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克服“福利官僚主義”
傳統福利國家的一大弊病就是過度行政化和官僚化，而“基本收入保障”制度的優點就是“簡單”，直接發錢，不附帶任何限制條件。雖然有批評指出，這種無差別無條件的收入分配製度會導致一些不應得的人獲得國家補貼，例如富人和好吃懶做的人。但問題正在於在區分和鑑定“誰應得”和“誰不應得”時，原來的福利制度僱傭和供養了一大批的行政官僚。例如在荷蘭的奈梅亨市，每年的福利支出約為8800萬歐元，但單單福利部門的運轉經費就需要1500萬歐元。
在原來的制度下，申請人要花大量的時間確認自己的申請資格、瞭解申請程序、填寫複雜的表格、經歷繁瑣的行政核查，最後拿到一張看不懂的計算公式和結果，還要被迫參與政府組織的各種義務工作。相應地，需要一個龐大專業的福利部門來監督、管理和執行此事。支持者認為如果實行基本收入制度，福利將定額定期發放，從而繞過大量複雜的行政程序，同時大大精簡官僚隊伍，減少行政管理成本、提升行政效率。這也是為什麼很多右派保守政黨也開始支持此項改革的原因，這滿足他們對“小政府”的期待。
2、免於匱乏的自由和尊嚴
原來的福利國家體制對窮人缺乏基本的信任，其預設是“窮人拿了國家錢就不會好好幹活”，因此創設了各種複雜的監督懲罰機制和附加條件。例如必須完成每週固定小時的社區服務，必須參與政府組織的就業輔導和培訓，必須定期彙報找工作的狀況，如果沒有按規定履行，福利將被收回。更有甚者，像荷蘭鹿特丹市要求福利申請人先服務後拿錢，例如穿著橙色馬甲指揮交通。結果“welfare state”變成了“workfare state”，管控不僅導致福利機構官僚化，而且讓救助對象失去生活尊嚴，感覺不被政府和他人所信任。同時，強制的工作時間也限制了他們去尋找其他工作的機會。
基本收入保障在解決貧困問題上立竿見影，其支付的補貼將滿足窮人的基本生活需求，讓社會弱勢群體獲得“免於匱乏的自由”。更重要的是，無條件的收入保障有助於維護窮人的尊嚴以及他們選擇其他工作的自由。改革者們相信，獲得基本收入的人不會窩在家裡喝啤酒看電視，他們會沒有後顧之憂地去尋找更滿意適合的工作，這也是芬蘭和荷蘭的社會實驗試圖要證明的。可以說，基本收入制度試圖打破原來福利國家的人性假設。
3、應對“第四次工業革命”
一個更具前瞻性的考慮是，第四次工業革命（例如工業4.0和smart factory）將帶來人類生產方式和就業方式的革命性變化，原來的福利體系已經無法適應新的社會需求。
隨著人工智能和機器人的大量開發和普及，原來製造業中的大量工作崗位（特別是機械性勞動）將被機器所替代。一方面，大量的產業工人可能將面臨群體性失業，如果沒有基本收入的兜底保障，將會引發大規模的社會動盪。另一方面，工作方式的升級需要更加靈活機動的就業方式，提供基本收入保障可以解除大家一定的後顧之憂，從而投身到更有創造性的工作當中，帶動社會的活躍和創新。
在上一波工業化和全球化的浪潮中有許多人被淘汰，淪為社會邊緣，他們把問題歸咎於全球貿易和外來移民，加劇了一國政治的極端化。如果新一波被機器人搶佔工作的“現代化棄兒”無法安頓好生活，或將進一步加劇這些國家的政治極化。從長遠來看，“基本收入保障”是關乎社會穩定、社會創新乃至政治發展的大計。
4、 未來社會全民共有階段的公共必需品
基本收入的嘗試，非常具有現實意義。席捲全球的智能化浪潮，未來很多人工勞動，都會被機器所取代，那麼，大量市民沒有工作、不需要工作，是否會推高失業率，從而使得無條件基本保障，成為未來智能機器人時代，社會保障的公共必需品？
“基本收入保障”作為一種社會理想並非今天才有，早在18世紀美國國父托馬斯∙潘恩就提出過類似的想法。但直到近年來，隨著經濟和債務危機導致的國家財政緊縮、底層反建制運動的此起彼伏、傳統左派政黨缺乏新的話語和政策主張、新的工業革命方興未艾，西方各個國家的政府、黨派、學者、思想家、社會活動家乃至普通民眾都開始重新思考這個聽起來“烏托邦”的想法，並積極開展社會實踐和創新。
芬蘭、荷蘭和加拿大，無條件給公民發錢，其實是春江水暖鴨先知。政府無條件給公民發錢，真正的原因是，迎接即將到來的人工智能機器人，取代大部分白領工作的時代；由智能機器人承擔“服務性工作”的目的在於，把人類從體力勞動中解放出來，從事更多需要創造力、同情心等“人類特質”的“更有趣、更有創意的工作”。
無條件基本收入，本質上可以看做是最低限度的一種全民共有。人類社會生產力發展到智能機器人承擔“服務性工作”，而把人類從體力勞動中解放出來，讓更多人從事更興趣愛好等“更有趣、更有創意的工作”。既然如此，提早未雨綢繆，先給公民發錢，培養他們的興趣愛好、創意和創造力，在未來國際競爭力創造有利條件，殊為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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