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引

建安四年六月（199年），官拜大將軍，兼督冀、青、幽、並四州軍政的袁紹，簡精兵十萬，騎萬匹，欲攻許都，討伐曹操。

漢末三國三大戰役的第一個戰役——官渡之戰，由此拉開了序幕。

戰役的結果無需贅言，曹操以少勝多贏得勝利，奠定了一統北方的基礎，軍閥混戰的天下局勢也逐漸變得清晰起來，曹操儼然成為最有可能結束亂世的一代雄傑。

而從十常侍之亂起，就在東漢政壇極其活躍，甚至可以說是叱吒風雲的明星人物袁紹，卻隨著著這一戰黯然退出歷史舞臺，成了成就曹操功業的墊腳石。

對軍事戰略得失，筆者實屬懵然，即便強行上手分析，也不過是照本宣科、拾人牙慧罷了。

因此本文旨在從袁紹本人及其勢力內部入手，試論這個坐擁河北王業之基的龐大軍事集團，如何在軍閥爭霸中轟然倒塌。

畢竟如列寧所說，堡壘往往是從內部被攻破。

袁紹的王圖霸業

汝南袁氏在東漢可是個豪門巨族，自袁安以下四世中，有五人位列三公。

當初董卓亂政，廢立皇帝，袁紹敢公然出言反對，之後出奔冀州時，董卓本想要懸賞捉拿，校尉伍瓊勸道：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遍於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眾，英雄因之而起，則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紹喜於免罪，必無患矣。

瞧瞧，袁氏家族的勢力太大，即便反對董卓，董卓也不敢貿然緝拿，反而要籠絡他，免得袁紹利用家族影響力召集豪傑起兵。

袁紹官宦世家出身，自身又“姿貌威容，愛士養名”，起點當然就高，曾深受大將軍何進信任，共謀誅除宦官勢力，只是在召董卓進京這件事上太過想當然，以致於讓董卓攫取了勝利果實。

不過出奔冀州後，還是因家族及聲望的緣故，袁紹被授渤海太守（屬冀州轄下），也算為一方實權諸侯，可視為其基業之始。

估計有人要問了，家世在當時真得很吃香嗎？

答案是肯定的。

在儒學昌盛的東漢時期，豪門大族以自身的社會、經濟優勢，形成了一個個經學世家。尋常士子想要靠儒學入仕，最好的途徑就是拜入這些經學世家的門下習儒。

無論察舉還是徵辟，儒家的經義都是考察的重點，如此，以經學世家為依託，便發展出了一張張盤根錯節的“朋黨”關係網，這便是文中所說的門生故吏。

那麼想想看，以踐行儒家道德高行為自我標榜的士大夫們，會對他們的恩師、舉主何種態度？相對的對其家族又會是何種態度？

當然會是一種報恩的推崇心理。

所以說，還是錢穆先生總結的精闢：“此皆故吏對舉主，弟子對恩師，移孝作忠，亦家庭道德之推廣也。”

因此，初平元年（190年），關東州郡皆起兵以討董卓，推渤海太守袁紹為盟主。一是出於袁紹本人在誅除宦官集團所積攢的巨大聲望，以及其家族“四世三公”的光環，其二就是這種“移忠作孝”的人望推舉。

《後漢書·袁紹傳》就如是道：是時，豪傑既多附招，且感其家禍（太傅袁隗被董卓所殺），人思為報，州郡蜂起，莫不以袁氏為名。

但儘管袁紹被推舉為關東聯軍盟主，可聯軍畢竟是由獨立的地方實力派組成的，這就註定了其內部組織的鬆散，不易形成合力，一旦涉及相關利益，勢必分崩離析。比如戰國時期的六國聯軍，看似聲勢浩大，但卻在合縱分化下未對秦國造成實際威脅，道理是一樣的。

當董卓勢力退出洛陽，逃往長安後，關東聯軍彼此間為了保存實力，鮮有人率兵追趕，討伐董卓之事也在軍糧耗盡後不了了之。

而經此一事，回到冀州渤海郡的袁紹，積攢起來了的巨大聲望，以及眾多依附的豪傑。這時侷促一郡之地，顯然不符合袁紹如今地位，和他“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觽，南向以爭天下”的政治野心。

因此冀州這個“天下之重資”，就成了袁紹爭天下的首要目標。在謀士逢紀的籌劃下，袁紹終於被迫性格“恇怯”的韓馥讓出了冀州。

紹客逢紀謂紹曰：“夫舉大事，非據一州，無以自立。今冀部強實，而韓馥庸才，可密要公孫瓚將兵南下，馥聞必駭懼。並遣辯士為陳禍福，馥迫於倉卒，必可因據其位。”——《後漢書·袁紹傳》

當然促使韓馥讓位的原因，可不僅是袁紹借外力的逼迫，還有其內部潁川士人和冀州本土人士的共同拋棄。

韓馥是潁川人，在他出任冀州牧時，招攬了以荀諶、辛評、郭圖為主的一大批潁川士子，協助治理冀州。而韓馥對冀州本土士子，如沮授、審配、田豐等卻是極其疏遠，乃至不信任。當袁紹想要謀奪冀州時，潁川士子們都認為韓馥怯懦不足輔佐，都紛紛轉投袁紹賬下，荀諶還特地勸說韓馥讓出冀州。沒冀州士人支持，潁川心腹又轉投他人，事實上韓馥已經沒有了統治冀州的基礎，將大好基業拱手相讓也是無奈之舉。

但也是韓馥執政冀州時期，種下了河南、河北兩大士人集團相互仇視、傾軋的種子。

袁紹勢力的內部傾軋

東漢開國前，劉秀據河北才建立帝業，袁紹也是存了效仿的心思。只是初據冀州的袁紹根基未穩，又面臨公孫瓚勢力的咄咄逼人，為此袁紹大力籠絡冀州士人，沮授、審配、田豐等都得到重用。

尤其是沮授，袁紹拜其為奮武將軍，監護諸將，權柄很大，此舉無疑激勵了冀州士人報效之心。這樣一來，冀州內部士人歸心，袁紹才能在界橋一戰，大敗公孫瓚，站穩了腳跟，為將來掃平河北打下基礎。

在袁紹的統治核心內部，大致分了兩股政治勢力，一是冀州本土士人圈，他們土生土長對掌控冀州軍政有著天然優勢；其二就是袁紹繼承韓馥的那些潁川士人，以及後來徵辟來的汝州士人團體，所共同形成的汝潁鄉黨，因地理關係，他們多與袁紹同鄉，更受信任。

這種因地域關係形成的士人團體，在漢末三國時期極其普遍，一方州牧很少是本地人所任，那麼他為了掌管地方勢力，自然要受到地方豪強的影響。若一味信任重用本土派，自身很有可能被架空，但同樣的，如果完全依靠外來鄉黨，則會出現根基不穩，稍有外來壓力，就容易重蹈韓馥失冀州覆轍。

我們看一下官渡之戰前，袁紹勢力基本上是按照沮授這個冀州本土派的指導方針在運作。

《後漢書·袁紹傳》中詳細記敘了沮授為袁紹所規劃的霸業藍圖：若舉軍東向，則黃巾可埽；還討黑山，則張燕可滅；回師北首，則公孫必禽；震脅戎狄，則匈奴立定。橫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士，擁百萬之眾，迎大駕於長安，覆宗廟於洛邑，號令天下，誅討未服。以此爭鋒，誰能御之！比及數年，其功不難。”

袁紹能據有河北四州之地，正是按照沮授的戰略構想去做的，這符合河北、河南兩大士人集團的共同利益，儘管他們之間明爭暗鬥，但至少兩方都是為一統河北四州而努力的。

可當河北基業初成，兩方的矛盾衝突就開始激烈起來，畢竟放眼望去，袁紹兵強馬壯，坐擁河北富饒之地，已經稱得上是最強的存在，其內部勢力當然要圍繞主導權進行爭奪。

首先在是否奉迎獻帝問題上的分歧。

沮授在興平二年（195年）建議迎天子都鄴城，從而挾天子以令諸侯。那會曹操還在為兗州基業打拼，勢力遠不如袁紹，可袁紹卻聽從了與沮授針鋒相對的郭圖等潁川士人建議，認為如果將天子迎來，就會對其霸業造成極大限制，故放棄了這一策略，平白為曹操崛起提供了先機。

其次在袁紹攻滅公孫瓚後，志得意滿欲功伐曹操，沮授等河北士人以剛結束幽州之戰，百姓疲敝，倉庫無積為由，不建議派遣大軍征討，而認為當“進屯黎陽，漸營河南，益作舟船，繕修器械，分遣精騎，抄其邊鄙，令彼不得安”，以逸待勞，再行決戰。

但袁紹驕心轉盛，聽不得逆耳的話，郭圖等潁川士人盛讚河北兵精將勇，應早定大業，主張大軍出征。袁紹採納其意見後，郭圖還趁機中傷沮授，使袁紹削弱了沮授軍權。

由此可見河北、潁川兩派士人爭鬥之激烈。

最後官渡對峙階段，兩派士人依舊鬥得你死我活，沮授的軍權徹底被削，幾番中肯建議都完全被袁紹與潁川士人集團無視。

而且留守鄴城的河北士人集團審配抓了潁川集團許攸的家屬，直接導致許攸怒而投曹，同樣的潁川集團郭圖打擊屬於河北士人陣營的大將張郃，也讓張郃、高覽降曹。

可以說許攸、張郃投靠曹操，極大的扭轉了戰局，造成袁紹軍糧倉被燒，全軍大潰。這都是袁紹勢力兩大士人集團傾軋內耗的惡果。

曹操在獲知袁紹大軍來伐時，荀彧就曾預言：“紹兵雖多而法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治，審配專而無謀，逄紀果而自用，此數人者，勢不相容，必生內變。”正是看到了袁紹內部不和，必生亂事。

在官渡戰敗後，事實上曹操還沒有實力吞併河北，可袁紹發病而死後，河北、潁川兩派各擁立繼承人，勢同水火，令曹操漁翁得利，最終一舉平定冀州。

曹操如此評價袁紹：吾知紹之為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一，土地雖廣，糧食雖豐，適足以為吾奉也。

雖說這話是官渡之戰前，曹操為了激勵人心而說的，可也十分恰當。

從袁紹早年誅殺宦官時，想出召董卓進京的昏招，就能看出他本人目光之短淺；而在是否迎奉天子一事上，更將袁紹只顧眼前利益的短視展現的淋漓盡致。

更為要命的是，袁紹權智水平相較曹操差得太遠，連維持內部各勢力的平衡都做不到，大戰之際，敵未亂自己先亂，以曹操處四戰之地鍛煉出的精銳，如何會放過丁點機會，袁紹敗得不冤。

最後再囉嗦幾句，三國中無論魏蜀吳，其實內部都存在幾股相對立的士人集團，像曹魏內的汝潁集團和譙沛集團、蜀漢內的荊州集團與益州集團、孫吳內的淮泗集團和江東集團，但只要君主居中調和得當，不僅能保證了自身權威不墮，還順利的開國建業，不能不說維繫得了內部的安定，要遠比衝鋒殺敵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