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詩館

說到蘇東坡，就不得不說烏臺詩案。

1 什麼是烏臺？

字面上意思是，烏鴉聚集的石臺。實際上的意思也差不多，只是烏鴉聚會在中央政府御史臺。

御史臺是什麼東東？

古代官衙，中央級別，相當於中央監察機構，東漢始設，元朝取消。南朝梁陳、北魏魏齊時，稱御史臺，隋唐五代宋金元繼續沿用。

一把手叫御史大夫，正三品，官署為御史臺，主要負責糾察、彈劾官員、肅正綱紀，也就是監督百官的部門。

漢代時，御史臺外種植很多柏樹，時常聚集很多烏鴉，所以又稱御史臺為烏臺。而御史官們也的確像烏鴉，聒噪多言，以舌為器，在皇帝面前烏泱泱，多嘴多舌，這是百姓對他們的愛稱，戲稱，諷刺稱，一群“烏鴉嘴”！

清代 龔自珍《己亥雜詩》：“怪道烏臺牙放早，幾人怒馬出 長安 。”

烏臺並無名，是因蘇軾而被人熟知的。2 烏臺詩又是什麼？

簡單點，是北宋御史官員利用蘇軾的詩來打倒蘇軾的文字獄。

公元1079年，蘇軾赴任湖州，任知府。在此之前，因與王安石變法意見相左，蘇軾自請外調，從杭州到蘇州到密州，再到湖州，做地方官，惹不起總躲得起！

但是，御史何正臣上表，說蘇軾《湖州謝上表》中，暗藏譏刺朝政之語，而御史李定也曾指出蘇軾有四大可廢之罪，一是怙終不悔，其惡已著； 二是傲悖之語，日聞中外； 三是言偽而辯，行偽而堅； 四是皇上修明政事，怨己不用。簡言之，攻擊蘇軾出言不遜，大不敬！

因表中有這樣一句，

“陛下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

這句話怎麼會有這麼大的殺傷力？

看懂就明白了，意思是：皇帝知道我很笨，不能與時俱進，很難和變法人士共事，又看我年老，不生事，或許能夠調到地方當個管百姓的小官。

蘇軾自謙而已，說自己年老、能力有限，感謝皇恩不棄！然而御史臺卻大做文章，說蘇軾言外之意是變法人員好生事，諷刺變法，妄自尊大！

御史官員們這下不得了了，將蘇軾寫過的詩全都找來，解讀出蘇軾一大堆的問題，

最有份量的便是這三句，

“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山村五絕其四》，小孩子說話都有城裡口音了，一年大半往城裡跑）

“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八月十五日看潮其四》，海神若知道當代君王的意旨，應該讓海邊鹽滷之地變成肥沃的桑田。）

“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戲子由》，書讀得再多，不讀律書，也沒有辦法成為像堯舜那樣的賢明君主。）

王安石變法中有青苗法，鹽禁法，取消明經增法科科舉改革。於是御史臺官員們便認為，蘇軾這幾句詩，是在諷刺變法內容，耽誤農業生產，培養不出人才。

此時，正是宋神宗重用王安石變法關鍵的一年，朝內外質疑聲一大片，連太后都強烈反對，蘇軾的這些反詩，正好讓皇帝與改革派要殺一儆佰，捍衛變法。無辜的蘇軾便成了政治的犧牲品。

蘇軾的這幾句詩，可能無意而作，發點小鬧騷而已，可別人想動你的時候，再不起眼的小事也能成為打倒你的大武器，何況背後站著的是皇帝，天威豈容冒犯！

蘇軾被捕，在御史臺受審，史稱“烏臺詩案”！烏臺詩案，成了宋神宗與改革派打擊保守派最好的武器。

蘇軾又有許多詩都被一一翻起，無一例外都被扣上了諷刺新法的罪名，

比如，他寫給司馬光的詩：“先生獨何事，四方望陶冶”，被認為是希望司馬光重登相位。

他寫給好友王詵的詩：“鞭笞環呻吟”，被認為是諷刺變法民不聊生。

蘇軾被捕下獄，小命難保！受此案牽連的多達三四十人，好友王詵削去一切官職，弟弟蘇轍也降為地方監酒小官！

可能宋神宗還不想殺了蘇軾，或者只是借他讓反對變法的人閉嘴！

於是，宋神宗想起宋太祖立下的祖訓：“除叛逆謀反罪外，一概不殺大臣。”

太后也為蘇軾說話：“昔仁宗策賢良歸，喜甚，曰：‘吾今又為吾子孫得太平宰相兩人’，蓋軾、轍也，而殺之可乎？”

王安石上書言：“安有聖世而殺才士乎？”

蘇轍上書《為兄軾下獄上書》請求，願免一切官職，替兄擔罪。

由於眾人的求情，蘇軾逃了死罪，貶為黃州團練副使（相當於軍隊後勤副隊長，沒有官品）。

這便是烏臺詩案的大致經過。

所以，“烏臺詩案”不是具體指哪一首詩，而是蘇軾所有的詩中，有可被御史官們拿來稍作解讀，就可攻擊蘇軾反對新法的詩句！是一場政治陰謀下的文字獄，蘇軾只是犧牲品！

被關押了103天后，蘇軾走出了御史臺的大牢！3 至此，蘇軾成了蘇東坡

烏臺詩案徹底改變了蘇軾，他開始叛變自己的政治初衷，從儒家的有為轉變為道家的務靜，開墾東坡，自耕自足，淡定從容，逍遙於世！

黃州，是蘇軾浴火重生的地方，烏臺詩案鑄就了偉大的蘇東坡先生，佳作頻出，篇篇絕唱，其樂觀超然打不敗的精神，更深得世人敬佩！

“回首向來蕭瑟處，也無風雨也無晴。”（《定風波》）

“唯江山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吾與與之所共適。”（《赤壁賦》）

林語堂先生曾說：“蘇東坡是一個無可救藥的樂天派、一個偉大的人道主義者、一個百姓的朋友、一個大文豪、大書法家...但是這還不足以道出蘇東坡的全部……”

是蘇東坡，而非蘇軾，當初那個皇帝，還有一群烏臺的官員們，早已成了歷史一縷煙，一粒塵，而蘇東坡卻仍強大的活在詩詞裡！

一綠浮芳

糾正一下，差點害得蘇東坡丟了性命的“烏臺詩案”，不是因為一句詩歌引起的，而是因為一句話而引起的。

元豐二年，公元1079年，蘇東坡遷湖州太守。在赴任湖州的途中，蘇東坡向朝廷寫了《湖州寫表》，其中有兩句話：

“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

熙寧元年，公元1068年，年輕而又精力旺盛的宋神宗登基為帝。王安石出任宰相，主持歷史上有名的“熙寧變法”，大刀闊斧地對朝廷的軍政商農展開全方面的變法。

王安石激烈的變法導致民不聊生，蘇東坡竭力反對。因為反對王安石變法，蘇東坡一生的命運都搭進去了。從此捲入分別以王安石和司馬光為首的新舊兩黨的爭執，“烏臺詩案”與此有很大的關係。

王安石當政以來，因為遭到守舊勢力的反對，他啟用了不少朋比為奸的小人主持朝政，比如呂惠卿、李定、鄧綰、章惇等人。變法失敗，被王安石視為接班人的呂惠卿倒打一耙，將王安石寫給他的私人信件披露給神宗皇帝，神宗皇帝大怒，王安石被罷黜，後重新啟用，元豐年間再次罷免相位。

此時蘇東坡44歲，不改其嫉惡如仇的性格。見到看不慣的人和事，依然“如蠅在食，不吐不快”。蘇東坡所謂“新進”、“生事”等語，便是暗諷李定、鄧綰、舒亶等一干小人把持朝綱，矇蔽聖聽，禍亂朝政。因為這些不合時宜的話，還有他感嘆民生疾苦的部分詩歌，這一次，蘇東坡被當權派小人抓住了把柄。

是年六月，一個御史把蘇東坡謝恩表中這四句話挑出來，彈劾他蔑視朝廷。幾天後，御史臺任職的舒亶，找了幾首蘇東坡的詩，彈劾他不忠於君。

李定，時任御史中丞，也隨後跟上一表，陳述有四個理由，蘇東坡必須因其無禮於朝廷而斬首。

蘇東坡被李定派人從湖州抓到了御史臺的大牢。所謂“烏臺”，其實就是指御史臺。

因為關押要犯的監獄旁邊有大樹，樹上經常有很多烏鴉，“烏臺”二字，也就源於這些烏鴉。

蘇東坡被關押進了烏臺監獄，遭受嚴刑拷打。李定、王珪等人竭力詆譭蘇東坡，一面派人蒐羅證據，將蘇東坡和親友往來的信件和詩文都一律派人取證，通過蘇東坡的信件和詩文中的一字一句羅織罪名。

這些詩文，都是蘇東坡在密州、徐州擔任太守期間與朋友往來寫的抱怨王安石變法的，不妨列舉一些如下：

《吳中田婦嘆》

抱怨新法害民。

把朝廷中的那些小人比作“燕雀”和“蝙蝠”。

諷刺那些玩弄權術的小人是烏鴉。

諷刺那些小人是吃腐鼠的烏鴉。

諸如此類，蘇東坡是一個心直口快的人，嫉惡如仇，對於看不慣的人和事，不吐不快。這一點，他沒有弟弟蘇轍那樣的隱忍精神。

朝中李定、王珪、舒亶等一干小人群起而攻之，紛紛上表，欲置蘇東坡於死地。另一方面，張方平、司馬光、範鎮等一批已經退位的元老重臣紛紛上書，請求赦免蘇東坡死罪。兩派展開輿論攻勢，神宗皇帝左右為難。最終，蘇東坡曾經反對過的王安石站出來為他說了一句話——“安有盛世而殺才士者乎？”

小人們的陰謀沒有得逞，烏臺詩案的結果，蘇東坡被貶黃州充任團練副使，不得簽署公事。

END.

我是博書君，歡迎關注。讀完答案，瞭解了“烏臺詩案”是怎麼回事，記得點一下贊啊~

博書

“烏臺詩案”就是北宋年間一場罕見的文字獄，因為牽連到蘇軾、蘇轍、黃庭堅、司馬光等著名人物而被人熟知。因為宋太祖趙匡胤定下的以文立國、厚待士大夫的國策，所以北宋前期的政治氛圍非常和諧的，官員批評君王，書生議論國政屬於常態，“烏臺詩案”中給蘇軾定的罪名就有些牽強附會了。“烏臺詩案”的爆發可以說是北宋政治氛圍從和諧到激烈對抗這種變化的突出體現，目的完全是為了爭權奪利。

公元960年，趙匡胤“陳橋兵變、黃袍加身”，依靠手中的軍權篡奪了後周柴氏的江山。一方面是為了抑制武將干政；另一方面是自己得位不正，需要拉攏士大夫階層，因此趙匡胤定下了文人統治，厚待士大夫的國策。因為宋太祖趙匡打下的基礎，整個北宋的政治氛圍比較和諧，沒有出現其他朝代皇帝動輒殺戮朝臣的情況，皇帝在討厭一個大臣，大臣的批評皇帝也得聽著，官員的生命安全有了保障自然敢說話、敢議論朝政。

而且這種開明的政治氛圍也使得北宋官員之間的矛盾基本集中在公事，沒什麼私仇，政治鬥爭並不激烈，即使有大臣因為什麼事情遭到處罰、貶謫，過段時間還有復起的可能。比如宋仁宗年間的名臣范仲淹、韓琦、富弼等人都有過因為朝堂爭論離開中樞的經歷，大不了去地方任職等待復起罷了；以廉潔公正、不畏權貴著稱的包拯當官的時候得罪了多少皇親國戚，換一個朝代早死了。但是這種政治氛圍從王安石變法開始就慢慢消失了。

1067年，年輕的宋神宗趙頊繼位，他是一位很有抱負的君主，為了改變北宋積貧積弱的困局，啟用久負盛名的王安石主持變法，史稱“熙寧變法”。凡是變法都會動盪朝局、影響到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因此當時朝中的大多數大臣或出於公心，或為了私利紛紛反對變法，像韓琦、司馬光、歐陽修等人都是反對王安石變法的人，為“舊黨”。

雖然變法遭到皇親國戚、朝中大臣等一大批人的反對，但是宋神宗趙頊支持王安石變法的決心不會輕易動搖，為了改變王安石在朝中孤立無援的局面，推動變法的進行，宋神宗打破北宋原有的政治生態和規則，以君權的力量將大批“舊黨”清出朝堂，破格提拔了一批支持變法的人入朝當職，這就是“新黨”。

“舊黨”覺得“新黨”年輕識淺、不堪大用，“新黨”覺得“舊黨”頑固不化、因循守舊，雙方展開了激烈的辯論，再加上有很多投機分子渾水摸魚，慢慢的“舊黨”和“新黨”的辯論就從政見不同變成了人身攻擊、爭權奪利、排除異己，這樣一來栽贓陷害、造謠生事等下作手段自然就有人使出來了。

再說回“烏臺詩案”的主角蘇軾，蘇軾屬於年少得志之人，二十二歲第一次進京趕考就榜上有名，文章受到文壇領袖歐陽修的讚許而名揚天下；入朝做官後，蘇軾也是政績斐然，“三年京察”為“百年第一”，按理來說蘇軾應該是仕途順暢、官運亨通的人，可惜直率的性格使得他命運坎坷。

蘇軾本人並不反對變法，但是反對以偏概全、急躁的去推動變法，再加上“新黨”中確實充斥了大量為升官發財才支持變法的奸佞小人，因此1071年蘇軾上書談論新法的弊病得罪了“新黨”被趕出京城。從1071年到1079年，蘇軾受到打壓一直在地方任職，但蘇軾毫不氣餒，一方面結合當地情況革新除弊，因法便民，用自己的方式試行變法；另一方面不斷寫文章、上書指出“新黨”變法中出現的問題，王安石兩次罷相也證明蘇軾的言論是有道理的。

王安石罷相後，宋神宗不甘心變法失敗，親自上陣主持新一輪變法，史稱“元豐改制”，這也是“烏臺詩案”爆發的時候。

北宋當時反對變法的人很多，為什麼蘇軾就攤上“烏臺詩案”了呢？蘇軾在當時雖然仕途不順，但是他已經是文壇領袖，他的每一篇文章都能引起讀書人的熱議和追捧，他對於變法以及“新黨”部分官員的抨擊讓這些人如芒在背，這些人一直想找機會收拾蘇軾。隨著王安石的退隱，以及宋神宗為了推行新法而日趨強硬的手段，“新黨”中的部分人趁機炮製出了“烏臺詩案”。1079年，蘇軾調任湖州，給宋神宗寫了一篇例行公事的公文《湖州謝上表》，在這篇公文中蘇軾不改書生本色，用隱晦的手法又批評了新法，一下子就被人抓住了把柄。

先是監察御史裡行何正臣挑《湖州謝上表》中的問題，說蘇軾“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然後監察御史臺裡行舒亶又從蘇軾的《山村五絕》、《八月十五日看潮》、《戲子由》等詩作中挑錯，曲解附會說蘇軾譏謗宋神宗；再之後國子博士李宜之、御史中丞李定先後上書數落蘇軾的“罪行”，請求宋神宗嚴辦蘇軾，事情一下就鬧大了，蘇軾以詩文訕謗朝廷的罪名被傳喚進京。

蘇軾在御史臺受審，坦承了哪些詩作抨擊了哪些變法措施，御史中丞李定上報宋神宗的時候就說“蘇軾承認了全部罪名”，宋神宗大怒讓嚴加審查看有沒有其他涉案人員。御史臺四處蒐羅蘇軾寫給朋友的詩詞一百多首，蘇軾的朋友黃庭堅、王詵、司馬光等三十九人受到牽連，“新黨”人士李定、舒亶、王珪等人上奏宋神宗非要置蘇軾於死地不可。但因為宋太祖趙匡胤定下的善待士大夫的國策，再加上朝中元老、皇親國戚、甚至於王安石等人為蘇軾求情，最終宋神宗沒有殺蘇軾，將其貶謫到黃州。

“烏臺詩案”既是蘇軾人生的轉折點，更是北宋政壇的轉折點。於蘇軾來說，經過這次打擊他有些心灰意冷，遠離朝政，寫的詩文也不再談論時政、抨擊官員，轉而暢談人生哲理。於北宋政壇來說，蘇軾差點身死的經歷激化了“新黨”和“舊黨”之間的矛盾，不論是哪一方掌權都不論緣由的排斥異己，恨不得將對方斬盡殺絕，新舊黨爭不斷，使得朝綱不振、北宋國力每況愈下終至亡國。

當狗容易做人難

烏臺，即御史臺。據《漢書·朱博傳》記載，御史臺中有柏樹，烏鴉數千棲居其上，故稱御史臺為“烏臺”。烏臺詩案，即御史臺詩案，它發生於宋神宗趙頊元豐二年，是蘇軾人生的轉折點。

嘉佑元年，二十一歲的蘇軾首次出川赴京，參加朝廷的科舉考試。在翌年，他參加了禮部的考試，以一篇《刑賞忠厚之至論》獲得主考官歐陽修的賞識，高中進士第二名。蘇軾在政壇上如一顆冉冉升起的新星，備受矚目，等待著大放異彩。然而，蘇軾步入仕途之日，正值王安石變法之時。朝廷上革新派和守舊派兩軍對峙，鬥爭激烈。蘇軾站在守舊派的立場上，多次上書神宗，表明自己的反對態度，並請求儘快制止變法。請求未果，於是希望離開政治鬥爭的旋渦，故上書請求外任。獲准後，先任杭州通判，三年後，又到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在此期間，蘇軾針對新法推行中出現的問題，寫了一些譏諷新法的詩文，引起了一些人的嫉恨。任湖州知州後不久，烏臺詩案便發生了。

元豐二年，蘇東坡由徐州調任湖州，他作《湖州謝上表》中有這麼幾句話：“陛下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這句話被有心人解讀，稱這是蘇軾諷刺革新派變法。但單憑《湖州謝上表》裡一兩句話是不行的，偏偏湊巧，當時出版的《元豐續添蘇子瞻學士錢塘集》，給御史臺的人提供了收集材料的機會。監察御史們從蘇軾所寫的詩中大量蒐集罪證，曲解詩句的意思，給蘇軾定罪。

《王復秀才所居雙檜二首（之二）》的解釋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例，全詩如下：

凜然相對敢相欺，直幹凌空未要奇。

恨到九泉無曲處，世間唯有蟄龍知。

這是一首借物抒懷的詠物詩，作者是想以此說明自己有檜樹一樣挺拔不屈的品格。新黨卻藉此大做文章，指控這首詩有不臣之意。

蘇軾還寫過一首《山前絕句》組詩，其中第二首是這樣寫的：

老翁七十自腰鐮，慚愧春山筍厥甜。

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

御史說這首詩抹黒大平盛世，有誹謗朝廷之意。

元豐三年，蘇軾因“烏臺詩案”貶謫黃州團練副使，精神寂寞，窮愁潦倒。因為蘇軾反對新黨，又是文壇領袖，所以被新黨視為眼中釘，欲除之而後快。蘇軾所作詩文都變成印證其罪的證據，這一事件對他的打擊是很大的，反映在文學創作上，就是他將創作重心由詩文轉向詞，以詩為詞，將自己的才華傾注在詞這種文體中，開創了豪放一派。

烏臺詩案之後，雖然有一段時間官至翰林學士，但其作品中卻少有致君堯舜的豪放超逸，相反卻越來越轉向大自然、轉向人生體悟。至於晚年謫居惠州儋州，其淡泊曠達的心境就更加顯露出來，黃州時期作品的風格，更是收斂平生心，運物自閒，以達豁然恬淡之境。

東坡所面對的東西，遠比我們想象的多。以烏臺詩案為界，蘇軾的作品在創作上有明顯的差異。在貫穿始終的“歸去”情結背後，我們看到詩人的筆觸由少年般的無端喟嘆，漸漸轉向中年的無奈和老年的曠達——漸老漸熟，乃造平淡。

東坡擺脫浮豔，自創新天地，彷彿不及柔情，但絕非無情。東坡詞是他的性情的表現，其所抒發的情懷，有兄弟之愛、夫妻之情、朋友之誼、家鄉之思、生涯之嘆、山水之樂、物我之感、今昔之悲、雖偶作媚詞，亦絕無淺陋鄙俗之語。

東坡詞不粘滯於物情，每遇著傷感之事，多能提筆振起，以景代情，化愁懷於清遠的意境中。東坡詞如清風明月，給人以清冷、遼闊、沉靜之感。

如何在人生有別，歲月飄忽的感傷中，覓得心靈的歸依，在時空變幻裡尋得生命的安頓，是東坡一生的大課題，此後他的文學充分反映了他這段上下求索的歷程。不入其內，就無法出其外，一旦東坡經過這種情感的洗禮，就到達一個更闊達的人生的意境了。

一往文學

“烏臺詩案”其實是宋神宗時代，由蘇軾的詩文引發的一場政治官司。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文字獄的開端。

這起歷史大案不是某一首詩促成的，而是一百多首詩綜合引發的。

此案被告蘇軾，胸懷大志、才冠三梁，並以“達則兼濟天下”的理想走上仕途。在他官運亨通之時，以王安石為代表的改革派在宋神宗的支持下推行了新法，即“熙寧變法”，而新法在實施中存在一些弊病，耿直敢言的蘇軾便上書反對並指責了新法中的一些條款，觸犯了一些人的利益。元豐二年（1079年）三月，43歲的蘇軾從徐州貶到了湖州。

即使被貶，蘇軾也心懷感恩，寫了《湖州謝上表》感謝皇恩浩湯。裡面有這樣一句話：

陛下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

沒曾想，這句不經意的牢騷話竟成了御史臺構陷蘇軾的導火索，給了新黨們可乘之隙，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他們認為“難以追陪新進”、“老不生事”是在諷刺革新官員們都是一些閒得無聊、沒事兒瞎折騰的“新進”，朝廷重用的是些“生事”之輩；偷樑換柱地把“新進”說成朝廷用人不善，把“生事”說成改革新政，給他扣上了“妄自尊大、愚弄朝廷、攻擊新法”的帽子，對他進行彈劾。

但是光憑這麼一句話還不足以給他定罪。時任監察御史臺裡行（御史臺的見習史官）的舒亶、御史中丞李定、國子博士李宜之等原告，通過數月居心叵測的“研究”，對他的詩文吹毛求疵，見縫插針，凡是稍露稜角的句子都被斷章取義，給他羅織了一連串莫須有的罪名。

例如：

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蘇軾·《戲子由》）

被他們說成是在譏諷皇帝無能；

又如：

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蘇軾·《八月十五看潮五絕》其四）

被他們說成是在指責興修水利這個措施不對。（當時蘇軾就在杭州興修水利）

再如：

豈是聞韻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

被他們說成是在諷刺新鹽法。

最後將蘇軾打入監獄的，是他的《詠檜》詩：

凜然相對敢相欺，直幹凌空未要奇。

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

這首詩本來是寫給當時在鄉間懸壺濟世的錢塘秀才王復的。王復庭院中有兩棵高大的百年古檜，蘇軾寫這首詩意思是說那兩棵檜樹不可侵犯的氣勢令人敬畏。不料卻被跟隨王安石變法的沈括檢舉，說他在隱刺皇帝，欲圖不軌：“\t皇帝如飛龍在天，蘇軾卻要向九泉之下尋蜇龍，不臣莫過如此！”

至此，一場株連三十九位親友、涉及一百多首詩的“烏臺詩案”正式上演，44歲的蘇軾被革職治罪，開始了四個多月悽慘的牢獄之災。

後來，由於王安石等多人上書求情，加上開國皇帝宋太祖趙匡胤曾立下誓碑：不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之人。而神宗皇帝也很愛才，於是親閱案卷，發現裡面對蘇軾的指控有些牽強附會：“詩人之詞，安可知此論？彼自詠檜，何與朕事？”於是下令將蘇軾無罪釋放，貶謫黃州。

生井先生

被稱為北宋文字獄的“烏臺詩案”究竟是因為哪首詩引起的？

烏臺詩案的主角是蘇軾，一個愛寫詞的吃貨。烏臺詩案作為一起宋朝的“文字獄”，其實說到底是兩黨相爭的惡性表現，都說神仙打架，小鬼遭殃，而毒舌還愛吐槽的蘇軾就成了那個倒黴鬼。

雖然被叫做烏臺詩案，可其實並沒有具體的哪首詩能定罪，導火索是蘇軾在調任湖州時寫給宋神宗的一篇《湖州謝上表》，本來朝廷讓你調任你上表感恩是例行公事，誰知道愛說的蘇軾在文章中忍不住吐槽了一句:

話本身沒有問題，也許就是蘇軾不經意的一句吐槽，可壞就壞在當時的政治局勢和蘇軾的立場上。蘇軾是反對變法的保守派，因此不受變法派的待見，此次蘇軾在文章裡說的就被變法派琢磨出其他的意思來了。

你說自己不愛生事難以和我們共事不就是說我們變法派愛生事，我們進行改革被稱為生事，那陛下這個支持變法的不成了無事生非，真的是豈有此理。

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於是蘇軾就被當時的御史何正臣上表彈劾了，說他愚弄朝廷，譏諷變法，就這樣，剛去湖州沒多久的的蘇軾被帶進了京城，送去了御史臺的監獄，而歷史上御史臺又被叫做烏臺，這就是著名的烏臺詩案。

寶阿寶呀

應該說烏臺詩案不是因為哪一首詩引起的，而是由蘇軾的上表引起的。

蘇軾同志從徐州調任湖州，照例要上表謝恩。作為變法反對派，這位老兄在作《湖州謝上表》的時候，一時糊塗，結尾夾了幾句牢騷話：“陛下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

御史臺的御史們多是王安石招來的新進勇銳之人，看到此表，有人摘引其中"新進""生事"等語參了蘇同志一本，說他“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可是就憑這一兩句話也不行啊。恰在這時蘇軾的新詩集出版了。御史臺的新人們發揚潛心鑽研的精神，終於從他的幾首詩找了突破口，具體的詩句不再贅述，總之給了他一個謗訕新政的罪名。於是逮捕，入獄，審問。

這些御史新人本想置蘇軾於死地，多虧宋神宗還不算昏庸，當朝很多人替他求情，包括太皇太后曹氏、蘇軾政敵退休宰相王安石，以及一些變法派大臣(仗義呀！)，最後神宗下令免除蘇同志一死，給他安排了黃州團練副使一職，接受勞動改造去了。烏臺詩案就此了結。

烏臺詩案可以說是政治鬥爭的產物，蘇軾是變法派和保守派鬥爭的犧牲品。

烏臺詩案有文字獄的意味，但又不同於清朝康熙雍正時期的文字獄。蘇案沒有十大酷刑，沒有株連九族，所以我們後世才能夠欣賞到蘇軾的前後《赤壁賦》，才能夠品嚐美味的東坡肉。

桃李春華

北宋自宋太祖趙匡胤確立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策以來，很少出現深文周納、陷人以罪的文字獄。特別是宋太祖在太廟立了“誓碑”，發誓不殺士大夫和上書言事人，使宋朝的讀書人得到了超越其他朝代的優待。

蘇東坡才氣冠京華，適逢盛世，佳作迭出，因此得到了朝廷的重用。但是，就在他官運享通、文章頻出之際，年輕氣盛的宋神宗起用王安石為宰相，推動了“熙寧變法”。當時，蘇東坡多在地方任職，看到新法在推行的過程中，有走樣的現象，比如“青苗法”，本來是在老百姓青黃不接時政府給予貸款支持，在豐收之際再連本帶息收回去，是“雪中送炭”的好政策，但下面為了完成朝廷的配額，強迫老百姓貸款，造成傷民之事，好心辦了壞事，結果“雪上加霜”，蘇東坡因此上書表達政見，替老百姓說話。

在當時，蘇東坡是文壇領袖，也是意見大咖，是振壁一呼、應者雲集的人物，是左右輿情的風向標，他的話影響太大，馬上引起了宋神宗的反感，而御史們喜歡“觀風言事”，看皇帝的臉色說話，便自然也注意到了蘇東坡。所以，御史們開始認真研究蘇東坡的詩文，終於找到了他們需要的“罪證”，說詩文中有譏謗皇帝、攻擊新法之語，彈劾蘇東坡，蘇東坡因此被捕入獄。

“烏臺詩案”的構陷的依據，一是蘇東坡的《湖州謝上表》，二是蘇東坡的詩歌《王復秀才所居雙檜二首》。《湖州謝上表》裡面有這樣的句子，“伏念臣性資頑鄙，名跡堙微，議論闊疏，文學淺陋。凡人必有一得，而臣獨無寸長。”還有“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御史據此給蘇東坡的罪名是，標榜自己，攻擊新法，認為這些牢騷暗中諷刺改革所啟用的官員，都是一些喜歡惹事折騰的新進，為什麼？蘇東坡說自己“老不生事”，“難以追陪新進”，朝廷重用的，便自然是生事之徒嘛，把改革喻為“生事”，那還不是攻擊新政？因此，御史們馬上彈劾！

《王復秀才所居雙檜二首》其二：“凜然相對敢相欺，直幹凌空未要奇。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據說，跟隨王安石改革的沈括雖然當時不是御史，但他讀到此詩後，也馬上檢舉蘇東坡在詩中批評皇帝，說：“皇帝如飛龍在天，蘇東坡卻要向九泉之下尋蜇龍，不臣莫過如此！”因此指控蘇東坡“大逆不道”。

在多方的攻擊之下，蘇東坡被朝廷從工作的湖州抓到了京城開封，坐牢100多天，因御史臺的辦公地點又稱“烏臺”，因此此案史稱“烏臺詩案”。

帝國的臉譜

“烏臺詩案”是由蘇軾的多首詩文引起的，有人簡單將原因歸於《湖州謝上表》一文是不當的。蘇軾在湖州任上通過詩文公開“妄議中央大政方針”，在社會上“造成惡劣影響”（在此不討論新政得失），可以說已經引起臺諫兩司注意很久了。於是在元豐二年（公元1079年）七月，御史中丞李定首上彈章，指出蘇軾四罪，稱他“鼓動流俗”“公為詆訾”“不服陛下之化”；接著，監察御史裡行舒亶、何正臣跟進，指責蘇軾“議訕時政”。

在宋代，只要御史臺一出手，連章彈劾，就是宰相也要下野，更不要說蘇軾一個知州事了。宋神宗下旨由知諫院張璪與李定主審，太常博士皇甫僎奉令往湖州押蘇軾回朝。這時候在京城的駙馬都尉王詵嚮應天府籤判蘇轍報信，蘇轍又派人給蘇軾報信，（光這一條通風報信，二人後來被處罰就不冤），但沒皇甫僎的人馬快。

十月，御史臺經過審理，建議判蘇軾兩年徒刑，但是由於這月太皇太后曹氏病重，神宗大赦天下祈福，流刑以下全部釋放，蘇軾自然也要無罪釋放。李定等人不願白忙活一場，堅持要懲處蘇軾，最終在十二月神宗做出決定，蘇軾貶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

關於涉案詩詞，舒亶在最早的彈章裡就有提到：

1、“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諷刺朝廷青苗法；

2、“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諷刺朝廷考核官吏法律水平；

3、“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諷刺朝廷興修水利；

4、“豈是聞韶解忘味，爾來三月食無鹽。”諷刺朝廷鹽法；

在審理過程中，又查出一批“謗詩”：

5、“先生獨何事，四方望陶冶，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撫掌笑先生，年來效喑啞。”這是寄給司馬光的詩，御史臺認為是在諷刺朝廷用人，為端明殿學士司馬光任相造輿論；

6、“嘉穀臥風雨，莨莠等我場。陣前漫方丈，玉食慘無光。”這是寄給黃庭堅的詩，依然在諷刺朝廷人事；

7、“鹽事星火急，誰能恤農耕？薨薨曉鼓動，萬指羅溝坑。”這是寄給王詵的詩，諷刺朝廷開運河；

8、“獨鶴不須驚夜旦，群鳥未可辨雌雄。”這是給劉恕的詩，諷刺朝中官員。

9、“恨到九泉無曲處，世間唯有蟄龍知。”這個就比較厲害了，分明在諷刺皇帝這條龍不識人，自己只好去找別的“龍”了。

閒語

烏臺詩案對於蘇軾來說，無疑是人生一大挫折。

起因是他由徐州調任湖州時，上表皇帝謝恩，本屬例行公事，可他犯了文人喜弄文墨的通病，他發了一些牢騷。

當時正值王安石新法推廣階段，保守派和變法派明爭暗鬥，勢同水火，因為宋神宗對新法的大力支持，此時保守派逐漸退出政治中心，變法派風頭正盛，但因為新法推行太過操之過急，社會上下反對聲也此起彼伏，宋神宗左右為難。

蘇軾屬於保守派，他對新法比較反感，詩文之中有時候會夾雜著對新法的譏諷之意，這其實是文官的通病，喜歡舞文弄墨，針砭時弊，這對於做官的來說，卻是一大忌諱，往小了可以說是無事生非，往大了說就是禍亂朝綱。

此時新法派正愁找不到機會打擊保守派，蘇軾這首上表恰恰成了攻擊政敵的工具，新法派藉此大做文章，“新進”明顯就是說新法派，“難以追陪新進”含有對新法不滿情緒在內，“生事”這個詞暗指新法無事生非，徒生禍端。

於是新法派引“新進”、“生事”等詞上奏皇帝，說蘇軾愚弄朝廷，妄自尊大。新法派又繼續蒐集蘇軾其他的詩文，潛心鑽研，終於有找到其他譏諷新法的詞句。

而後，宋神宗依奏，派人將蘇軾帶回御史臺獄受審，蘇軾對以往譏諷新法的詩文一概承認，蘇軾乃一代文豪，收藏他的詩文的官員甚多，也一併受到牽連，官職最大的屬保守派代表司馬光。

此事的處理結果，可以說是化大為小，蘇軾被貶為貶往黃州，充團練副使，其他牽涉的人員都是或貶官或罰款處理，都無性命之憂，可以說已經寬大處理了，可見宋朝官風還是比較開明的。

試想，如果此事發生在文字獄盛行的乾隆年間會怎樣呢？估計又是一番腥風血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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