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貴州，曾經“地無三尺平”的殊境，令諸多久遠的文化得以留存。絢爛文化的基石，是尋常百姓祖祖輩輩的的日常與勞作。
黔山深處，“非遺”蘊藏豐厚，這些從歷史中迤邐而來的人和故事，世代傳承、生生不息。
布依族經典歌曲《好花紅》
20世紀50年代，我有過一段“追星”小史——在南明堂附近，經常能夠見到一位著少數民族盛裝的女歌手羅秀英。她是惠水苗族，在北京的某歌舞團唱歌。聽了電臺播放她唱的歌曲《好花紅》，我們幾個中學生都為那婉轉悠揚的曲調所陶醉，並常常尾隨在她的身後悄悄模唱。 歌唱家羅秀英 網絡圖片
我中學畢業前夕，與一支來自惠水的文藝代表隊在貴陽市文藝會演的舞臺上同臺競藝。他們演出的是一個小歌劇《惠水桔子紅》，配唱的曲調就是優美動聽的《好花紅》。惠水的演員見我們在後臺哼起了她們的歌，興奮得抓了一大捧做道具的金錢桔往我們手裡塞。
《好花紅》是一首曲調悠揚、抒情風格濃郁的布依族民歌，已在黔南、黔中布依族地區流傳數百年。在貴州的貴定、龍里、平塘等地，都有內容相同、唱腔各異的《好花紅》流傳；在《中國民歌集成·貴州卷》中，就收入了6首《好花紅》。《好花紅》已經成為布依族的一種獨特文化。
同聲高唱《好花紅》
《好花紅》是土生土長的民間歌曲經專家藝術加工、媒體傳播而得以流行的一個範例。這對於我們探討貴州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走向全國，走出國門，都可資借鑑。
合唱《好花紅》 楊成利 攝
其一，民間音樂素材本身的魅力。以山清水秀來形容惠水，似乎太一般了；惠水縣域處處有景，名副其實。美麗的山水注定了它與民間藝術的久遠淵源。早在兩百多年前，《好花紅》的優美曲調就在惠水布依族鄉間流傳了。刺梨是貴州特有的野果，它的花兒粉團團的，雨雪風霜，依然嬌豔。布依人詠唱刺梨花的濃郁的抒情風格在民間音樂中獨樹一幟，它與中外歷代作曲家筆下或歡快、或激昂、或憂鬱、或安寧的抒情風格相比，顯得更加質樸、大氣，更有一種來自民間親切、自然的韻味。這婉轉悠揚的曲調，是布依族人祖祖輩輩傳承下來的最獨特的音樂創意。
布依族語言有三個土語區，惠水介於第一和第二土語區之間，處於經濟較為發達的貴州中部。這裡各民族交流相對頻繁，因而這首民歌是用漢語演唱的，而且歌詞非常講究，在反覆迴旋中顯得寓意深長。
合唱《好花紅》 楊成利 攝
其二，專家深入生活採風的成果。一個無文字記載的民間口傳作品如果沒有專家的介入，它即便在民間流傳了千百年，也難以被本文化圈之外的民眾所認識。而《好花紅》的流傳，則有一連串的幸運——早在1953年，我國著名作曲家羅宗賢和貴州省歌舞團的黃江帆、曹玉鳳等到惠水縣毛家苑採風，聽到了王昌吉等幾個青年唱的《好花紅》。作曲家們經過記譜、整理，向社會推出了此曲。1956年是一個文藝百花齊放的年份。那年惠水縣舉辦了第一屆工農業餘文藝會演，毛家苑的布依姑娘秦躍珍、王琴惠兩位歌手便演唱了《好花紅》。前來觀摩的省裡專家，又以此為素材進行二度創作，使得《好花紅》曲調變得更加悠揚動聽，更有藝術感染力。
惠水縣好花紅鎮好花紅村群眾合唱《好花紅》
龍元彬 攝
其三，傳播的力度。這是藝術生命力不可或缺的要素。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音樂作品最有力的傳播工具是電臺。1956年，省廣播電臺將《好花紅》的錄音播放全國，羅秀英等歌唱家在海內外的演唱，使它走上了更大的舞臺。進入21世紀，惠水縣每年舉辦《好花紅》藝術節，2001年，縣政府在巖輝大橋之東豎起了“好花紅故鄉”的石碑，在橋西建起了“好花紅歌亭”，這裡成為布依族和各族民眾節日對歌、賽歌的場所。
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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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用現代藝術傳播的眼光來審視，《好花紅》傳播的水準還有待提高，力度還有待增強。它山之石可以借鑑——巴黎著名的通俗藝術薈萃之地蒙馬特高地、意大利威尼斯的聖馬可廣場，那些用吉他演唱的小群體，對各種音樂、各種演唱、各種風格的作品都有高水準的展示。在流行樂演唱的間隙，還有人高唱馬賽曲。這種通俗活潑的、不拘一格的形式，有極大的吸引力、傳播力，而且經得住音樂家耳朵的檢驗。圍繞《好花紅》這一非物質文化遺產，還有文化產業發展的巨大空間。
一起聽聽閻維文演唱的《好花紅》
編審：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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