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異”是蒲松齡小說題材的突出特點，即描繪奇人，敘述奇事。《夏雪》就寫了 “丁亥年七月初六日，蘇州大雪”的“奇事”。 丁亥年即康熙四十六年（1707），蘇州城竟然在盛夏七月下了一場大雪。這一罕見的自然現象和事件，使百姓深感困惑和不安。
人們認為，雷電雨雪，日月薄蝕，都是上天來昭示世人的罪過，懲罰世人的預兆。盛夏飛雪，可謂天降異象，或有大災，或有大冤。是誰將承受這翻天覆地的大災？是誰遭受了這驚天動地的冤屈？“百姓皇駭”，於是，“共禱諸大王之廟”，大家一起到廟前虔誠祈禱，希望得到明示，有罪的希望得到赦免，有災的希望得到護佑。其中有一個人突然被廟裡供奉的大王附體，他厲聲高叫道：“如今稱老爺者，皆增一大字；其以我神為小，消不得一大字耶？”他指責眾人：“現如今叫誰老爺，前面都加了‘大’字；難道因為我這個神小，擔不得一個‘大’字嗎？”原來這廟裡供奉的神叫“老爺”。聽到“老爺”如此說，“眾悚然”，齊呼“大老爺”，雪立止。文字簡短，其人物與事件也非常簡單。但“眾悚然，齊呼“大老爺”，雪立止”的情節可謂驚心動魄，這個以生活邏輯來解釋是不可思議的情節為作品蒙上一層神秘的玄幻色彩，又如在平疇之中奇峰突起，為作品平添萬千氣象。
這個“老爺”能隨時讓雪降雪停，原來他就是雪神。但在神界，雪神卻名不見經傳；在人間，人們敬畏的是主宰氣象、代天行罰的龍王電母風伯雨師，所以，人們祭祀日月山川風雨雷電。而雪神對於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的莊稼影響有限，因此，他對人們的生活就影響不“大”。 因此，他在世人眼中只是一個老爺，卻當不得一個“大”字。正如低級的官吏在人們眼中的形象。雪神在神界藉藉無名，在人間亦令名不彰，只在蒙學教材《幼學瓊林》提到：“雪神乃是滕六”。雪神滕六雖然地位不高，但他喜歡戴高帽子，喜歡人們叫他大老爺。當他感覺自己的權威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他便惱羞成怒，大發淫威——七月飛雪，不惜“禾皆凍死”!頗有“天子之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的氣勢。從其橫暴的程度來看，他卻當得起這個“大”字。
七月飛雪的大災，竟然是因為人們沒有叫雪神為“大老爺”！可見，稱謂確實是個“大”事。他為此而發雷霆之怒，要對人們快速施罰，他所計較者，只是一個“大”字，他所蒙受的冤屈可謂“大”矣！他雖然廟小位卑，其威其怒可謂“大”矣！他所降下的懲罰可謂“大”矣！如果百姓明白“神亦喜諂”的道理，即使沒有風調雨順之福，也斷不會有七月飛雪之苦。由此可見，稱謂實在是關係著人的生死存亡的“大”事！
對貪官酷吏和邪惡勢力的揭露和批判是《聊齋志異》的一個重要內容，但蒲松齡似乎對下級官吏最為痛恨，因為他一直是在鄉間生活的一介平民，對為虎作倀的狐假虎威的小官小吏這些人最為熟悉，也最為痛恨，認為官家差役之輩 “無有不可殺者也”。 官府爪牙對百姓的荼毒，他有深刻的認識和無限的憤慨，所以，《夏雪》的機鋒所向猶在官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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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雪神一聲“大老爺”，雪便立止，“由此觀之，神亦喜諂。”雪神之喜諂，即官府小吏之喜諂。神在廟堂猶人在官場。
而上有所好，下必趨之，故有“治下部者之得車多矣”的醜惡現象。
所謂“治下部者”，指為逢迎巴結權貴而“吮癰舐痔”之徒。《史記》記載，漢文帝毒瘡發作，紅腫潰爛，鄧通為其吸去膿血，從此得到寵愛，富可敵國。鄧通以吮癰致富而留下惡名。《莊子》中也有一個類似的故事：有個叫曹商的人，在秦國向秦王獻媚取寵，並得到賞識，得車一百乘。莊子諷刺他，說：“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疽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癒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後來以“舐痔得車”諷刺那些憑藉阿諛奉承以得財利的小人，以“吮癰舐痔”比喻奉承權貴的下流無恥行徑。
“世風之變也，下者益諂，上者益驕。”即世上風俗的變化，原因在於居下位者越來越諂媚，居上位者越來越驕縱，從而形成日益熾烈的下諂上驕的惡劣風氣。而下者諂、上者驕，又互為因果，相輔相成。因為上下是相對的，也是流動不居的；而對上諂者對下必驕，對下驕者對上必諂，從而表現為世態的炎涼和人情的冷暖。作為生活在鄉村的貧窮塾師，蒲松齡對炎涼世態、冷暖人情有深刻的洞察，對雪神之類的小官小吏的暴虐深有體會。為虎作倀的衙役隸胥，或以財驕人，或以勢壓人，害人，損人，其囂張氣焰令人聞聲而股慄，故有縣令感嘆：“為令者，他氣猶好受，宦家大腹奴之氣難受。”縣令尚且如此，百姓可想而知。在他們手下，大罪可以漏網，小過可以彌天。正如《夏雪》中的雪神，因為稱謂中的一個“大”字就降下最為嚴厲的懲罰，體現出官吏豪紳的橫暴與囂張。而蒲松齡的政治理想是儒家仁政的思想範疇，“以幸天下，以育群生”，至仁也。他希望當代的循吏良官能夠施行仁政、善政，利人濟物，但雪神卻正好相反，無德潤草木、澤被四海之德，對百姓縱情以傲物、振之以威怒。其令人聞聲而股慄的囂張氣焰， 顯示了暴政之可怕，暴吏之可恨。
諂媚之風的行成，一方面是出於對暴政、暴吏的恐懼，另外一個原因則是士人對於名利的欲求。朱門之所在，即名利之淵藪。在野者奔競諂媚以求入仕，在朝者奔競諂媚以求升官。“即有君子，亦素諂媚行乎諂媚”， 士林多逢迎之徒，興諂媚之風，士節幾乎蕩然無存。
“即康熙四十餘年中，稱謂之不古，甚可笑也。”就在康熙皇帝即位以來的四十年中，諂媚之風導致官場之稱謂不按古制，其浮誇、僭越已經到了荒唐可笑的地步。
“舉人稱爺，二十年始；進士稱老爺，三十年始； 司、院稱大老爺，二十五年始。”舉人稱“爺”，是從康熙二十年開始的；進士稱“老爺”，是從康熙三十年開始的；而司、院這些國家司法監察機關的官員稱為“大老爺”，是從康熙二十五年開始的。對於官員稱謂的變化，清人王應奎在其所著的《柳南隨筆》中也有記載：“京官各衙門相稱謂，皆有一定之體。蓋沿明舊。如內閣部堂彼此曰老先生……吏部曰印君……餘己巳年再入京師，則諸部郎官以下無不稱老先生者矣。”即按京官舊例，各衙門稱謂有一定儀注，不可挪移，如翰詹稱老先生，吏部稱選君印君，員外稱長官，科稱掌科，道稱道長。“己巳年”指康熙二十八年。三十年後，風氣又有所改變：“今則一登兩榜，未有不老先生之者” 。《柳南隨筆》所寫的這種情況與蒲松齡所描述的內容可互為佐證。
可見官場士林之追求“稱謂之最尊者”已蔚然成風。“昔者大令謁中丞，亦不過老大人而止； 今則此稱久廢矣。”“大令”是古時對縣令的尊稱，中丞即指巡撫。從前縣令去拜見巡撫，也不過稱其為“老大人”罷了，如今這個稱呼早就廢棄不用了。因為“老大人”的稱呼表達的是對人的資歷、聲望、品行的肯定，比較“大老爺” 而言，多敬重之義，無諂媚之色。而在諂媚風行的世道里，它不具“時代特色”， 不合時宜，自然要被淘汰廢棄。
“即有君子，亦素諂媚行乎諂媚，莫敢有異詞也。”即使君子，也開始習慣了諂媚權貴之風，也開始有了諂媚之行，對於權貴也不敢表達不同的意見和看法。因為諂媚已經成為社會風尚，所謂“上好勇，則民輕死；上好仁，則民輕財”。上有所好，民必甚焉；上所好之，下必趨之。因趨上之所好，榮利存焉，如吮癰舐痔，“得車多矣”。而貪榮重利，常人之性，故上好之，趨之不已，雖死不避，“素諂媚行乎諂媚”的社會陋習由此形成。這從稱謂的變化上可見一斑。
“若縉紳之妻呼太太，裁數年耳。昔惟縉紳之母，始有此稱；以妻而得此稱者，惟淫史中有喬林耳，他未之見也。”
縉紳是指在外做官退職後回家鄉居之人，這些人的妻子被稱為“太太”，才是最近幾年才有的事情。從前只有官員士紳的母親才有這個稱謂。而妻子被稱作“太太”的，只有像《金瓶梅》這樣的淫書中才出現了喬太太和林太太這樣的稱呼，在其他地方還不曾見過。從“太太”這個稱謂的濫用、亂用、僭用，可見諂媚之風之熾烈。讓人感嘆“古有賢豪，乘而破者萬里；世無高士，御以行者幾人？”當今世道，哪裡還有不汲汲於名利、御風而行的高士呢？
據《新唐書》記載，玄宗皇帝想要封宰相張說為“大學士”，張說辭曰：“學士本無大稱，…臣不敢以為稱。”他回覆皇上：“學士從來沒有加大字的，臣不敢要這個稱號。”固辭乃免。張說身為宰相，地位顯赫而為人謙虛，堅辭不受“大學士”之稱謂，可稱官場清流，古之賢豪。後來在集賢殿宴會，照舊例，官位高者先舉杯，張說卻對諸士子說：“吾聞儒以道相高，不以官閥為先後。”於是，眾學士一起舉杯同飲，一時傳為佳話。而時移世易，至蒲松齡所生活的封建社會末期，已是時風日下，人心不古。
“今之大，誰大之？初由於小人之諂，而因得貴倨者之悅，居之不疑，而紛紛者遂遍天下矣。”這種表現在稱謂方面的尚“大”、求“大”的風氣是由誰而起？主要是由於小人之諂媚，而得到權貴的歡喜，使他們以大自居而無所愧疚，於是紛紛加上“大”字，遍天下都是這樣了。世上的諂媚之風、倨傲之氣就這樣相輔相成，雙向養育，愈演愈烈。稱謂之尚“大”、求“大”，其本質是一種貪慾，即對於地位、名氣的貪求。而對權貴之稱謂有意拔高、稱“大”，這是一種赤裸裸的諂媚行為，行賄手段——語言賄賂，目的是要贏得好感，以多得利益。從本質來看，亦無異於吮癰舐痔以多得車。
關於人的稱謂，我私下猜想，數年以後，“稱爺者必進而老，稱老爺者必進而大，但不知大上造何尊稱？”就是說，現在稱爺的人，隨著地位的提高必進升而稱老爺；稱老爺的人，必進而稱大老爺；只是不知道在大上還有什麼尊稱？這實在是按常理難以想象的事情！因為“大老爺”已經是稱謂之極尊者也。當人人以成為大老爺為榮，人人以拍馬稱大老爺為能，意味著上驕下諂的社會風氣也已經濃烈得登峰造極了。
小說的最後又寫了一樁奇事：“丁亥年六月初三日，河南歸德府大雪尺餘，禾皆凍死”。歸德府即今天的河南商丘。蘇州大雪之前，河南的歸德府也已經下了一場大雪，厚達一尺有餘，正在生長的莊稼都被凍死，來年的災荒可想而知！而這一場大雪，可能也是因為當地的百姓 “未知媚大王之術”吧。“悲夫！”這文末的一句深長的嘆息，不僅為受災的蘇州百姓、歸德百姓而悲嘆，更為世風衰敗而嘆息。
《夏雪》仿《史》《漢》遺法，以傳記體敘小說之事，從稱謂的變化折射出“上驕下諂”的墮落世風，其“妙在人情、物理、世態上體會入微”， 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完美體現了作者“觸時感事，而以勸以懲” 的創作主旨。其中所包含的濃厚的現實主義色彩、強烈的愛憎分明的感情和以儒家的“仁”為標準的價值判斷，使小說不僅有史著的特色，更有史著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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