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題圖｜《送我上青雲》

文｜風馬牛 （微信公眾號：馮侖風馬牛）

這是一個金錢齒輪驅動著人類前進的商業時代。無窮無盡的消費品填充我們的日常生活，滿足我們的各種需求，讓我們擁有了和前人相比更長的預期壽命。但與此同時，我們也面臨著比前人更為複雜的健康問題。在難以計數的疾病中，癌症被稱為「眾病之王、絕症之君」，全球每年約有 800 萬人死於癌症，全中國平均每分鐘就有 7 個人被確診患有惡性腫瘤。

從有歷史記載以來，人類就在與癌症做鬥爭，但直到最近 100 年，人類才真正拿起了科學之劍，進行反擊。在這場「自衛反擊戰」中，有一類角色尤為特殊：製藥公司。它們召集人才，花費重金，夜以繼日研究能與癌細胞對抗的藥物，像是持盾的陣前英雄。但它們也死守專利，高價賣藥，在死亡的陰影下攫取財富，彷彿攔路搶劫的惡人。

去年，在電影《我不是藥神》上映之後，對患病群體的同情、對仿製藥的歌頌，一時間成為了主流的聲音。一年時間過去，影片中的高價藥格列衛已經納入醫保，大眾的關注點也早不在此。我們再去觀察製藥公司，能更清晰地認識它們身上的這種「救人與盈利之間的衝突」，以及這種「衝突」長期存在的邏輯。這次，我們不將觀察對象放在格列衛的研發者諾華公司，而是說一說瑞士另一家更大也更具代表性的醫療巨頭，羅氏（F. Hoffmann-La Roche AG）。

01 一個優秀的商業組織

1896 年，羅氏成立於工業革命正在改變歐洲面貌的時代。當時，創始人霍夫曼（Fritz Hoffmann）不過 28 歲，卻已經在銀行、藥店、化學工廠、藥品貿易公司等好幾個地方工作過，他娶了瑞士女孩阿黛拉（Adèle La Roche），開設了這個和夫妻倆聯名相同的公司，並以妻子的姓氏作為公司標誌。

工業革命帶給霍夫曼最大的啟發，就是對專利的看重。創業伊始，霍夫曼得到了來自商人父親的一些專利和合同，這保證了羅氏一開始就有充足的時間和資本進行研發。沒多久，羅氏就證明了甲狀腺提取物中存在碘，生產出第一個專利產品 Aiodin 甲狀腺製劑。

最初的成功就像地基，雖會逐漸埋沒在歷史中，卻決定了未來的發展方向。有了第一個專利產品之後，羅氏的發展方向逐漸變得明晰：研發新藥物，獲得專利，在保護期內儘量佔據市場、形成品牌效應。

成立次年，羅氏就開始在全球範圍內進行擴張。從最初的大本營瑞士巴塞爾，到意大利米蘭、法國巴黎、德國柏林、奧地利維也納、英國倫敦、美國紐約甚至是日本橫濱，羅氏採取了一種「小組織、多投放」的策略，只僱用少量員工，和當地的學校、研究所保持緊密聯繫，確保第一時間能拿到最新最好的研究成果。直到 1915 年，羅氏所有的醫藥創新，都來源與這種和學術界的特殊關係。

在這期間，羅氏做出了風靡一時的 Sirolin 止咳糖漿，還推出了鎮痛藥 Pantopon 。然而，最令羅氏受益的，還是諾貝爾醫學獎得主 Tadeusz Reichstein 所提供的人工合成維生素 C 的辦法。1934 年，羅氏成為全球第一家大規模生產合成維生素 C 的公司，隨後維生素 B1 、B2 、E 和 K1 的合成辦法也被攻克。維生素成為羅氏最主要的經濟支柱。

早期羅氏維C：可以喝的維生素C

羅氏不願把雞蛋全放在一個籃子裡，不斷開拓新業務。

在原有的藥品製造上，羅氏繼續走專利路線，研究出一系列抗抑鬱藥、抗菌藥和抗癌藥。除此之外， 1945 年，羅氏創立了個人洗護品牌潘婷（Pantene），還收購了幾家香水和香精製造公司。

有趣的是，雖然羅氏的總部在瑞士巴塞爾，潘婷的大本營卻在美國。當時美國的個人洗護和美妝行業如火如荼，雅芳開啟了化妝品消費的魔盒，羅氏讓潘婷「出生」在美國，相當於申請了一張財富綠卡，眼光不可謂不獨到。

之後幾十年，羅氏瘋狂「購物」，先後買下了美國生物醫學參考實驗室、日本中外製藥株式會社、美國基因泰克等公司，雖然每筆交易動輒數十億美元，但這些公司大多擁有潛力巨大的研究項目，尤其是基因泰克，其所擁有的的抗癌藥物研究，讓羅氏迅速發展成為全球最大的抗癌藥物生產商。

2018 年，羅氏全球營收 600.8 億美元，在財富 500 強中排名 163 。過去 30 多年，全球經歷過 1987 年黑色星期一、 1997 年亞洲金融海嘯、 2008 年次貸危機，倒閉的企業不計其數，而羅氏是為數不多的連續 32 年增加股東紅利的公司。

毫無疑問，光說做生意，羅氏很成功。

02 爭議與誘惑

然而，成功不代表完美。在這 123 年裡，羅氏所遭遇過的爭議和窘境，也是當代藥企共同的問題。

維生素是羅氏的第一個支柱產品，人體所必須的維生素共有 13 種，一旦缺乏，就會生病。和一般的藥品不同，維生素化學結構確定，只要發現了合成辦法，就能很快投入生產，研發成本和生產成本都很低。而羅氏是全球第一家大量生產合成維生素 C 的公司，在業界市場佔有率很高。

1972 年，羅氏高管斯坦利·亞當斯向歐洲經濟共同體（歐盟前身）舉報了老東家，他認為羅氏涉嫌和其它幾家大型維生素生產商一起，密謀操控維生素市場價格，形成壟斷。

雖然當時瑞士並非歐共體成員，但雙方簽訂了自由貿易協議，亞當斯的舉報一出，羅氏瞬間成為眾矢之的。

作為舉報人，亞當斯的日子也不好過。次年，他辭去了羅氏的職位，卻意外被捕，並被控對瑞士聯邦犯有間諜罪和叛國罪，就連他的妻子也牽涉其中，被多次審訊。在審訊過程中，亞當斯的妻子得知丈夫可能被判超過 20 年的有期徒刑，絕望自殺了。亞當斯在獄中服刑 6 個月後被迫流亡英國。

1999 年，羅氏終於承認與其他公司密謀提高全球維生素價格，向美國司法部繳納 5 億美元罰金，也接受了歐洲委員會定下的 4.62 億歐元罰款。3 年後，羅氏譭譽參半的維生素業務被賣給了荷蘭製藥集團 DSM。

逃亡期間，亞當斯曾說過一句話：「這場鬥爭不僅適用於我，也適用於那些認為不值得並保持沉默的潛在舉報者。我們需要他們。保持沉默的壓力越大，人們就越需要大聲說出來！」

在羅氏因為利潤而走向壟斷的路途上，正是亞當斯傾盡全力的吶喊，叫停了它操控市場價格的惡行。正如維生素是人體必需的元素，尊重市場規律也是良性商業競爭的前提。

方向對了，比賺得多更重要

2005 年，一種可以經鳥類傳染人類的禽流感席捲全球。面對這種 H5N1 型禽流感病毒，最可能有效的藥物是加州吉里德公司研發的藥物「達菲」。早在 1996 年，羅氏就以總銷售額 10% 的價格從吉里德公司取得了達菲唯一的專利許可。

據世界衛生組織稱，人類一旦感染 H5N1 病毒，死亡率高達 60% 。人們越來越恐慌，達菲從一年前無人問津的流感藥，一躍成為當時最緊俏的藥物。

由於達菲需要從中國出產的八角茴香果實中提取，生產時間長達一年，產量有限，生產過程中還可能出現爆炸，因此價格不菲。當時很多人質疑羅氏生產能力不足，希望羅氏開放專利許可，允許更多藥企參與達菲生產。

那是羅氏在聚光燈下走鋼絲的時刻。一方面，泰國、印度、中國臺灣都在施壓，號稱已經做出了仿製藥，而吉里德也野心勃勃，以向更多企業開放專利許可為要挾，想提高專利使用費；另一方面，羅氏和吉里德的股票因疫情而一路飆升，疫情越嚴重，羅氏股票收益越大。

疫情爆發時，度秒如年；股價飛漲時，時間又轉瞬即逝。 2005 年年底，羅氏率先授權中國上藥集團生產達菲，成分和質量與羅氏生產的達菲完全一致，只是不再採用達菲的名字，價格也會大幅調低。次年 4 月，羅氏又宣佈向世衛組織捐贈 200 萬個療程的達菲，以幫助缺乏大量購買藥物的發展中國家的病人使用。

達菲風波過去了，羅氏的名譽和道德危機也過去了。但不得不提的是，H5N1 病毒仍然是一種高突變率、高致病性的病毒。2006 年 9 月，對達菲產生耐藥性的變異病毒已經被發現。

達菲代表魚與熊掌的抉擇，但藥品研究者們真正要對抗的，卻是永遠比醫學先走一步的病毒。

03 高藥價背後的莫比烏斯環

如今，羅氏的王牌領域是抗癌藥，最具盛名的是赫賽汀、美羅華、安維汀、特羅凱四種藥。

只拿赫賽汀來說，它是羅氏旗下基因泰克研發的重磅藥品，是一種專門針對 HER-2 陽性乳腺癌的分子靶向治療藥物，也是第一個用於臨床的人源化單克隆抗體。

赫賽汀 1998 年就已經上市，迄今已經 21 年， 2018 年銷售額仍然高達 69.7 億瑞士法郎（約合人民幣 507.5 億元）。高銷售額的背後，是高療效支撐的高零售價。

在 2017 年以前，中國市面上一支赫賽汀的售價高達 2.2 萬元，一年大約需要 17 支，體重越輕，需要的量越少。以一個 60 kg的成年人來說，每年需要打 15 支赫賽汀，不算其它治療費用，光藥費就需要 33 萬元。

高企的藥價讓癌症除了成為醫學意義上的「絕症」，還成為現實生活中的「絕望之症」。為了活下去，患者們吃藥吃空存款、吃沒房子是最令人心酸，但也最無可奈何的事情。類似《我不是藥神》中的故事反覆上演，原研藥廠「黑心」成為患者不得不和淚吞下的埋怨。

然而在患者們的煎熬背後，羅氏等製藥公司也在專利和道義兩端拉鋸。

羅氏曾公佈過一系列數據：平均 10 億瑞士法郎（約合人民幣 72.8 億元）、 700 萬個小時、 6587 個實驗、 423 個研究人員，才能得到 1 種新藥。在羅氏每年的盈利中， 20% 以上都會被用於研發。

當一種藥物經過幾年審查和臨床實驗得以上市，製藥公司手中往往還有數十個項目正在進行，而這些項目中，還會出現已經投入數十億，卻發現臨床效果不理想，只能放棄的情況。

一種藥的專利期只有 20 年，為了收回高昂的成本，同時讓新藥研發得到資金保障，也為了保證在全球貧富差異巨大的國家間不出現價格窪地，這些原研藥的出廠價也就不便宜了。

當原研藥被徵收進口稅入關之後，還要面對藥物貿易商、經銷商的層層加價，救命藥也就變成了天價藥。羅氏家大業大，卻奈何不了整個銷售體系，所能做的，就是和中國癌症基金會合作，繞過關稅和加價，為低收入患者提供藥物。這也是羅氏、諾華這些製藥公司在低收入國家經常採取的辦法。

面對專利和道義拉鋸的，不止是羅氏等製藥公司，還有政府。

印度是仿製藥出口大國，因為經濟壓力，不得不犧牲知識產權而安撫民生，通過頒佈強制許可允許藥廠無視專利，仿製藥大量流出。而在中國，強制許可很少見，更多是想方設法降關稅、拉藥品進醫保，這一切，都建立在中國是一個尊重知識產權、願意保護創新、漸漸擁有雄厚經濟資本的基礎上。

2017 年，赫賽汀進入醫保，單價從 2.2 萬元降價為 7600 元，每年 15 支報銷之後，患者只需要支付 3.5 萬元，相當於原來負擔的十分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 1996 年，羅氏就在中國成立了合資公司上海羅氏製藥， 2004 年又在上海建立了全球第五個研發中心。和羅氏一樣，輝瑞、葛蘭素史克、諾華、諾和諾德等世界頂尖製藥公司也紛紛在中國設立研發中心。

作為一個創新藥佔比不過 18% 的國家，眾多外資藥企的進入，也是在提升醫藥人才的從業信心和待遇，倒逼國內藥企加大研發投入，共同攻克人類疾病。

回首羅氏經歷的百年風雨，從靠著維生素大紅大紫，到因為達菲被架在火上，而後又因為抗癌藥物收穫名利和爭議，不可否認，羅氏曾面對鉅額利潤有過曖昧的態度。

然而，治病救人的道義問題與持續經營的管理問題就像勒在羅氏脖子上的莫比烏斯環，看似是兩面，走著走著，才發現是兩面一體：沒有持續經營的製藥公司，就沒有這一百多年來不斷被攻克的疾病問題。

正如《眾病之王：癌症傳》裡所說，癌症是「我們自身基因的變異，是我們對青春，對永垂不朽，對很多欲望求而不得而來的變異。」

在癌症這個源自身體內部的眾病之王面前，普通人和羅氏這樣的製藥公司一樣，都在無奈地對抗和交易——人們花錢換來更舒適卻不健康的生活方式，製藥公司花錢換來消滅癌症的辦法，而患者與製藥公司再通過交易，完成人類對癌症的共同反抗。

[1]Roche.com：history

[2]Robert C. Marshall ，Leslie M. Marx ， Matthew E. Raiff ：Cartel priceannouncements: The vitamins industry

[3]WHO.int：Influenza-FAQs: H 5 N 1 influenza

[4]向利：主動與被動-達菲的兩難選擇，中國知識產權報

[5]cfchina.org.cn：赫賽汀患者援助項目簡介，中國癌症基金會

[6]陶鳳，常蕾：一支赫賽汀 7600 元！去年納入醫保目錄的抗癌藥降幅明顯，中國商報

[7]徐秋雨，何苗，蔡琳敏：創新藥能力不足仿製藥大而不強中國醫藥該怎麼和世界比，界面新聞

[8]Ole Baekgaard：The Cost ofWhistleblowing-Stanley Adams v. Hoffmann-La Roche

[9]悉達多·穆克吉：眾病之王：癌症傳

本篇作者｜毛洪濤 主編｜王滔

編審｜陳潤江 顧問｜王淑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