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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瑟夫·奈：美國霸權的興衰：從威爾遜到特朗普
簡 介
【作者】約瑟夫·奈（Joseph S. Nye），世界著名國際政治學者、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教授。曾出任卡特政府助理國務卿、克林頓政府國家情報委員會主席和助理國防部長。著有：《權力與相互依賴》《註定領導世界：美國權力性質的變遷》《美國時代結束了嗎？》《美國權力的悖論》等。
【編譯】李 源
【校對】李代霓
【來源】Nye Jr, J. S. (2019). 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hegemony from Wilson to Trump.International Affairs,95(1),63-80.
【期刊】International Affairs，世界領先的國際關係期刊之一，也是少數幾本涵蓋整個學科的期刊之一。該期刊由倫敦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於90年前創立並進行編輯，以學術嚴謹、注重實踐而聞名。
此文為約瑟夫·奈的最新學術論文，由“國政學人”微信平臺獨家編譯首發。
美國霸權的興衰：從威爾遜到特朗普
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Hegemony from Wilson to Trump
約瑟夫·奈（Joseph S. Nye）
內容提要
一個世紀前，伍羅德·威爾遜對一戰的干預改變了美國的世界地位。但在20世紀30年代，美國再次退回到了孤立主義的立場。二戰後，杜魯門等領導人創建了聯盟體系與多邊制度框架，構成了我們所熟知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或“美國治下的和平”。作為對美國世界地位的描述，這些術語顯得有些過時，但其他國家對大國提供公共產品的需求仍然存在。威爾遜試圖創建國際制度和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的努力在當今仍然具有重要意義。領導不等於統治，它需要分享。面對美國實力的衰退與世界形勢的日益複雜，“美國例外論”應該把重點放在分享全球公共產品的提供上，尤其是那些需要與其他國家共同行使權力的公共產品。同時，作者認為美國的世界地位可能更多地受到國內民粹主義政治崛起的威脅，而非國際舞臺上其他大國的崛起。
The End of Optimism in US Foreign Policy
文章導讀
1
引言
得益於兩大洋的保護與鄰國的弱小，19世紀的美國主要致力於向西擴張，並試圖避免捲入以歐洲為中心的全球均勢。20世紀初，美國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它對一戰的干預打破了歐洲力量平衡。然而，到了20世紀30年代，美國外交轉向內向，再次退回到了孤立主義的立場。隨著二戰的爆發，羅斯福、杜魯門、艾森豪威爾等領導人吸取了美國內向政策的教訓，“國際主義”逐漸取代“孤立主義”。隨之而來的是由安全聯盟、多邊制度與相對開放的經濟政策所構成的美國國際秩序或“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建立，這也確立了70多年以來美國的世界地位。而當今，隨著國際舞臺上中國等新力量的崛起，以及民主國家內部新一輪民粹主義政治浪潮的高漲，這一秩序正在面臨著大挑戰。
2
20世紀的現實主義者與自由主義者
20世紀初，隨著美國權力的增長，其全球性選擇也隨之增加。作者在這一部分分析了20世紀早期美國權力擴張的兩位主導人物：西奧多·羅斯福與伍羅德·威爾遜。羅斯福和威爾遜都是相信“美國特殊使命”（the specialmission of the United States）的道德主義者，但他們卻分別展示了美國例外論與道德傳統的兩個截然不同的方面：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
西奧多·羅斯福相信美國的文明使命。一方面，他是一個相信武力使用與力量均衡的現實主義者。他蔑視害怕戰爭的人，批判威爾遜的理想主義不切實際。 另一方面，他也有一種道德信念，認為美國可以將權力與崇高目標結合起來為人類服務。而伍羅德·威爾遜則像美國二十世紀初的大多數領導人一樣，認為自己是一個理想主義者。雖然他並不支持普遍人權，有著種族偏見與他那個時代最流行的盎格魯·撒克遜沙文主義，也毫不猶豫地干預墨西哥和加勒比地區以促進民主，但他對國際事務的看法基本上是自由主義的。作者強調威爾遜並沒有提出原創性的自由主義觀念，但他把這些觀念運用到了他所認為更符合道德的美國外交政策中。他了解均勢原則，但認為其是不道德的。因此，一個以集體安全為基礎的國際聯盟將比出於權力均衡的聯盟更加和平和公正。
作者強調雖然西奧多·羅斯福與伍羅德·威爾遜福最終都贊同美國對一戰的干預，但他們是出於不同的原因。羅斯福是出於均勢的考慮支持英國。而威爾遜則尋求沒有勝利的和平，不相信使用武力獲取物質利益。他認為美國的使命不是物質上的強化，而是領導所有國家建立一個新的國際社會。威爾遜強調美國是作為合作力量而參戰，而不是盟友。面對德國的無限制潛艇戰，
威爾遜出於道德的考慮決定加入戰爭，並試圖在世界政治中建立一種更符合美國道德原則與價值觀念的全球秩序。作者強調這裡威爾遜具有兩個轉變的目標：一是試圖改變美國的外交政策；二是試圖改變世界政治的本質，並把兩者聯繫在一起。作者認為威爾遜的這些努力不但失敗了，而且還在接下來的20年裡適得其反，在美國國內導致了一股強烈的孤立主義浪潮。但是，不可忽視的是，威爾遜的思想對他的繼任者們，特別是羅斯福和杜魯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也正是他們創建了二戰後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
WoodrowWilson embraced a vision of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that hashelped shape U.S. foreign policy ever since.
3
一個世紀之後
一戰結束100年後的今天是評估美國世界地位與威爾遜自由主義遺產的困難時刻，這不僅僅源自中國的崛起，而且也是由於美國國內政治的極化。2016年，特朗普的上臺標誌著戰後持續70年的美國政策發生重大轉變。威爾遜是一個自由理想主義者，他想要創建多邊制度，讓民主世界更加安全。而特朗普則是一個特殊的現實主義者，他只關注於狹隘的國家利益，並且貶低民主作為國家軟實力的重要來源。
作者強調冷戰後的單極格局為威爾遜主義在美國外交政策中的復興提供了契機。老布什是一位務實的現實主義者，他用威爾遜式的集體安全與“新世界秩序”來解釋第一次海灣戰爭。他的繼任者，克林頓奉行民主的“參與和擴展”戰略。隨著伊拉克戰爭日漸陷入僵局、美國民眾與其盟友的支持日益下降，小布什也越來越多地從威爾遜式的道德主張中汲取營養，強調美國外交政策的“民主議程”。實際上，
大多數的新保守主義者之前都是自由主義者，他們信奉威爾遜的美國例外論與民主傳播思想，儘管並沒有繼承他的多邊主義觀念。作者認為小布什與威爾遜有著驚人的相似性。儘管威爾遜是一個理想主義者，而小布什是現實主義者，但兩人都把在世界上其他地區傳播民主與自由作為美國的使命。兩人也都沒有看到自身理想與國家實力間的巨大差距。他們都試圖說服公眾接受這種政策的轉變，但同樣都失敗了。兩人的政策也都導致了隨後的緊縮戰略反應，這一點尤其體現在當今特朗普的政策上。接下來，作者藉助相關學者的論述對於特朗普和其前任統治者的戰略進行了對比。通過對特朗普、奧巴馬與布什時期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的簡單對比分析，有學者認為，雖然布什和奧巴馬在很多方面存在很大不同，但他們都秉持著普遍自由主義的進步歷史觀，都認為美國身處由眾多自由主義國家構成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中，是公認的作為整個秩序最重要組成部分之一的自由主義國家。與其相反，特朗普則充滿了霍布斯式的現實主義觀、零和博弈觀以及對國家利益的狹隘界定。作者強調目前威爾遜主義處於休眠狀態，二戰後美國秩序的未來也是不確定的。
4
“自由主義國際秩序”
作者認為“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一詞多少有點誤導性，因為這一秩序從來都不是全球性的，也不總是非常自由的。它是威爾遜自由主義與均勢現實主義的結合，包括了四個方面：經濟、安全、人權與自由主義政治價值觀、保護全球公域 (protectionof the global commons)。在這一框架下，全球經濟、社會與生態相互依存不斷加強。但是，這一秩序的自由主義特徵可能被誇大了。雖然美國可能普遍偏好於民主和開放，但在冷戰競爭背景下它仍經常支持獨裁者。當今，這一秩序的重要問題則是：即使美國在這一秩序中的地位發生變化，受益於這種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的其他國家，例如中國，是否會繼續維護這一制度框架。
美國的聯盟體系與多邊制度有助於世界的安全與穩定，“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維繫有賴於美國的國內共識與對國家利益的界定。
之前美國國內輿論普遍認為維護與擴展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符合美國國家利益，但直到2016年，特朗普首次對這一共識發起了挑戰。美國的秩序在走向終結的同時，其世界地位也正在發生重大變化。5
中國將會取代美國嗎？
許多觀察家認為，中國的崛起將結束美國時代。但是，作者認為與目前的傳統觀點相反，中國並不打算取代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儘管中國未來的經濟總量可能會成為世界第一，但在其他經濟指標上仍將落後於美國，例如人均收入等。況且，經濟實力只是地緣政治平衡的一部分。在軍事與軟實力方面，中國也遠遠落後於美國。
同時，作者認為中國受益於戰後的國際秩序，但問題在於它是否會在提供公共產品方面進行合作、是否已經準備好發揮這一作用。總的來說，作者認為
中國迄今為止的行為表明，其意圖並不是推翻這個使之受益的現行世界秩序，而是試圖增加其在該秩序內的影響力。不過，隨著中國實力的增長，這種情況可能會發生變化。作者強調無論如何，隨著中國實力的增長，美國的自由主義世界秩序將不得不做出改變。權力必須得到共享，中國對自由主義或美國的統治並沒有什麼興趣，它關注更多的是一個“開放的”或“基於規則的”世界秩序。
China Rising
6
美國地位與全球公共產品
經濟和軍事規模是“美國例外論”（American exceptionalism）的另一個來源，如果美國仍然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那麼它就有理由在提供全球公共產品方面發揮領導作用。然而，作者強調這一角色需要對國家利益有一個寬泛的界定，而不是狹隘地關注“搭便車行為”（free-riding）。
在新的跨國問題上，雖然美國的領導仍然重要，但問題的成功解決要求與其他國家的合作。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權力變成了一個正和博弈（又稱合作博弈）。因此，為實現某些共同目標，美國需要與其他國家共同行使權力，而不是僅僅強調美國對其他國家行使權力。在一些跨國問題上，授予他國權力將有助於美國完成自身目標。
過去，美國的開放性增強了它創建全球網絡、維繫國際制度與聯盟體系的能力。但當今，即使美國仍然擁有超越其他任何國家的軍事、經濟和軟實力資源，但它可能並不會選擇將這些資源轉化為全球舞臺上的有效權力行為。“美國第一”在某種程度上只是一個口號，每個國家都有權把自身利益放在第一位。但這背後更重要的問題是，如何界定國家利益的範圍，是寬泛的還是狹隘的？特朗普政府對國家利益的界定則是狹隘的、零和性的。因此，作者強調未來美國地位的主要威脅可能是來自於美國內部，而非外部。
7
權力轉換與內部威脅
民粹主義的產生既有經濟根源，也有文化根源。工作機會的喪失，性別、種族、性取向等議題對傳統價值觀的衝擊都是這一浪潮產生的重要原因。即使經濟全球化沒有發生，文化和人口的變化也會產生某種程度的民粹主義浪潮。美國政治的兩極分化早在特朗普當選之前就已開始，他的當選既是其症狀表現，也是原因之一。 美國國內政治的極化很可能會持續下去，它所傾向的外交政策將削弱美國鞏固國際制度、建立全球網絡、有效應對新跨國問題的能力。本土民粹主義也將削弱美國的軟實力與其在全球網絡中的中心地位。
作者強調除了這些影響美國權力轉換能力的國內與社會趨勢外，特朗普的獨特性格也加劇了當今美國世界地位的不確定性。同時，儘管特朗普的政策削弱了自由主義秩序的安全與經濟維度，但到目前為止他並沒有完全摧毀它們。在價值觀上，特朗普對人權議題興趣較小，也更願意接納威權式的領導人。
The government is divided against itself and cannot govern.
8結 論
在未來幾十年裡，軍事力量將繼續作為全球政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而美國也仍將是世界領先的軍事強國。正如斯蒂芬·布魯克斯（Stephen Brooks）和威廉·沃爾福斯（William Wohlforth）所言，“國家間權力分配的變化幅度與速度遠沒有人們普遍認為的那樣強烈”。但美國國內學術界關於美國如何利用其權力的看法的確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冷戰後，對離岸平衡、緊縮戰略、剋制戰略、“抽身”戰略(disengagement)等大戰略的討論變得日益流行。
目前，在許多地區事務與跨國議題上，軍事力量並不是解決之道。維繫全球網絡與國際制度、傳播新興領域（如網絡空間和氣候變化）的價值規範，都可以增強軟實力並用以補充美國的硬權力資源。然而，它們卻正在面臨來自特朗普單邊主義政策的挑戰。
傳播民主雖然可以成為軟實力的來源，但前提是手段必須適度。過去，美國為促進民主而進行的過分干預導致了適得其反的效果。因此，受威爾遜所影響的新保守主義不太可能取得成功，傳播自由與民主的鬥爭也將不會取得國內外的支持。但威爾遜試圖創建國際制度和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的努力在當今仍然具有重要意義。
領導不等於統治，它需要分享。面對美國實力的衰退與世界形勢的日益複雜，“美國例外論”應該把重點放在分享全球公共產品的提供上，尤其是那些需要與其他國家共同行使權力的公共產品。同時，作者認為美國的世界地位可能更多地受到國內民粹主義政治崛起的威脅，而非國際舞臺上其他大國的崛起。
The New Face of American Populism.
官網鏈接：Oxford Academic
https://academic.oup.com/ia/article/95/1/63/5273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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