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不走無名之路，才子不登無情之山。”這句話得自山東東阿小魚山下，那裡是七步成詩的曹子建長眠之地。後來，與東坡赤壁的朋友見面，又將這話寫出來交給他們，作為對聯用在坡仙亭前。人間之事，絕對到百分之百的從未有過，反而是三七開、四六計和對半分等最為常見。英雄與才子也是如此，天下第一豪傑項羽，被人提及最多的是與虞姬訣別時所寫才情滿懷的詩句。到了被太多人奉為天下第一才子的蘇軾這裡，事情又顛倒過來，明明是靠文章來立世，卻被後人塑造為君臨江河湖海空前絕後的英雄。
在黃州，人們越來越愛將蘇軾作為中心來討論這片地域上的文化，這有著樸素的道理。一方面，蘇軾所處的宋代，距今一千多年，再上溯一千多年，正好是中華文化興盛的發端，其承前啟後的意義遠非其他可比。另一方面，蘇軾身上濃縮了人生中最典型的兩種超級能量，文韜與武略。武略就像赤壁山臨水朝北的那一面，陡峭而險要，文韜是那背水向南的另一面，舒展而閒適。這正是高峰與小山包的大不同。
蘇軾來黃州之前，世人尚未將“豪放”二字標誌於斯。如果僅僅是因為黃州人文地理豐富瑰麗，能使一個人的才情空前煥發，那麼唐朝杜牧更早來到黃州，而且是最高長官，襟懷氣度應當無限接近於地方上的王者，為何終與“大江東去”擦肩而過？如果不算那兩首為是否寫於黃州而受爭議的好詩，以其他作品對比《黃州府志》中那些土生土長的詩詞，並沒有高下之分。再有大宋初立時的王禹偁，個人經歷與杜牧八九不離十，到頭來也就留下一篇《黃岡竹樓記》，還被怎麼看也有模仿痕跡的《醉翁亭記》遮蔽了光芒。
近代以來，以黃州為中心的黃岡一帶，斯文與英豪並存、才子與將帥同在的格局，顯得格外突出。只是，談論客觀的多，研究血脈的少。回看蘇軾，在汴京城中是那樣斯文，為何以貶謫之身到了黃州，反而豪情萬丈，千古風流？說他是日日夜夜與長江做伴，畢竟這樣的夥伴，杜牧和王禹偁都先他做過了。二位前賢不曾有的東西，蘇軾卻能鬧出面目全新的鉅變，大概只怪杜牧、王禹偁是西安人和濟南人，而不是巴蜀之地的眉山人。
史籍有著清晰的記載，秦統一中國後，巴人常常興兵發難，且屢敗屢戰。那一年，東漢朝廷大軍再次得勝班師回朝時，將八千兵頭將尾的巴人骨幹，押遣到鄂東五水之間安頓，意圖用無險可守的山水消磨其野性。事實證明，這一舉措是成功的。之後，這些巴人雖然還有過一段時期的暴烈行動，終究不再構成戰略威脅。反而是鄂東五水，在季節更替中以自然之力製造了災難。好日子過得人舒坦，艱難時世又要溫習鋼筋鐵骨。時至今日，巴人稱謂早已不在了，但五水還在，巴人奮勇豪邁的性格，還在五水河畔芸芸眾生的血脈中流淌。從巴人放逐的東漢，到蘇軾貶謫的北宋，前後不過幾百年，那期間，五水之間的黃州性格，巴人的東西更多一些。這對生長在巴蜀之地的蘇軾來說，是他鄉遇故知，發現了自己骨子裡“門前流水尚能西”的英雄潛力，實在是三生有幸。由此判斷，蘇軾是在不知不覺中，將黃州當成了故鄉。沒有了京城的種種約束，已經是很次要的了，重要的是自身血脈與黃州性格的高度契合，如虎入深山，如魚兒得水，如鷹擊長空，如遊子還家，本來就是天下了不起的才子，又發現之前被塵世俗務遮蔽的情懷，筆下文章也就渾然如不盡長江滾滾來。
後來者多將蘇東坡在黃州研習廚藝，給世上留下一道名為東坡肉的美食作為美談。往深處看，這本是一時的無奈之舉。宋時食物以羊肉為第一尊貴，牛肉第二，而吃豬肉的人是要被嘲笑和瞧不起的。可嘆蘇軾囊中羞澀，又好面子，唯有將自己的才情投資進去，給豬肉披上藝術的外衣，也是給自己治療內傷，同時將黃州及黃州以遠的粗俗幻化為斯文。如此掌故，所對應的不再是時勢造英雄，而是英雄造時勢。時勢之下，草莽中也可以蹦出英雄來，然而能夠造時勢的英雄非才子莫屬。
一切文化的作用都是為著讓歷史與當下實現無縫連接，就如一代代人通過遺傳進行天然的承續，同時新創出同樣天然的空前奇妙。世上有說，黃州之地文武英才輩出，殊不知天下英雄莫不是才情滿滿，天下才子全在於雄心勃勃。
英雄是才子的情懷，才子是英雄的血脈。
作者：劉醒龍；本文為《黃州赤壁文化叢書》總序，該叢書即將由武漢大學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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