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偶臨蘭亭序，有時候寫著寫著，就猜想起王羲之書寫蘭亭序時的姿勢來，不知道書聖和現代人情形是否一樣。我們現代人，如果用不同於古人的書寫的姿勢進行臨寫，是否會誤入歧途呢？這此有關書寫姿勢的話題常常引發我的思考。
一說起書寫的姿勢，我就想笑。上初中的時候，有一位王姓的同學，不清楚他是不是書聖王羲之的後裔，因為寫字的姿勢與人不同，竟成為學校的“名人”。晚自修的時候，常常有其他年級的校友“慕名”而來，到教室的窗邊探頭探腦，觀看王同學迥異其趣的書寫的姿勢。王同學原來是右手執筆的，因為上小學一年級的時候，有一次右手受傷了，於是就改用左手學習寫字，沒想到一不小心後來就變成了左撇子。這還不奇，讓人意想不到的是，這位同學因為坐姿不正，他左手寫字的時候，作業本是微微斜放著的，由六十度而四十五度而三十度。由於老師和家長沒有及時發現糾正，到了上小學二、三年級的時候，作業本的傾斜度最後達到零度，就是將作業本橫著放在前面書寫。後來，讀書時連課本也橫亙桌上，就差將黑板也豎起來放著看了。好在他眼裡站立著的人，也還不是看成躺下的。
書寫的姿勢引起的趣聞，今古都有。據載，清代有個書法家因沒能過懸肘關，寫毛筆字時手腕總是枕在桌面上，沒法進行大字的創作，於是在樑上懸掛一根繩子，結成繩圈，將執筆的手套在圈裡書寫。這種姿勢那就更是非常“可樂”了。
姿勢對書寫的影響非常大，這個道理從我那位王同學和清朝未知名的書法家的例子就可見一斑了。書寫的姿勢不同產生的後果，有時候也可引為談資，這是不爭的事實。
我讀周作人的《桑下叢談》第三十六則，講有關書法家書寫姿勢的趣事，不妨整篇摘錄：
民國初年沈桐生在紹興自稱大書家，門前立大斾，聞其寫字時用力極大，每寫一筆，輒呻呼以足頓地，傳以為笑。近閱張在辛《隸法瑣言》，署雍正五年七十七歲，自述康熙辛未學書於鄭谷口，有一則雲，“初拜鄭先生，即命餘執筆作字，才下得一畫，即曰，字豈可如此寫，因自就坐，取筆搦管作禦敵之狀，半日一畫，每成一字必氣喘數刻。始知前輩成名原非偶然。”因此知沈君所為亦非無據，惜所作字極笨重，不似谷口之飛躍跳動，可見大匠之規矩雖可遵循，而才力所限，其巧亦不能必至也。
我看到這一則散文之後，心想竟然有書法大家用如此寫字的姿勢，並因此名世留芳的。後來在中國書法家協會的網站是，看過王友誼、張旭光、曾翔諸當世名家筆會，好象曾大師寫到進入狀態的時候，拿筆作瞄準之態，目光作睥睨之狀，然後在宣紙上迅疾著墨，轉眼而具有充分現代意義的抽象書法大作大功告成。
哦，我才知道，古今書壇，近代現代，書寫的姿勢，用筆的方法，是代代相傳，具有所謂深厚淵源的。明朝的大收藏家汪珂玉在《珊珊網.書品》卷二十四中就有一篇《傳授筆法人名》載道：
蓋自蔡邕授於神人，而傳之崔瑗，及女文姬，文姬傳之鐘繇，繇傳之衛夫人，夫人傳之王羲之，羲之傳之獻之，獻之傳之外甥羊欣，欣傳之王僧虔，僧虔傳之肖子云，子云傳之智永，智永傳之虞世南，世南傳之歐陽詢，詢傳之陸柬之，柬之傳之侄彥遠，彥遠傳之張旭，旭傳之李陽冰，陽冰授徐浩、顏真卿、鄔彤、韋玩、崔邈，凡二十有三人。書法之傳，終於此矣。
也許是真的如汪所言“書法之傳，終於此矣”。後學書家在執筆方面，就難得古法了，他們或因此寫得累，或因此寫得偃偃蹇蹇。清代何紹基的“迴腕高懸”法，虎口向上，掌心向胸，指端執筆，腕肘俱懸，寫時須通身著力，沒寫幾個字就已經汗流浹背了。這樣寫字，確實非常辛苦，大概非有匹夫之勇而不能為之，啟功先生稱其執筆法——“豬蹄式”。劉墉強調“指不死則畫不活”，堅持古“龍睛法”，指不動而運腕。但據載他人前說寫字要用這種姿勢，人後又自己用另一種姿勢，有口是心非之嫌。他的字嘛？啟功先生評： “驕恣偃蹇，了無足取”。
就書寫的姿勢而言，我認為不外乎兩個方面，一是身體的姿勢，或坐或站，必居其一。當然了，電視臺綜藝節目上，常常還可看到倒立著寫字的“書法家”，不過倒立終究還是可以歸於站的一類，只是那種“書法家”，他們手當足罷了。另一種是執筆的姿勢，就是寫字的時候，肩臂肘腕指如何對終端的寫字工具進行控制、掌握和揮運。
千百年來，中國的書法的不斷的發展，執筆方法也有各種各樣、品種繁多的分類，如三指、四指、五指法執筆法，撮管、握管、搦管執筆法，單鉤、雙鉤執筆法，龍眼、鳳眼法執筆法，雙苞、單苞執筆法和執筆無定法之大法等等……單純一個執筆的問題，就讓人差點摸不著北。
執筆方法不同，書寫姿勢不同，就會造成用筆的不同。於是就產生另一個問題，講究所謂的正鋒、偏鋒、藏鋒、落鋒和裹鋒，講究所謂的使轉、提按、翻斷和飛白，講究字形的外拓、內擫，並出現諸如“錐畫沙”、“屋漏痕”、“鐵畫”、呼和“銀鉤”的效果。
古人究竟是如何寫字的，他們寫字時人姿勢又是如何呢？有文物為證。1985年長沙出土西晉永寧二年的青釉雙坐書寫瓷俑的文物——兩俑對坐，中間為一長方形幾，上面放置著硯臺、筆與筆架。一俑捧尺牘。另一俑側左手持牘，右手執筆作書寫狀。
這件文物不僅真實再現了西晉人的書寫姿勢，也證實了几案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並不做書寫時肘、腕的支撐與依託，同時還證明了，中國人在相當長的時間裡，是在手臂、手腕沒有任何憑藉的基礎上進行書寫工作的。
從這個西晉文物的考證，我又想到了身邊一位書友書寫的姿勢。某日，到這位仁兄家，見其正伏案埋頭臨摹《蘭亭序馮承素摹本》，一筆一畫，用的是枕腕，如寫蠅頭小行楷，蘭亭筆法那種勁利、振迅和風姿，即蕩然無存矣。我就說他，書寫的姿勢一定不對了。姿勢一不正確，用功越勤奮，也許會誤入歧途愈深遠。
現在，我一直猜想，王羲之寫蘭亭序的時候，流觴曲水，列坐其次，他一定和那西晉的陶俑一樣，是坐著懸腕，完成了他那天下第一行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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