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寵《名山時訪道五言詩》扇面，紙本(金箋)，行草書，17.8 × 49.6 cm。浙江省博物館藏。
名山時訪道，絕壑愛觀泉。徑隱千重竹，林窺一帶天。疏花遲候發，好鳥洞音傳。悟得無生樂，行藏不 離禪。 王寵。
鈐“王寵之印”白文方印。
王寵《致尊師書札》冊頁，紙本，行草書，22.7×12.2 cm×2。浙江省博物館藏。
明朝的文徵明因為長壽與德高藝博，主持吳門書畫及文壇長達30餘年，再加上他晚年在故鄉蘇州設帳授徒，追隨者眾多，因此吳門書派如日中天時，其陣營實際已由文氏師生構成。而在這些繼起的新一代吳門書家中，王寵是有著突出成就的一位。
王寵善山水，深得黃公望、倪瓚墨外之趣；工篆刻，與祝允明、文徵明並稱“吳中三大家”。
王寵於青年時代即結識了比自己年長25歲的文徵明，兩人情在師友間。此外，他與祝允明等吳門前輩亦有過從，以詩歌唱酬和書藝切磋累積了豐厚的藝術素養。雖有朝夕問道的機會，但王寵在書學道路上卻並不盲目跟從師長，而是捨近求遠，上追晉唐古法，並於對古帖的敏悟中謀求貫通，顯露出自我的個性追求。
與文徵明一樣，王寵也是以小楷和行草書為世人所推重。他的小楷得力於鍾繇、“二王”、智永以及初唐虞世南諸家，一反時風的纖秀小巧，在質樸、疏散的筆畫結構中表現出靜逸、幽深的意境；他的行草書，則以王獻之為依歸，並融合章草的結體和用筆，筆畫短促含蓄，予人以清逸明快之感。
王世貞論王寵書：“正書始摹虞永興、智永，行書法大令。晚節稍稍出己意，以拙取巧，合而成雅，婉麗遒逸，奕奕動人，為時所趨，幾奪京兆價。”在時風以巧取悅之際，王寵獨“以拙取巧”，於恬靜、疏拓中展現曠達淡泊的胸懷。正是這種鮮明的自我風格，使他與吳門前輩的書法面貌拉開了距離。他雖在不惑之年早逝，卻與祝允明、文徵明相頡頏，被後世推為吳門一派最具成就的三大書家之一。
後人以“祝書奇崛，文書和雅，王書疏逸”的不同特點來概括吳門三家，而三人作品中所體現的秀逸沖和的藝術共性，又透露出這一時期文人書法家所共同追求的審美理想。“書卷氣”的文人書法在明中期佔據了主導地位，從中也可體察到這一時期的文人士大夫心理已不似明初那樣保守、內向與封閉。
現藏於浙江省博物館的王寵行書書札共兩頁，每頁縱22.7釐米、橫12.2釐米，上書：“殘歲日望歸舟，不知已還宅矣。丹陽風雪，想無妨動定，新春當益佳耳。承惠墨，多荷。《四六表類》因陳永夫借去，適未上城，當取來再奉也。聞元夕後復欲往都下，應得侍教，不多述。”款署“門生王守王寵頓首拜尊師先生講下”，鈐“韡韡齋”朱文印、“雲谷”朱白文方印、“曾藏丁輔之處”朱文長方印。此作以韻寫拙，拙中見雅，追求細膩精緻、豐富多變的筆法，因而能流動暢達、格調高古。王寵的行書盡顯晉人筆致，表現出一種秀姿挺立、自然流美的情趣。
殘歲日望歸舟，不知已還宅矣。丹陽風雪，想無妨動定，新春當益佳耳。承惠墨，多荷。《四六表類》因陳永夫借去，適未上城，當取來再奉也。聞元夕後復欲往都下，應得侍教，不多述。 門生王守王寵頓首拜尊師先生講下。
鈐“韡韡齋”朱文方印， “雲谷”朱白文方印， “曾藏丁輔之處”朱文長方印。
王寵《玄墓之行帖》頁。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曏者玄墓之行。知臧判官至。不曾來相期。山水佳勝處。每恨吾弟不同遊也。尊事競何如。承遠惠多品。甚荷。多謝。令祖隱君山中風景殊佳。幾時能至耶。懸企懸企。寵頓首。
王寵的作偽與偽作
王寵雖四十而卒，但其書法得到時人與後人的尊崇。祝允明期盼自己去世之後，王寵能夠“狎主齊盟”。[1]他的學生朱曰藩在他一件作品之後題道：“國朝書家譜系支山之後，其在伊人。[2]明正德、嘉靖間崛起的吳門書派，王寵乃代表人物之一，與祝允明(1461-1527)、文徵明（1470-1559）、陳淳（1483-1544）並稱四家。[3]
王寵生前雖不售而貧，但死後名滿天下，金俊明（1602-1675）稱其“遺蹟珍重過於文、祝，人爭購之”， [4] 陳懿典詩有“太原片札千金傾”之句，[5] 但雅宜書贗本極多，張鳳翼（1527-1613）稱其“贗書盈市”，千金難求真跡。[6] 而由於王寵書法手祝允明影響至大，面貌與祝允明頗有相似之處，人們又常常將王寵視為祝允明書法的作偽人之一。這使得對於王寵傳世作品真偽的判斷變得異常複雜。
本文對於王寵的作偽和他的偽作進行了力所能及的研究，認為他並不具有偽作祝書的可能，而人們常常將之作為王寵典型風格的小楷恰恰並不可靠。
一、王寵的作偽
劉九庵先生是筆者十分敬重的鑑定大家，他於祝允明、王寵的書跡素有研究。所作《祝允明草書自詩與偽書辨析》一文引故宮博物院藏文嘉（1501-1583）致其門下士浮玉一通信札雲：
枝山文乃區區求送酉室者，真跡寫得極精，至今為酉室寶藏。此紙乃雅宜手摹，非元賓也。《五憶歌》乃吳祈甫所書，寫得亦好，近人不能為此。
他認為“從這簡短的幾行信札中，明確指出的王寵和吳祈甫都曾臨摹過偽作祝氏的書跡”，並由此推論王寵乃祝允明偽作的作偽人之一。[7] 劉先生還舉例上海博物館藏祝允明書《曹子建詩冊》，即王寵所臨，“其不求形似於祝氏筆法”。[8] 在《王寵書法作品辨偽》一文中，劉先生又引另外兩條材料，進一步判定《曹子建詩冊》為王寵所臨仿：
王寵跋祝允明草書《古詩十九首》：“祝京兆書落筆輒好，此卷尤為精絕，翩翩然與大令抗衡矣。寵從休承處持歸，臨摹數過，留案上三閱月，幾欲奪之，以義自止。休承再勿假人哉。”[9]
文伯仁《石湖草堂圖》款識：“雅宜先生書法特妙，嘗臨祝枝山所書《送楊侯入覲序》，以俾元賓，元賓入京攜以自隨，閒屬餘補寫小圖，蓋當時石湖草堂故事也。”[10]
可知王寵又曾經臨過祝允明所書《古詩十九首》與《送楊侯入覲序》。但王寵究竟是“有意作偽”，還是“漫作臨寫”，劉先生覺得未可遽定。[11]肖燕翼先生《祝允明書法偽作的再發現》一文則完全肯定了劉先生的觀點。[12]
明正德、嘉靖間的蘇州，商業發達，人們亦熱衷書畫收藏，大量偽作亦應運而生。[13]如王稚登（1535-1612）記文徵明晚歲德尊行成，海內欽慕，“縑素盈尺，喧溢里門，寸圖才出，千臨百摹，家藏市售，真贗縱橫。”[14] 安世鳳（萬曆癸丑進士）也指出：“希哲翁（祝允明）書遍天下，而贗書亦遍天下。”[15] 然劉先生所引數條材料，無論是他人議論，還是王寵自述，都明確稱“摹”、“臨摹”、“臨”，而不是作偽，甚至不是仿作。仿作或是偽作的目的在於惑人、射利，揆諸王寵之品行、生活狀態以及與祝允明之感情，筆者以為，王寵有意作偽的可能性極小。換言之，他並不具備偽造祝允明書法的動機。
名譽一直被王寵視為性命，在公眾表現中，王寵善為雅言，不及猥鄙，[16] 且不以所學尚人，故人樂親附之。在他逝後，顧璘（1476-1545）懷念這位故友時說：“清夷廉曠，與物無競，人擬之黃叔度。尊官宿儒忘年友善，罔不樂其溫醇。”[17] 而劉鳳（1517-1600）的一則記載，足見其在利與義之間的斷然抉擇：“胡守纘宗尤所愛重。人有請寵者，千金欲得其一言，適又當償進，無以藉，寵竟不顧，麾之。父尤焉。跽謝曰：‘人所為重寵者，能修耳。使自汙傷，不乃見輕而又因利之耶？'”[18] 即使千金在前，加之父親的慫恿，但要讓他做於名節有虧的事，也是絕對辦不到的。
王寵一生都很貧困，正德間他從學蔡羽於包山精舍，卒業後築室石湖越溪之上，以躬耕自給，非歲時省親不數數入城。由於屢應科舉，他耗費了大量的錢貲，所以經常向朋友借債度日，從他與長兄的家書可知，他常常向袁褒（1499-1577）、陳子魚、繆承祥等友人借貸銀兩。[19] 嘉靖七年戊子（1528），他又一次向袁褒借銀，並立券為證，由文彭（1497-1573）作中人。券文有云：“借到袁與之白銀五十兩。按月起利二分，期至十二月，一併納還，不致有負。恐後無憑，書此為證。” [20] 這件借銀券後代遞藏，歸昌世（1573-1645）、趙宧光（1559-1625）、朱筠（1729—1781）、翁方綱（1733-1818）、錢大昕（1728-1804）等人都曾賦詩題品，傳為佳話。倘若可以仿造祝允明之書射利，王寵無論如何不會淪落到這樣的地步。
祝允明是吳門前輩中對王寵影響最大、同時也是王寵自認為“知愛最深”者。 [21]祝氏嘗作《懷知詩》十九首，懷已故及健在友人十八人，其中獨懷王寵二首。 [22]祝允明去世後，王寵為撰行狀，併為書墓誌銘。同為嗜書者，王寵對祝允明這位長輩崇拜有加，以為其下筆無所不佳。他不僅曾直接臨摹祝允明的書作，且其對晉、唐、北宋的廣泛取法亦來自祝氏薰陶。王世貞（1526—1590）曾說：“京兆楷法自元常、二王、永師、秘監、率更、河南、吳興，行草則大令、永師、河南、狂素、顛旭、北海、眉山、豫章、襄陽，靡不臨寫工絕，晚節變化出入，不可端倪”，可知祝允明遍友歷代，而歸宿晉、唐。王寵的取徑正是藉允明書法而上攀晉、唐。
《明史》本傳記祝允明“惡禮法士，亦不問生產。有所入，輒召客豪飲，費盡乃已。或分與持去，不留一錢。晚益困，每出，追呼索逋者相隨於後，允明益自喜”，[23]儘管祝氏“墨客填門，購之厚直”， [24]但他並不貪吝，而是一派名士風度。王寵與之交善，必不至偽作祝書以斂財。
與祝允明一樣，王寵在書法上有著自樹立的精神，雖然他有臨摹祝書的經歷，但其目的並非亦步亦趨，更非以優孟混於孫叔敖，而是著意於個人面目的鍛造，在他去世之前，還常常以指畫肚，因為“祝京兆許我書狎主齊盟，即死，何以見此老地下”。[25] 以王寵對書法之用心，他所追求的乃是後世的傳播，絕非眼前的蠅頭細利。
劉九庵先生指《曹子建詩冊》為王寵仿本，理由是是作“無祝氏草書豪縱之氣，而具遒婉灑落之態”。但事實上，祝允明並非只有豪縱一種風格，張鳳翼《跋祝枝山書》有云：“祝京兆作書多似曼倩，高自許可，意在驚人，故每出入晉唐宋間，未免弄一車兵器。然亦投之所向，無不如意。” [26]這就說明祝氏面貌眾多，但無不心手相應。事實上，祝氏傳世作品既有豪縱恣肆的一面，也有端謹詳雅、嫵媚流麗的一面。以豪縱代表祝允明的全部，竊以為不無以偏概全之嫌。
《曹子建詩冊》雖無系年，但與祝允明正德丁丑（1517）年四月一日所書《琴賦》用筆運意頗為相近，且款識章草亦祝氏所習書。[27]《琴賦》拖尾有吳寬跋一則，對於祝氏“筆下盡古人之致”羨慕不已，但自己年老而筆法已定，只能興望洋之嘆。祝允明在識語中談到此時對唐人李懷琳的取法，他說：“嵇叔夜作《琴賦》，可謂能盡其至者也。李懷琳仿叔夜《絕交書》，甚善，餘書此賦少假懷琳腕下佈置，虛擬古人用意所在。懷琳為唐時書法宗匠，其立意自不虛也。”【圖1】《絕交書》，唐人就下了斷語，是一件偽跡，而且俗態尤多， [28]但祝允明卻將李懷琳稱為“書法宗匠”。
王寵行草之所以與祝允明比較接近，是因為他不僅臨摹祝允明，而且與祝氏一樣，也取法李懷琳。王世懋（1536-1588）曾洞察李懷琳與祝、王二人書法之關係：
吳人絕重李懷琳書，希哲書十九首古詩及王履吉晚年草法，皆從此出。祝書尤得其丰神；王草“欲”字、“強”字、“窮”字等規仿，不易一筆，他古帖所無也。世人不睹懷琳書，安知二先生書法之自哉？文氏《停雲館帖》雖刻此書，而筆意失真，後得此冊，真宋搨本之精者，二先生心印始見矣。[29]
因為王寵學習祝允明的書法，且二人皆學李懷琳，因此，王寵早歲（1518年以前）書風與祝允明此一時期的作品風格最為接近，[30]【圖2】這也許是我們懷疑《曹子建詩冊》為王寵偽作或臨作的主要原因。[31]
但是經過仔細比勘，我們又會發現很多不似之處：1，王寵早期作品字形縱長，此作則體勢略扁；2，王寵很少多字連綿，此作則較多牽絲引帶；3，王寵取勢較為單一，整體上重心偏右，而此作體勢變化多端，莫可名狀；4，王寵點畫簡淨，運行過程中較少提按，此作則大幅度提按很多，如“華”、“仰”、“當”、“何”、“雲”等字；5，此作“行”、“不”、“求”、“山”、“窮”、“聲”等字的草寫與王寵習慣寫法不類，而接近祝氏之典型特徵。
通過對王寵作偽動機的排除，與《曹子建詩冊》和王寵行草書之比較，筆者以為，將《曹子建詩冊》當作王寵的仿本或是臨本的說法證據不足。王寵更不能遽定為祝書的作偽人之一。 [32]
二、王寵的偽作
關於王寵書跡的研究，劉九庵先生有專文《王寵書法作品辨偽》詳加討論。他舉了兩件偽作的例子，一為臺北故宮博物院所藏《臨帖冊》，一為吉林省博物館所藏草書《遊包山詩卷》，其主要依據乃是風格判斷，如他認為《臨帖冊》圓熟而有俗態，10個月之間所臨諸帖既看不出明顯的時間差別，也看不出臨寫諸家書法的變化；而且偽書大多是臨帖、抄錄古詩文，內容多得類於抄書。[1]在文末劉先生還列出了《王寵書法真跡作品要錄》與《王寵書法作品中的偽作要錄》。這對筆者的進一步研究有不少啟發。
然而，劉先生以“抄書”為據否定王寵書作的真實性實考慮未周。王寵是蘇州重要的藏書家，葉昌熾（1849-1931）嘗見滂喜齋藏宋刻《雲齋廣錄》，有“王履吉印”、“鐵硯齋”二朱記。“又宋刻《東觀餘論》，元本揚子《法言》，並有古吳王氏、王履吉印，與竺塢、玉蘭堂、翠竹齋、梅溪精舍、五峰樵客、文氏諸印，雜廁不分。當是雅宜遺書，身後盡歸竺塢。”[2]在王寵與長兄的書信中，多次談到購書之事。[3]藏書家買不到書時只有抄書。文徵明《王履吉墓誌銘》有云：“君資性穎異，將以勤誠，於書無所不窺，而尤詳於群經，手寫經書皆一再過。”[4]金俊明跋王寵《高唐賦、遊天台山賦》亦云：“雅宜先生獨喜臨池，尤邃於經學，於書無所不窺，經史子集，手錄殆遍。予曾見所書《史記》《離騷》及《壁經講義》。”[5]《平生壯觀》、《王氏法書苑》嘗著錄王寵所書《文選》全部、《詩經》全部、《樂志論》、《閔己賦》、《尚書》全部、《進學解》等。葉昌熾庚辰（1880）五月廿八日的日記記載其所見王寵自注《易經》稿本，[6]而現藏於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的《莊子內篇》、藏於上海圖書館的《聖宋名賢四六叢珠》就是王寵家的抄本。可見，抄書（包括抄書贈送友人）於王寵並非是不可能之事。僅根據文字多寡，似不能決定書跡之可靠與否。
筆者目前所蒐集到繫於王寵名下的傳世作品160餘件，其中有紀年和可以確定紀年的超過100件。但中間有一部分偽作，以楷書為多，[7]因此本文的討論也集中於楷書，而關於行草偽作的討論以俟他日。
（一）可靠的王寵傳世小楷作品
王寵較為可靠的傳世小楷作品一部分是沒有異議的墓誌銘、抄本、詩稿、刻本，一部分是他人繪畫或書法作品上的題詩與題跋，這些作品大多流傳有緒，筆者編撰《中國書法全集-王寵陳淳卷》時曾做過部分考釋：
1、《文徵明聽泉圖題詩》，正德己卯（1519，文款），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2、《贈別家兄履約七首》，正德己卯（1519）十一月廿七日，上海博物館藏。
3、《祝允明楷書東坡記遊觀款一行》，嘉靖辛巳（1521）八月廿又二日，遼寧省博物館藏。
4、《林翁蔡尊師衡山文丈偕計北征，軺車齊發，敬呈四首》，嘉靖癸未（1523）二月十四日，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圖3】
5、《太學生吳君墓誌銘》，嘉靖癸未（1523），故宮博物院藏。（劉文已及）
6、《辛巳書事詩七首》，嘉靖甲申（1524）五月二十三日，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7、《陳淳合歡葵題詩》，嘉靖甲申（1524）中秋（王守款），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8、《秦漢文序》，嘉靖甲申（1524）冬十二月一日，刻本。[8]
9、《文嘉〈石湖小景圖〉題詩》，嘉靖乙酉（1525）五月，故宮博物院藏。
10、《琴操十首》，嘉靖乙酉（1525）十月朔，現藏日本。【圖4】
11、《文徵明石湖閒泛圖題詩》，嘉靖乙酉（1525），上海博物館藏。
12、《祝允明古詩十九首卷題跋》，嘉靖丙戌（1526），刻本。[9]
13、《送陳子齡會試三首》，嘉靖丙戌（1526）左右，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劉文已及）
14、《五柳先生傳款識三行》，嘉靖丁亥（1527）四月望日，美國藏。
15、《壽方齋袁君序》，嘉靖丁亥二月（1527），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劉文已及）
16、《摹東方朔畫贊》，嘉靖丁亥（1527）二月二十七日，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劉文已及）
17、《後赤壁賦》（與仇英《後赤壁賦圖》合卷），嘉靖戊子（1528）夏四月十二日，上海博物館藏。
18、《聖宋名賢四六叢珠》（與子王子陽，女王埰等合抄），嘉靖壬辰（1532）嘉平月（跋），上海圖書館藏。[10]【圖5】
19、《臨曹娥碑》，嘉靖癸巳（1533）三月七日，鈴木敬編《中國繪畫總合圖錄》一。
20、《文徵明綠陰草堂圖題詩》，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圖6】
21、王冕《墨梅圖》題詩，上海博物館藏。【圖7】
22、《文徵明繪畫題詩》，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23、《仇英松閣遠眺圖題詩》，上海博物館藏。
24、《吳偉鐵笛圖跋》，上海博物館藏。
25、《樂志論》（與《楞伽精舍同宿東橋顧丈贈歌》等合卷），上海博物館藏。
26、《莊子內篇》，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藏。[11]
27、王寵《春山圖》題詩，蘇州博物館藏。【圖8】
28、《為海濱先生書五言詩扇》，北京匡時拍賣會2007年春拍。【圖9】
王寵小楷出諸鍾繇、二王、虞世南，與祝允明在取法與面貌上都較為接近。虞世南楷書與王獻之一脈相承，在唐人的眼中，他比歐陽詢顯得更為含蓄，所謂“君子藏器，以虞為優”。藉助虞世南，王寵在小楷中更強調了含蓄的意致。而鍾繇小楷中豎畫寫成近似於撇畫，也為王寵所吸取。
他的小楷大約可以正德十四年（1519）為界分為前後兩個階段，前此的小楷書與行草書的取勢相似，字形亦縱長並向左傾斜，用筆起止顯得硬拙，如《文徵明聽泉圖題詩》《贈別家兄履約七首》等。其後期的楷書代表作如《林翁蔡尊師衡山文丈偕計北征，軺車齊發，敬呈四首》《太學生吳君墓誌銘》《辛巳書事詩七首》《琴操十首》《送陳子齡會試三首》《赤壁後賦》等，較前期顯得老練，結構扁闊者居多，時有錯位，略有不穩定之感，點畫起止亦常隱其鋒芒。這與他的行草同調：因不穩而生古拙，因少鋒芒而得含蓄。無怪王世貞評價其個人風格時說“以拙取巧”。[12]如現藏於日本的《琴操十首》，書於嘉靖乙酉（1525），是一件典型的以拙取巧的作品，王世貞他在《三吳楷法十冊》跋中認為《琴操》“兼正行體，意態古雅，風韻遒逸，所謂大巧若拙，書家之上乘也”。與《林翁蔡尊師衡山文丈偕計北征敬呈四首》《辛巳書事詩七首》相比，《琴操》結構更為鬆散，不以整飭精準為鵠的，行氣的調節多賴結構長短正側之變化，時有出人意表的拗筆相雜其間，若不擅小楷者所為，與趙孟頫、文徵明萬無一失的精確營構別一意趣。是冊楷字當中羼雜了不少草書，如“我”、“得”、“龜”、“強”、“聲”、“履”、“霜”、“成”、“當”等字，概為草書楷寫，以較緩慢的書寫速度運筆。很顯然，他受到刻帖中王獻之楷草相雜的啟發，但是草字的摻入並不為了改變篇章的動態節奏，而是在佈局上起潛在的調節作用。
除了古拙、含蓄、鬆散的風格特點之外，王寵小楷還有兩個書寫習慣值得注意：
1、王寵小楷基本採用有列無行的章法，即使是書寫墓誌銘也是如此。這與文徵明、祝允明的整飭作風迥然不同。這一章法特點來源於晉人小楷（如《玉版十三行》）。
2、吳門書家如祝允明常書寫古體字，王寵較之更甚。如《林翁蔡尊師衡山文丈偕計北征，軺車齊發，敬呈四首》中的“首”、“南”、“射”、“榜”、“皇”、“草”、“插”、“裝”、“報”、“明”、“遺”、“年”等字，《太學生吳君墓誌銘》中的“歡”、“儒”、“祖”、“撰”等字，《辛巳書事詩七首》中的“隱”、“垂”、“低”、“插”、“虎”等字，皆為篆書楷寫。[13]明末書家喜寫古體字的風氣，或即濫觴於斯。
（二）可以確定的王寵小楷偽作
1《五憶歌-黃庭經冊》，上海朵雲軒藏。【圖10】
《五憶歌》款識為：雅宜山人王寵書於石湖草堂。《黃庭經冊》款識為：甲午三月上巳，雅宜子王寵臨於石湖精舍。按，王寵於前一年已去世，二冊用筆結字殆出一人之手，許多學者已經指出這是一件偽作。[14]
2《抄錄信札及五憶歌》（與祝允明書法合裝），上海博物館藏。[15]
是作小楷書《答湯子重書》《答陸之裘書》《與王憲齋》《與陸北沙》《與衡山先生》《與朱東溪》《與豐南隅》《與陸五臺》七札，款識曰：“餘自書稿詩文，稽之篋笥，未暇重整，今子重兄檢出數種，屬餘小楷勒之石。避暑石湖草堂，漫書勉而應命，自愧不工。昔王荊公嘗選唐詩，謂費日力可惜，餘之為此，豈特可惜而已哉？嘉靖庚寅三月廿又二日，王寵識。”
按，所書七札其二為《答陸之裘書》。陸之裘，字象孫，號南門，太倉人。容孫，伸子，之箕弟。正德間貢生，官景寧教諭。嘉靖十一年壬辰（1532），陸之裘函慰王寵鄉試受挫，寵答書辯論[16]，即此卷中的《答陸之裘書》。1532年信札，而1530年書，必偽無疑。
3 文徵明《惠山茶會圖》王寵題詩，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顧文彬《過雲樓書畫記》畫類卷四著錄，文畫無款，鈐“文徵明印”、“悟言室印”。卷後有蔡羽《惠山茶會序》。款識為正德十三年戊寅二月清明日（1518），更系湯珍詩八首、王寵詩九首。皆楷書。參與茶會的文徵明及王守（1492-1550）詩缺。按，上海博物館亦藏有一卷文徵明《惠山茶會圖》，引首“惠山茶會”為鄭鵬所書，繼為蔡羽（1477或1478-1541）《惠山茶會序》，款識為正德十三年戊寅春三月朔旦，楷書。繼為文徵明製圖，題“惠山茶會圖”，鈐“文徵明印”、“玉蘭堂”。卷後有文徵明詩十二首、湯珍詩十六首、王守詩五首、王寵詩五首。乃文徵明一行常州無錫之行歸後贈鄭鵬者。是作筆者曾經寓目，所有題詩當是真跡。非獨風格，蔡羽題詩之末的稱謂亦是其習慣作法。[17]卷末吳大澂（1835-1902）篆書兩跋，稱其嘗見三本《惠山茶會圖》，除是卷為宮爾鐸收藏外，一為蘇州胡氏藏，“有蔡九羽敘及雅宜山人昆仲、文門弟子題詠數十首，皆正書”，一為都門所見，“亦似《惠泉圖》，惜有款無題也。”吳氏所見另二卷當非今故宮本。
故宮本疑竇有三：（一）故宮本落款“太原王寵”，乃署其郡望，為王寵傳世作品所僅見者。上博本王寵行草題詩，款署“吳郡諸生王寵”。稱吳郡、吳門，在王寵的作品中十分多見。如中國歷史博物館藏《約齋記》、上海博物館藏《牡丹卷賦》、天津藝術博物館藏為王表書《西苑詩、海印寺閣眺及郊遊與諸公作等三首》，皆稱“吳郡”。（二），是作鈐白文印“王履吉印”。王寵是時已經改字履吉，上博本蔡羽有詩《留宿履約履吉》，但文徵明仍以“履仁”相稱，如同卷文徵明詩《望日無錫道中乘月夜行與履約履仁同賦》。但王寵更換印章大約在次年（1519），如是年十一月廿七日為顧嶼所書《贈別家兄履約七首》即用“王履吉印”。然此前的作品如上博本王寵題詩（1518年三月）、上海博物館藏《送孫太初卜隱苕溪等十首》（1518年季冬十日），仍用“王履仁印”。如果故宮本乃真跡，那麼王寵在1518年的二月用王履吉印，三月至季冬用王履仁印，次年再改王履吉印，就顯得過於混亂，也不合情理。（三）同卷有湯珍楷書題詩，按諸南京博物院所藏文徵明《中庭步月圖》畫幅湯珍楷書題詩，差距較大，而上博本湯珍楷書題詩，與《中庭步月圖》畫幅湯珍題詩則相當接近。故宮本所鈐二官印“司空之章”、“雁湖長印”與湯珍毫無關係。蔡羽傳世行、楷皆極生動，而此作楷、行二體卻顯得比較僵硬。
4《聖主得賢臣頌》，揚州博物館藏。【圖11】
是作書於正德辛巳（1521）三月六日，後有王寵嘉靖壬辰（1532）行書自跋：“右楷書《賢臣頌》，乃餘閒中所作，欲學《黃庭經》之古而近於拙；學《樂毅論》之勁而近於生。信古人之難摹仿也。吾友陸子行裝潢成卷，索餘跋語，嗟嗟，穢惡之筆，奚足跋哉，只以增愧耳。嘉靖壬辰長至日寵重題。”此跋與故宮博物院藏文徵明《小楷冊》跋文十分近似。文跋雲：“右楷書數幅，乃餘往歲閒中所書，欲學《黃庭經》之古而近於拙；學《樂毅論》之勁而近於生。信古人之難摹仿也。吾友陸子行裝潢成卷，索餘跋語，嗟嗟，穢惡之筆，奚足跋哉，只以增愧耳。嘉靖庚戌（1550）四月，徵明題，時年八十一。”兩件作品的題跋必有一偽，或即是說兩件作品必有一偽，否則不必畫蛇添足。
陸子行生卒不詳，大約與張鳳翼同時。張鳳翼《祭陸子行文》有云：“方吾與君翱翔黌校，砥礪行藝，相觀於古，抗蹤於今，志何壯也。徜徉山水，嘲弄風月，談玉交飛，坐香不散，度何遠也。無何而豎據膏肓，分發心腑，形神凋弊，言論阻澀，抑何憊也。某等方奔走先慈襄事，未遑問訊，而匍匐之餘，乃得訃音，嗟乎痛哉。……而身未離上庠，齒不登下壽，數奇於一命，志齎於九原，可勝痛哉。”[18]則張鳳翼與陸子行同學，張鳳翼，字伯起，長洲人，嘉靖四十三年舉人。陸子行與其年齡相仿或略長，去世時年未及六十。那麼在王寵題跋的1532年，陸子行尚在童髫。而文徵明1550年作跋，則陸子行年20餘歲。因此文跋可靠性更大。
是作採用縱橫界格，為王寵真跡未見的情狀，同時書寫整齊，結構穩妥，亦與王寵的書寫樣式不相侔，我們還可以以是作中之“辛丑”與是年八月廿又二日《祝允明楷書東坡記遊觀款一行》略加比較。此外，是作中“皇”、“祖”等字，王寵他處皆寫成古體，而此處卻是俗寫。
綜觀上述偽作，有這樣幾個主要特點：
1、界格整齊，橫平豎直，如《聖主得賢臣頌》《祝允明、王寵書法合裝》；
2、書寫工緻，結構穩妥，微類衡山風氣（如程式化的肥重捺畫與框結構的寫法），而絕無“以拙取巧”之意；
3、忽略了王寵對篆書楷寫的偏嗜。
此外，現藏北京大學圖書館的《王雅宜詩文稿墨跡》冊一直被認為是王寵手跡，這裡順帶澄清。【圖12】是冊明季嘗經華氏劍光閣收藏，入清以後，歸嘉興汪季青文柏，汪氏收蓄名跡至富至精，嘗築屐研齋以藏之，其後端方得是冊于都門，張之洞嘗為審定並於扉頁題《明王雅宜自記稿》。
是作卷末華天銈跋有云：“右為先哲王雅宜先生自記稿一軸，計得詩五言古二首，七言古四首，五言近體十一首，七言近體七首，七言截句十一首，墓銘文二首，《雅宜山人集》載為嘉靖中作。”今所見印本所錄詩文數量正與華氏所統計相同。惟《虛白上人墓誌銘》及《秋風》不載《雅宜山人集》，其餘分見卷二、三、五、六、八、十。《虛白上人墓誌銘》可從一個側面窺見其與蔡羽的師生關係，比如一般認為王寵師蔡羽在正德辛未（1511），而此銘則稱“正德庚午（1510），餘師受《易》於林屋蔡先生所，時先生寓吳城馬禪禪舍”。王寵習《易》，乃為科舉。又，《李三塘陸叔平冒雪過訪贈歌》正可補刻本《李□□陸叔平冒雪過訪贈歌》之闕。李三塘名見推，蔡羽有《陸包山述李三塘見推為題畫》詩。
李葆恂在是冊之後有跋雲：“半生所見書畫，凡有鈐季青真賞小印者無一偽本，可知其鑑賞之精矣。”汪氏雖以精審見稱，然此冊卻非出自雅宜之手。筆者注意到，是冊乃王寵詩文的一份定稿，但抄寫錯誤頗多，後經修改。這些錯誤必非作者王寵所能犯，而為抄寫中不明文意的疏忽，且一犯再犯。比如，“概”寫成“蓋”；“執弟子禮”中的“執弟”連寫成了一個字；“暨”分拆成了“既且”兩個字；齋寫成了“亝三”，顯然重複；兒、鯢的“兒”都寫成了“既”；有三處“儒”都寫成了“傳”；“病”誤為“廢”，也有若干處；多個“宿”字、“壁”字都被修改過。可知此冊乃王寵身邊學生或友人的抄本，而非出自他本人之手。但是，這不能被稱為一件偽作，只不過一直被我們誤認為王寵的作品。
（三）不可靠的王寵傳世小楷作品
以上述王寵真跡與偽作的主要特點，對照筆者所蒐集到的王寵傳世小楷，我們嘗試著列出不可靠的作品：
1、《南華真經內七篇》，正德十一年（1516）寎月（三月）之望，北京榮寶齋藏。[19]
2、《文徵明〈惠山茶會圖〉王寵題詩》，正德十三年戊寅（1518）二月清明日，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3、《高唐賦》《遊天台山賦》，正德庚辰（1520）四月，廣東省博物館藏。（劉文已及）
4、《小楷三賦》，正德庚辰（1520）五月中浣，Chris.NY，1998。【圖13】
5、《書經纂》，嘉靖辛巳（1521）十月，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圖14】
6、《聖主得賢臣頌》，嘉靖辛巳三月六日（1521）。揚州博物館藏。（劉以為真）
7、《洛神賦》，嘉靖乙酉仲冬望後（1525），《中國書法大成》發表。（劉文已及）
8、《西廂記》詞錄，嘉靖丙戌（1526）三月望，美國私人藏。
9、《刺客列傳》，嘉靖丙戌（1526）夏五月望，羅振玉《貞松堂藏曆代名人法書》。（劉文已及）【圖15】
10、《千字文冊》，嘉靖丁亥（1527）四月既望。《百壽齋藏曆代名人法書》卷下著錄，嘗見印本。
11、《遊包山集》，嘉靖丁亥（1527）二月，上海博物館藏。（劉文已及）
12、小楷《臨帖冊》，嘉靖丁亥（1527）七月至十月，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劉文已及）
13、《花蕊夫人宮詞三十首》，嘉靖丁亥（1527）秋日，Chris.NY，1997。【圖16】
14、《抄錄信札及五憶歌》（與祝允明書法合裝），嘉靖庚寅（1530）三月廿又二日，上海博物館藏。
15、《謝康樂詩扇面》，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16、《長樂宮賦》，《中國書法大成》發表。
17、《蓬萊宮賦》，《中國書法大成》發表。
18、《琵琶行扇面》，吉林省博物館藏。
19、《書詩扇面》，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20、《陶靖節詩頁》，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21、《詩餘》，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22、《五憶歌-黃庭經冊》，上海朵雲軒藏。（劉文已及）
這些託名王寵的小楷都具有前文所揭示的偽作特點，而與真跡之主要特徵不侔。當我謹慎地列出這份目錄之後，再次發現了這些作品的又一罅漏：系年在1516到1530這15年間的楷書作品，風格竟然完全相似，絲毫不像王寵的真跡那樣，有一個明顯的發展過程。如《南華真經內七篇》（1516）、《高唐賦》《遊天台山賦》（1520）、《書經纂》（1521）、《刺客列傳》（1526）、《花蕊夫人宮詞三十首》（1527）、《抄錄信札及五憶歌》（1530），以及一些沒有紀年的作品如《長樂宮賦》、《蓬萊宮賦》、《陶靖節詩頁》等，用筆、結字、佈局如出一轍。這些作品基本上仿造的是王寵1520年代中期的小楷風格，如《太學生吳君墓誌銘》《文徵明石湖閒泛圖題詩》、《祝允明古詩十九首卷題跋》等，只不過將之簡單化與程式化，同時，又吸取了文徵明楷書的一些特點，如撇短捺長，撇細捺重，框結構上橫覆蓋左豎等。
饒有意味的是，這些作品恰恰代表了我們過去印象中的王寵典型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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