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20日，謝高華參加義烏小商品市場舊址公園揭幕儀式。王建明 攝
新華每日電訊記者（左）到醫院看望病中的謝高華。
新華每日電訊記者（中）在謝高華家中採訪。鄒躍華 攝
謝高華愛好書法，退休後經常義務為群眾寫春聯。圖為謝高華對新華每日電訊記者的寄語。記者劉荒 攝
謝高華書記。王建明 攝
新華社北京10月24日電(記者劉荒)10月23日下午，“改革先鋒”、義烏小商品市場的催生培育者謝高華同志因病搶救無效，在杭州的浙江醫院去世。2018年12月，新華每日電訊刊發關於謝高華的獨家報道——《謝高華：改革者也是思想者》，挖掘了通往義烏市場奇蹟的“臨門一腳”背後深水潛流的思想交鋒，引起廣泛關注和熱烈反響。
2018年12月18日，在慶祝改革開放40週年大會上，謝高華同志作為“義烏小商品市場的催生培育者”，被黨中央、國務院授予改革先鋒稱號，頒授改革先鋒獎章。
謝高華身材瘦削,相貌平常,煙不離手。
與聞名全球的義烏小商品市場相比,聽說過謝高華這個名字的人,恐怕連個零頭都不夠。這位當年冒險開放義烏小商品市場的縣委書記,主政義烏僅兩年零八個月,卻被當地民間一直感念至今。
歷史總是以驚人的巧合宣示使命:今年11月26日,謝高華入選黨中央擬表彰100名改革開放傑出對象名單；而34年前的同一天,一紙調令將他調離義烏。
這個紀念改革開放四十週年的國家最高榮譽,首次從國家層面肯定他“催生了義烏這一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場,為全國小商品市場的改革發展樹立了榜樣”。
幾個月前,88歲的謝高華在衢州寓所,接受了新華每日電訊記者的專訪。按照謝老的起居習慣,專訪從下午兩點鐘開始,一直到夜裡12點半結束。除了晚飯時間外,連續9個小時的交談,這位耄耋老人竟毫無倦容,令人驚異。
謝高華不僅思路清晰,記憶力驚人,還是一個會講故事的高手——他把那些親歷的重要事件,用對話和場景串聯起來,不動聲色地融入自己的講述之中。
一切改變都是從觀念開始的。以整頓市場的名義開放市場,靠市場機制的力量疏通關卡,用定額徵稅的策略興商建縣,義烏市場早期獨特的發展之路有著深刻的國情印記,也彰顯出改革者謝高華的使命擔當與遠見卓識。
與其過度聚焦於那些早已標籤化的改革成果,不如沿著深藏於人物故事之中的思想脈絡,追尋激勵改革者砥礪前行的觀念更新曆程。這些通往義烏市場奇蹟的“臨門一腳”,更多源於深水潛流的思想交鋒,而不是由表面壓力匯聚而成的機緣巧合。
謝高華一口夾雜著北方口音的衢州土話,連本地人都很難聽懂。幸虧衢江區委宣傳部請來同行鄒躍華幫忙“翻譯”,採訪才得以順利完成。
“貧窮不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那些傻事不能再幹了。”在回賓館的路上,記者腦海裡浮現最多的,就是這句當時居然聽懂了的衢州土話。
於是,便有了改革者也是思想者這個更有張力的主題。
(小標題)“一把刀”殺豬,生人骨頭熟人肉
1949年5月6日,衢州城宣告解放。這個窮人翻身的日子,對12歲開始當長工的謝高華至關重要。時隔這麼多年,他還清晰記得這一天。那年,他剛好18歲。
“根紅苗正”的謝高華一路進步,從老家橫路鄉賀邵溪村農協委員,升任為杜澤鎮團委書記,後來又被選為地方幹部“苗子”,送到省委黨校脫產培養。當時,區級黨政機關以上領導崗位,全部由南下轉業幹部擔任,亟須培養地方幹部隊伍。
1956年,謝高華任衢縣杜澤區委書記,一干就是10年。這位深信“農民的兒子就要為農民辦事”的基層官員,在理想與現實的碰撞中,開始了獨立思考的思想歷程。
“大躍進”時期,各地糧食產量都在“放衛星”。衢縣一位副縣長坐鎮杜澤區,要求搞百畝高產田,任務不落實,工作組就不走。為了達到高產目標,區裡派人到外地學習取經,最後勉強搞了10畝樣板田。
他們參照外地典型的經驗,有樣學樣,用高度密植的方式栽種稻穀。由於莊稼密不透風,只能用鼓風機來通風,甚至還要給稻穀做理髮、洗澡等特別護理。幾個月折騰下來,竟連一斤稻穀都沒打出來。
“關鍵是去參觀的人沒有告訴我,人家是稻穀熟了才栽到一塊兒的,小孩子當然可以坐到上面玩耍了!”謝高華不堪回首的一句話,揭開了那張全國聞名的高產豐收景象新聞照片的謎底。其實,當年參觀者不可能知道這個“關鍵”。
遇事喜歡動腦子琢磨的謝高華,開始思索這種荒誕的鬧劇為什麼會上演,並暗下決心:“這種勞民傷財的傻事,以後不能再幹了。”後來曾有人說,謝高華當年執行上級政策很堅決,大鍊鋼鐵時也很堅決,但後來就開始有自己的一套了。
為了解決群眾沒有飯、菜、油、豆腐和豬肉吃的問題,謝高華決定自己下去蹲點,而且一蹲就是五年。當時省裡號召集體養豬,規定一頭豬隻給80斤飼料,大隊和生產隊都養不好。他就組織黨員帶頭養,自己也在家裡養,可照樣還是養不好。
“這個豬要拉出來殺的時候,瘦的比狗還跑得快!”謝高華覺得這個政策行不通,悄悄改了個辦法:把生產隊的小豬買來,分戶給老百姓私養。還出臺新的激勵政策,如多1斤分量給3斤糧食,一石肥料換兩斤糧食,農民養豬積極性一下子高漲起來。
當時,這個“私”字是不能出現的。謝高華他們商量了好幾天,最後起了個“公有戶養”的名號。他發現那幾個集體養豬養得好的典型村,主要是飼料供應有保障,沒有普遍性,所以不具備推廣價值。
為了新品種繁育,他們還從歐洲引進了種豬。“文革”時紅衛兵把種豬殺了,給老百姓分肉吃,人們一邊吃肉一邊罵娘。謝高華回憶時笑著搖頭,“當時有人批判我,說謝高華什麼都是外國的好,連豬都是外國豬好。”
謝高華自稱一生犯過很多錯誤,在痛苦中總結經驗教訓。他認為最大的錯誤是“共產黨要我為人民服務,我卻弄得老百姓沒有飯吃!”認識到“貧窮不是社會主義”這個大道理後,讓老百姓吃飽、穿暖、有錢花,就成了他思考與行動的邏輯起點。
說起義烏“一把刀”殺豬的故事,一點都不比小商品市場開放來得輕鬆。
義烏是金華火腿的傳統產地之一。為了控制豬肉銷售渠道及火腿生產原料,只允許食品公司屠宰廠“一把刀”殺豬。老百姓養的豬不能自己殺,必須拉到屠宰廠統一屠宰,群眾意見很大,找不到地方講理。
新任義烏縣委書記的謝高華,在向縣食品公司負責人瞭解情況時,忍不住問對方:金華火腿的歷史悠久,又不是食品公司創造的品牌,憑啥只能你一家生產呢?人家自己養的豬,為啥必須也得由你來殺?在另外一些場合,他還以自己女兒買肉為例,說營業員知道是縣委書記的女兒,每次都會多給一些肉,別人的骨頭就會多一些。
“刀都有眼睛了。食品公司賣肉的人,熟悉的多給你肉,不熟悉的就剩大骨頭了。”謝高華不相信這麼大國家只能“一把刀”殺豬,他決定放開生豬屠宰市場。
這個看著不起眼的小事,卻差點捅破了天。一位主管副省長召集農業廳、商業廳等部門,聽取義烏彙報為何取消“一把刀”殺豬,會還沒開到一半就吵起來了。雖然省裡意見也不一致,最後還是決定先把這個事情停掉。
“義烏在浙江中部,中間開花怎麼了得?”謝高華被省委主要領導找去談話,雖然沒有嚴厲批評他,但要求推遲放開市場的時間。謝高華只得表態說,推遲幾天是可以的,但市場還是要放開的,可以晚一點,慢一點。
後來,他自己也有過反思。認識到放得太快確實也有問題,“比如說主管副省長是要保證供給的,這塊東西都沒了,整個體系都要變了。這位領導還來過義烏,提出我給你一些自行車什麼的,你別給我搞這些事了。”
不過,當時省市領導中也有支持謝高華的。時任金華地委書記厲德馨私下問他:“高華,你要不要投降?”鼓勵之意不言自明。在謝高華的堅持下,沒多久屠宰市場就徹底放開了。
計劃經濟體制重圍下“開閘放水”,僅靠政治勇氣是遠遠不夠的。此前省裡就有人告誡他,原料在我手上,再搞就把原料給你停掉。這回人家還真的兌現前言了。謝高華沒有辦法,又跑到省城找對方彙報,“原料不給我不行的,我這裡國有企業改制,沒有原料生產怎麼辦?”經過一番軟磨硬泡,問題終於得到了解決。
(小標題)“翻兩番”目標,關掉紅燈開綠燈
早在擔任衢縣縣委書記時,謝高華就發現計劃經濟有一個缺陷——統購統銷指標脫離實際,卡得太死。當時衢縣一年只產8萬擔柑橘,統購上交就要6萬擔,趕上歉收年景,農民很難完成統購任務。航埠的農民吃不飽,有的討飯到了省城。
更有甚者,還發生過這樣的醜聞:村幹部迫於完成統購任務的壓力,竟把一個老太太綁在院裡的柑橘樹下,強行摘了人家用來換點油鹽的橘子完成任務。
“死命令是我們下的,不能再幹這種蠢事了!”謝高華自我反思的同時,對脫離實際的官僚主義計劃感到失望。柑橘統購與市場的差價裡,就有這些討飯農民的口糧。他開始為橘區農民打起了“鐵算盤”:在完成國家計劃前提下,柑橘哪裡價格高就往哪裡賣。
消息傳開,外地人紛紛跑到衢縣來收購柑橘,幾乎高於統購價格一倍。農民收入大幅增加,討飯的人陸續都回來了,當年國家定購的6萬擔柑橘任務卻沒有完成。國家統購計劃這個前提,在市場價格機制作用下,失去了原有的剛性。
這件事被一家中央媒體當成反面典型曝光,並與遼寧農村一位大隊黨支部書記的境界做對比——人家號召農民寧可自己不吃,也要把最好的蘋果賣給國家,還同時配發了“比比誰的風格高”的短評。
“不光破壞國家計劃搞市場自由化,還破壞工農聯盟基礎,這個帽子挺大!”謝高華呷了口茶水,足足沉默了半分鐘。
如何看待計劃經濟,謝高華有自己的觀點:“新中國成立後,一段時間內必須搞計劃經濟,不搞計劃經濟政權不能鞏固。但時間一長,如果繼續搞單一的計劃經濟,就會搞到死衚衕裡去。”
他剛調來義烏時,不是上班就是下鄉,連理髮時間都沒有。縣裡有一家國營理髮店,用謝高華的話說,“我幾點上班他幾點上班,我下班他也下班了。”好不容易趕上下班沒關門,他進去叫聲老師傅,人家連理都沒理他。
後來,他找到一傢俬營店理髮。店主不光手藝好,人也熱情周到。一有客人進店,吃飯都會放下碗筷,趕緊給人家理髮,幫人節省時間。謝高華在義烏工作期間,一直都在這個店理髮。有人就拿這個說事,說謝書記連理髮都不去國營店。
謝高華也不客氣,在一次大會上公開表態,“這樣吃‘大鍋飯’的國營理髮店,散夥越早越好!”
1983年2月初,途經江蘇來到浙江考察的鄧小平,與浙江省委書記鐵瑛、省長李豐平等領導談話時問道,江蘇到1988年前後可以達到“翻兩番”的目標,浙江能不能實現這個目標?聽到鐵瑛等人表示“翻兩番”不成問題時,鄧小平非常高興,提出江蘇、浙江恐怕要多翻一點,不止“翻兩番”。
與全省“翻兩番”的發展目標同步,謝高華開始謀劃義烏靠什麼“翻兩番”?從義烏縣情實際來看,農業帶動能力弱,人均可耕地不到半畝,水稻產量也翻不了兩番；工業缺少支柱產業,沒有什麼像樣的企業,短時間很難有大作為。
他也曾想過搞工業,嘗試後發現推不動。當時,義烏最有名的一家工廠是紅旗電視機廠,主要生產黑白電視機。謝高華決心很大,想給它改造成彩色電視機生產線。他跑省裡、進北京,結果一無所獲,人家“省裡還要保杭州西湖電視機廠呢”。
眼看著這個興衰皆由計劃經濟主宰的工廠走向沒落,謝高華深感國有企業改革的複雜艱難。他只能做一件好事,就是給廠裡的子弟在義烏安排些出路。
既然有形的資源不行,謝高華再次把目光聚焦到已經放開的小商品市場上。
幾百年來,義烏農村有雞毛肥田的傳統。每到農閒季節,農民就會將飴糖和生薑糖自制成“敲糖”,挑起貨郎擔,搖響撥浪鼓,走村串戶換取雞毛等動物毛髮給水稻作肥料。
改革開放前後,貨郞擔裡增加了針頭線腦、紐扣玩具等小百貨,交易物品也由“雞毛換糖”變成小百貨買賣。一些專為貨郞擔在當地配貨的小攤販,開始在廿三里鎮和稠城鎮聚集形成小商品市場的雛形。
從雞毛換糖“投機”到自由市場“倒把”,這個“資本主義尾巴”越長越長。有關部門採取了禁、阻、限、關等措施,依然打不倒、關不掉、禁不住、趕不跑。雖然中央文件號召“發展多種經營,要集體與個人一齊上”,各級政府部門仍強調要“按計劃辦事”,開放市場找不到政策依據。
1982年3月,義烏縣召開兩次研究市場問題的縣長辦公會,也討論過全面放開、徹底關閉或集體沖掉等方案,但爭論激烈,沒有人敢拍板。一個月後上任的謝高華,不但拍板給小商品市場發放“準生證”,還提出後來著名的“四個允許”為城鄉經濟鬆綁。
“小商品市場是一大優勢,要想辦法發揮,不能把搞活的經濟搞得死死的!”謝高華在縣委常委會上一錘定音,關掉紅燈開綠燈。當年,湖清門市場攤位爆滿,每市交易人數少則3000多人,多則達5000餘人,成交額較上一年增長221%。
義烏小商品市場強勁增長的勢頭,超出了所有人的意料。這也使謝高華聯想起“文革”被關在石灰窯裡時,從馬克思的《資本論》註釋本中讀到一句話:從產品到商品是一個驚險的跳躍,跳得過去就實現價值,跳不過去就沒有價值。
這使他從中領會到產業發展的運行邏輯——雖然第一、二產業是創造財富的,沒有第三產業實現整個循環,倉庫裡面產品就變成了廢品。因此,不能小覷第三產業,它完全有這個力量去實現翻兩番。
義烏“興商建縣”的發展戰略,終於被“翻兩番”的國家目標激發出來。1984年10月,義烏縣委、縣政府正式提出要“以貿易為導向,貿、工、農相結合,城鄉一體化,興商建縣。”
“當時有的地方工業立縣,有的地方現代農業建縣,還有的地方時髦一點——科教興縣。我們反覆推敲後提出興商建縣,就是要制定最符合義烏特點的發展道路。”謝高華說。
此前,他曾讀過日本前首相吉田茂所著的《激盪的百年史》,對日本明治維新提出貿易立國,經濟得到快速發展的印象很深。但在當時的政治氣氛下,這個話他是不敢講的。
(小標題)“定額稅”風波,放水養魚為哪般
與深圳特區、浦東新區等國家戰略的頂層設計不同,推動義烏改革開放的動力更多來自於民間。改革開放初期,成千上萬洗腳離田的義烏農民,在既缺乏資源要素支撐、又沒有政策資金扶持的條件下,創造出連經典經濟學理論都難以解釋的發展奇蹟。
從1982年僅有459戶小百貨攤販的縣城馬路市場,到2017年成交額高達1226億元的中國小商品城,一個由“雞毛換糖”演繹的源頭故事,已被“世界超市”的宏大敘事所替代。義烏小商品成就大市場的草根逆襲,得益於順應民心,釋放民欲,煥發民力。
水大魚才大,這個道理通俗易懂。但高度集權的計劃體制、嚴格控制的財稅紀律,加上捉襟見肘的地方財政,地方政府“放水養魚”的說法,大多都是一句空話。
對於義烏小商品市場來說,謝高華不光“開閘”而且“放水”。水大魚大的市場經濟規律,使義烏市場在迭代擴張中保持活力。這也是它長盛不衰的秘訣之一。
義烏市場開放初期,生意一天比一天紅火,問題也一個比一個棘手,特別是稅收管理矛盾突出。一方面當時實行八級累進稅制,賺錢越多交稅越多,偷稅漏稅現象時有發生；一方面市場上人多貨也雜,價格隨行就市,很難憑稅票計稅。
按照當時批量購銷的規定,一次成交額達到30元以上者,就得到市場管理部門開發票,交管理費。一段時間以來,稅收幹部頻繁突擊抽查,苦不堪言,商販們被追來趕去,怨聲載道。
謝高華深入小商品市場調研,看到“很多商品都沒有價格,也沒有發票,往往上午一個價,下午一個價,如何收稅成了一個大問題。這樣繼續搞下去,連生意都做不成,還哪來的稅收?現在要‘放水養魚’,不能‘殺雞取蛋’。”
謝高華與主管副縣長陳正興商量,得想個切實可行的辦法,既要執行稅收政策,又要讓利給農民。陳正興和稅務部門研究後,提出將營業稅和增值稅兩稅並一稅,試行“定額徵稅”辦法,即對每個攤位設固定的計稅額,目標額度之外的營業收入不再計稅。
“跟農民打交道,要把複雜的問題用簡單的辦法去處理。這樣不但能調動生產積極性,老百姓心裡也高興。”對這個“定額計徵、源泉控管”的辦法,謝高華打心眼裡贊成支持。雖然他知道拍這個板有風險,卻沒想到引發了一場震動很大的“稅收風波”。
“定額徵稅”試行後,賣雞蛋的老太婆不用開發票了,個體商販稅負也降低了,周邊市縣的小商販們蜂擁而至。據統計,“放水養魚”當年的稅收竟比兩年前提高了3倍。
在此期間,有人向省裡寫信告狀,對義烏這種做法提出批評。一位來義烏採訪調研的新華社記者,認為這種“定額徵稅”的做法簡單易行,對各地搞活市場也有借鑑意義,就通過內部刊物向中央高層做了反映。
很快,財政部就有了明確態度,認定“定額稅”屬於稅收包乾,違反稅法政策,要求浙江省嚴肅處理。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王芳作出批示,由省財政廳派員到義烏調查,並提出具體的處理意見。
調查組通過幾天調查走訪,聽取各方面意見,也找謝高華談了半天,最後在調查報告中給出結論,大意是“辦法可行,欠妥,在實踐中完善。”
與以往犯“錯誤”受到的批評不同,這次謝高華確實感到壓力很大,也做好了接受處分的準備。雖然是讓利於民,方便徵管的稅收創新,畢竟被定性為違反稅法了。他從調查組人員口氣中,也能感覺到省領導壓力也不小。
後來,省裡又專門聽取“定額徵稅”彙報,也沒有進一步追究。不唯書、不唯上,只唯實的謝高華,卻“好了傷疤忘了疼”,仍然堅定不移地推行“定額徵稅”,極大地受惠於民。義烏小商品市場的第一代經營者,直到現在提起這件事,沒人不豎大拇指。
改革者必然在爭議中前行。從衢縣的“柑橘事件”到義烏的“稅收風波”,謝高華大大小小、或明或暗的“帽子”沒少戴。有的“帽子”既不知道怎麼扣上的,也不知道如何才能摘下來。據說,針對他的告狀信少說也有一麻袋。
這位深諳講話分寸的老人,言及仕途中的個人際遇,總是輕描淡寫,並無怨言。不論記者如何追問因由,他都始終守口如瓶,既不評價組織決定,也不臧否同僚下屬。這種政治自覺與人情練達的境界,遠非常人所能達到。
1984年11月26日,謝高華被免去義烏縣委書記職務,平級調任金華地委農工部長。有人認為這次調動與稅收風波有關,沒處分他說明省裡領導在保他,不挪動一下沒法跟上面交代。也有人說縣委書記是省委管的,農工部長是地委管的,這屬於明升暗降了。
謝高華則既不贊同,也不在乎,認為義烏的派性問題解決了,縣委班子人員配齊工作理順了,縣域經濟發展也找到出路了,省委交給自己的任務基本上完成了。
結果還不到半年,金華地委撤銷並進行區劃調整。省領導徵求他意見,問他到西(衢州)還是東(金華)。謝高華還是和過去一樣,只說了一句“東也可以西也可以,聽組織上定了”。
後來,他被安排到衢州市任常務副市長,一直到退休再沒離開過衢州。這次屬於提拔,似乎印證了此前省裡保他的說法。
從當年離開義烏至今已經整整34年了,義烏老百姓對謝高華的感念之情,卻越來越深厚。自從1995年第一屆義烏國際小商品博覽會開始,他每年都會受邀來參加“義博會”。每次到這個時候,都會有很多義烏商人和群眾,自發組織到高速路口迎接這位老書記“回家”,已經持續了整整24年。
有一年,有100多臺豪華奔馳組成的車隊來接他。人們甚至打出“謝天謝地謝高華”的標語,來表達對這位義烏市場奠基人的感念和敬意。
謝高華自己卻從不這麼看。每次面對人們的溢美之詞,他總說這樣一句話:“義烏市場不是我腦子憑空想出來的,而是義烏人民創造出來的。”
沒有改革開放,一切都無從談起。(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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