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或她是一個秘密。因此如果“審稿人”決定不要誰的作品，學者無法表示反抗。雖然可以看“評論”，也可以跟編輯部“爭論”，但是沒有用。（東方IC/圖）
（本文首發於2019年3月14日《南方週末》）
國際學術界裡“鬧鬼”。“鬼”的名字叫 Peer Review（同行評審） 或者 Refereed Journal（裁判學報）。國際學者在國際雜誌發表國際水平的文章或書稿之前，有一個 “審稿人”（Reader）要檢查一下國際性的稿件是否真的是國際的。作者不會知道這個人是誰。他或她是一個秘密。因此如果“審稿人”決定不要誰的作品，學者無法表示反抗。雖然可以看“評論”，也可以跟編輯部“爭論”，但是沒有用。對出版社來說“審稿人”是聖人，它不想表示懷疑，更不願意再去找另外一個專家。
國際漢學的語言是英語。對英語不是母語的學者來說，英語是一種約束。更可怕的是它也影響到學者的思路。美國學術界是集體性的： 你看過的書我也看過，你用到的文章我也要提到，我的理論肯定也是你的理論，我們需要的引文都一樣。
我只要看到一個美國漢學家文章或書的題目，我馬上就會明白他或她寫過什麼，很無聊。在這種情況之下新的思想是不可能的。別看“審稿人”沒看過的書，別用“審稿人”沒有聽說過的新理論，別提到用法語或德語寫的圖書。因為目前英語是國際漢學唯一的語言，因此“審稿人”大部分是英語國家的。
學術原來應該是客觀的。不過，國際漢學不少是意識形態性的 (ideology)，特別是美國的。美國漢學的標準大部分是美國的，不允許批評、批判美國。美國漢學界的作品有兩層：無意識地歌頌“美國方式”（ The American Way of Life），同時有意識地反對歐洲。
好幾年以前，我也想在英語雜誌發表我的文章。編輯部告訴我： 不行，你的批評太過分。兩個例子：我用英文寫的憂鬱史的一篇文章有一句話批評美國。“審稿人”要求要取消。我另外一篇也是英文的，它介紹當代中國美學史的新情況。一個美國漢學家要求我談北大的葉朗，談一談對這位偉大美學家的新認識。我好好準備了半年，最後“審稿人”決定不發表。有兩個原因：我引用了一個美國人的翻譯，他不同意這種翻譯。另外我認為中國古代的哲學不是系統的，他受不了。除了我的以外，他還選了四篇美國漢學家的文章，也告訴編輯部不該加進會議冊出版。原來邀請我參加會議的人應該請我修改我的文章，因為文章本來是他約我寫的。但他請求我把它撒回。我當然聽了他的話，不給他找麻煩。書出版了後，我吃了一驚：“審稿人”原來拒絕的其他四篇都出版了。這些文章的作者都是有名的美國人。編輯部為他們爭取了發表權，卻沒有為我， 因為我是歐洲人。
澳門大學Moeller 教授有一次告訴過我：發表不發表，都沒有邏輯。“審稿人”是否會同意，都是按照他們自己的標準。那麼，我便投降了。
學術界的“審稿人”文化有一個固定的背景。三十年來我在波恩大學辦了兩種雜誌：《袖珍漢學》與《東方方向》。每年四期。從今年開始我讓年輕的學者來辦。因為我2011年已經“退休”了。不過，我還是終身教授，可以授課，可以給學生考試等。三十年來，我審閱並修改了所有發表的稿子，然後編輯部檢查一下有沒有錯誤。我們也允許學生出版他們的研究成果。編輯們都是學生，大學給他們發不錯的工資，每一個人可以工作四年。因此我的編輯們很有經驗，也有水平，四年後他們很容易在社會上找到合適的工作。
德國有過一個評論家，他否定了他所有同行的申請。結果呢? 他申請什麼，他都得到了。因為我們是客觀地承認他的成績！因此所有的研究資金都在他的手裡。
我在 Refereed Journal 發表過嗎? 從來沒有！原來想要發表，現在我不要了。我寧願跟一個我認識的、可以爭論的編輯部合作。我承認他們的功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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