986年上海電視節會歌的評選晚會，谷建芬老師的《歌聲與微笑》，就是在那臺晚會上評選出來的。”這事兒之後，曹可凡的主持事業愈發順利。但此時，他也面臨著大學畢業，是否要去醫院工作。考慮再三後，他覺得自己無法一邊做主持一邊當醫生，所以選擇了考研。
“我還是去找了當時幫我做節目的王老師，我說我想考你的研究生。老師說我瘋了，因為當時我有一門課都還沒有學過。結果，老師給我補了三次課，每次兩個小時，我就把那本書給磕下來。”
研究生畢業後，曹可凡選擇了留校，“所以現在上海很多醫院的主任、副主任都是我的學生，好多院長、黨委書記是我的同學。”
曹可凡曾在電影《左右》中客串過醫生角色。
電影《擺渡人》
電視劇《愛情的邊疆》
1995年，上海電視臺有個機會可以給曹可凡轉正，“我的醫學導師是個非常開明的人，他說根據他對我的觀察，我將來做教授完全沒問題，但是要做醫學科學家，懸，因為個性太活躍。他覺得一個人選擇職業，應該把自己的能量發揮到最大，所以他也贊同我跳槽。”
棄醫做主持人之後，曹可凡也遭遇過一段“冷板凳”時期。“我一直跟我的同事，我的學生說，你不要小覷那些你不順利的階段，往往它可能是另一個新階段的開始。”就在曹可凡第一個事業低潮期，上海電視臺突然分出個新“山頭”上海東方電視臺，“規模很小、人很少，但是可以做很多節目，讓我反而迎來了第一個黃金期。”後來有段時間，曹可凡沒什麼事情做，有人找他拍戲，他就去了，從此又開闢出來一條演戲的出路。
新京報記者 張坤玉
人物攝影 郭延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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