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平民歷史
民間私鑄錢幣，看起來不可思議，其實沒什麼大驚小怪的。古代貨幣跟今天的貨幣不一樣，今天的貨幣，其“價”和“值”是完全不對等的，古代則不一樣，貨幣的“價”與“值”是對等的。只要做到“價”與“值”的對等，貨幣其實就跟其他商品具有同等屬性，官鑄和私鑄之間的壁壘，就可以基本消除。
事實上，漢文帝的民間鑄錢，刺激了民間資本的積極性，促進了經濟水平的大幅提升，也使貨幣本身的質量，在市場競爭體系下得到提升，對漢初孱弱的經濟推動作用非常顯著。雖然民間鑄幣，導致一些新問題的產生，比如從鑄幣中獲利的不是國家，而是吳國這樣的銅礦產地國，但這都不是主流，要看到它對國民經濟的拉動作用。
有一個不容置疑的事實是，漢文帝時期的錢幣成色，是中國封建王朝中最好的，這就是市場競爭機制的作用。
古代貨幣的“價值對等”屬性
“價值對等”不適用於今天，比如面值一百元的紙幣，其製造成本可能僅僅一毛錢，實際上我們是用一毛錢的“價”，交換一百元的“值”。這個規則能夠被接受，需要強有力的國家信用，是現代經濟學理論。
古代做不到，所以那時候的貨幣必須價值對等，也就是說，一文銅錢，它的生產成本除了少許利潤外，它的“值”就是一文錢。所以，古人交易，通常用稱重量的方式，不一定一枚一枚地數。
那麼市場上為什麼又出現大量“劣幣”呢，很簡單，利益追逐的結果，往銅裡面摻入大量低質金屬，如鉛。摻入鉛的比例越高，獲利越多，比減輕重量更隱蔽。
這個做法不是因為民間鑄錢的結果，事實上，這個情況官鑄錢幣更容易出現。
漢文帝為什麼允許民間鑄錢
正因為古代貨幣的“價值對等”，只要制定好標準，在律法框架內執行，無論是私鑄還是官鑄，都是符合經濟規律的，不會引起經濟動盪。這是大前提。
漢文帝看到了秦朝貨幣的弊端，官鑄貨幣的笨重和質量不佳，導致貨幣流通不暢，不利於促進經濟繁榮。這東西如果讓政府解決，需要相當的投入。而當時西漢政府還非常窮弱，恢復農業生產是要務，鑄幣需要銅礦開採、冶煉、鑄造等一些列系統工程，對經濟基礎薄弱的西漢政府來說，有點勉為其難。
漢文帝允許民間鑄錢，等於把這個系統工程，交給了民間資本，國家通過法律界定規則，有效調動民間資本的積極性。應該說，這個政策的出臺，有迫不得已的成分，但也顯示了漢文帝超前的經濟意識和高超的政治才能。
雖然，民間鑄幣初期，導致了短暫的通貨膨脹，但毫無疑問，漢文帝時期經濟迅速發展，民間鑄錢，為開創“文景之治”立下了大功！
賈誼的發對理由
當時對漢文帝允許民間鑄錢的反對聲比較大，不光賈誼，他們的理由概括起來大致有四條：
一、民間鑄幣影響農業生產，得不償失；
二、私人鑄幣會將人民導向逐利，不利於道德建設；
三、民間鑄幣與祖宗成法相悖；
四、錢幣是君主權力，民間鑄幣等於讓老百姓跟君主分享君權。
這四條理由，除了第一條，勉強跟經濟掛上鉤，其它三條跟經濟毫不沾邊，純粹是大臣們不懂經濟學，胡亂拿政治需求，強行扣在經濟活動上。所以，漢文帝認為這些說法，根本沒說到點子上，不予採納。
即便是第一條，賈誼的擔心也是多餘的，本來鑄幣的利潤也沒那麼高，否則就做不到“價值對等”了，況且它還需要礦產資源和大量資本介入，並不是一般的老百姓就能夠從事的，農民該種地還得種地。
還是漢文帝眼光獨到，他允許民間鑄錢，但絕不是放縱，與政策配套出臺的還有一些列法令，主要包括錢幣的樣式、重量、成色等。這法律框架下，都可以通過民辦官督的方式鑄錢。果然，此後漢文帝一朝的錢幣，質量越來越好，數量越來越多，極大地拉動了經濟發展。古人不懂，今天我們都知道：這叫市場經濟的自動調節機制！
尋根拜祖
從現代人的角度看，民間鑄造貨幣，必然會引起社會動盪、經濟混亂，然而，漢文帝作為一代名君，卻曾經廢除了盜鑄錢令，也就是允許民間私鑄銅錢，這就有些奇怪了，想要搞清楚這個問題，還要從漢初統治者的統治思想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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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初的統治者信奉的是黃老哲學，一貫採用的政策是“無為而治，與民休息”。
當初秦始皇統一六國以後，曾經統一過貨幣，我們上學的時候也都學過，這個對貨幣的流通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不過到了漢高祖劉邦統一以後，認為秦國的錢重，不好使用，所以使民間鑄造莢錢，也就是用一種更輕的貨幣來代替同樣的幣值。主要目的還是為了促進經濟發展，不過隨便經濟的發展，卻引發了比較嚴重的經濟膨脹。
這個也很好理解，當貨幣變輕以後，也就意味著流通貨幣增多，物價上漲是一種必然的趨勢。所以漢高祖末年，下了這道盜鑄錢令，為了禁止民間鑄令，以抑制通貨膨脹，但是雖然想法是好，但是實際上並沒有解決問題。所以到漢文帝時期，“順水推舟”地廢除了這道盜鑄錢令，官方允許民間私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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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私鑄有幾個主要的問題：
（1）幣種多，流通不便。
（2）私鑄幣越來越輕，通貨膨脹會更嚴重。
（3）因為私鑄幣獲利太容易，容易有不好的導向，以至於影響農業生產。
這是賈誼在《諫鑄錢疏》中提出來的，這確實也是當時社會存在的問題，漢文帝也不會意識不到，只不過當時的社會形勢實在不允許他馬上採用緊縮的貨幣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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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文帝在位的時間段，政治環境遠沒有表象上那麼太平。漢文帝作為一個從邊塞之地被迎回來的皇帝，是沒有多少政治根基的。他既要面對朝堂內的陳平、周勃等開國重臣，又要考慮分封在外的劉姓諸王，北有匈奴、南有南越，哪個都不是那麼好處理的。這些都是既得利益者，一旦按照賈誼的政治意見，將貨幣的原材料銅收歸國家，壟斷鑄幣，將會極大地觸碰到這些既得利益者的蛋糕，政權穩定將受到極大的考驗。
漢文帝統治時期，整個的統治思想都是“無為而治”，也就是儘量去幹擾經濟發展，任由民間自我休養生息，所以在文帝時期，漢朝才能夠逐漸走上強盛安定的康莊大道，也為後來的景帝、武帝時期的發展及全盛時期作好的鋪墊。
所以這樣看來，雖然民間私鑄這個事兒看起來不是那麼美，但是在當時的歷史時期還是起到了穩定時局的作用。
水一白
漢朝初年，漢高祖劉邦短暫允許私人鑄造錢幣導致物價飛漲，隨即停止私人鑄造錢幣；呂后當政時期，國家制造的銅錢為了防止偽造，幾年換一個錢幣樣式，國家制造的錢幣都不夠標準（重量輕），藉此可以獲得很大利益，也給了私人偷偷鑄造錢幣牟利的空間，（主要是重量不夠，另一個是摻雜其他金屬，以次充好）各種貨幣充斥。漢文帝時期經濟繁榮，加強貨幣流通量以活躍經濟發展。（漢初使用的秦半兩）
漢文帝為何允許私人鑄造貨幣？
漢文帝是想利用市場手段，允許私人鑄造銅錢，國家批准，國家定製錢幣標準，國家檢驗成色，成色不夠的要受到處罰，這將地下私人鑄造錢幣表面化，非法利益合法化，國家還可以收稅。（漢文帝劇照）
商人或者利益集團（主要是分封王）為了讓更多的人使用自己的錢幣，獲取更多的利益，必須提高自己銅錢的質量，以期佔有更大的市場份額，這也擠壓了私人鑄造錢幣的利益空間，良幣驅逐成色差的貨幣。大宗的商品交易一般會將銅錢用稱量工具稱重，而不是按照錢的數量，這也是商品交易中形成的自我保護方法。只有質量好的，成色夠的銅錢才被民眾普遍認可，那些成色較差的貨幣自然被擠出了流通領域。（吳王劉濞劇照）
漢文帝對私人鑄造錢幣還是有所防範的，他的寵臣鄧通就被賜予一座銅礦山，可以鑄造錢幣，看似是私人鑄造銅錢，其實這也是漢文帝對私人鑄造錢幣的一種市場干預，控制市場行為，是一種隱性國家控制鑄造錢幣。私人鑄造銅錢經過市場的磨合後，吳王劉濞製造的吳王銅錢和鄧通鑄造的鄧通銅錢佔據市場的各半壁江山，銅錢成色夠，市場的流通性增強，活躍了市場經濟。（鄧通劇照）
不過在允許私人鑄造銅錢的過程中，吳王劉濞因吳國內銅礦山資源豐富，成長最快，聚集了大量的財富，可以比肩漢文帝扶持的鄧通，為他將來反叛打下了堅實的經濟基礎。
漢武帝對私人鑄造錢幣的禁止。
吳王劉濞造反失敗後，漢朝統治者總結經驗教訓，錢幣鑄造被收歸國有。漢武帝為了掌控全國的經濟命脈，開了一次著名的鹽鐵會議，加強中央集權，打擊分封諸王勢力，抵禦北方匈奴的侵略，是國家大政方針的討論，影響後世王朝幾千年。該會議決議推行了桑弘羊的鹽鐵專營等一系列政策，食鹽和金屬礦山等國家專營，製造貨幣的金屬礦山銅礦也由國家控制，從源頭抓起。（漢武帝推行的主流貨幣，漢五銖錢）
公元前118年，漢武帝鑄造了五銖錢，鑄造技術提高了，成色標準也提高了，國家也要講究誠信，製造的貨幣才能正常流通。下令嚴禁私人和諸侯國鑄造錢幣，統一由國家鑄造錢幣，私人鑄造錢幣一旦被發現，處以死刑。
漢文帝和鄧通小故事。
鄧通曾經為身患背瘡的漢文帝吸出膿液，而漢文帝要求當時的太子（漢景帝）吸出膿液時，居然噁心的嘔吐，被漢文帝不喜，漢景帝懷恨在心，伺機報復鄧通。
漢文帝時期有一個著名的女相士許負（漢高祖封她為“漢雌侯”，漢武帝時期遊俠郭解的外祖母），看人面相非常準確，她曾經為鄧通看相，說他法令紋入口，將來會餓死的。漢文帝不相信，賜給了鄧通一座礦山，讓他鑄造錢幣，一時富可敵國，漢景帝繼位後，收繳鄧通的所有財產，他身無分文，最後餓死在街頭。
穿越再現彼岸
漢文帝容許民間鑄造貨幣是確有其事的。在我們今天看來這都有些匪夷所思，更何況是皇權集中的封建時代。但漢文帝作為開創出中國封建社會第一個大治時期「文景之治」的偉大君主，確有其宏偉的魄力。且看我一一分析。
一，當時的社會環境
漢文帝即位時，西漢王朝已經經歷了大約二十年的休養生息，反秦戰爭和楚漢戰爭給社會造成的創傷已經得到了基本的康復，社會經濟狀況良好，王朝統治已經基本穩定。
二，秦朝遺留問題
秦朝統一六國後，實行中央集權，看起來可以由上而下一條鞭，但也要付出相當高的監督成本。在這個短暫的朝代裡，貨幣體制並未和政治一樣地標準化。這種混亂的貨幣制度，一直延續到西漢。西漢初期的幾位統治者，發行過好幾種貨幣，但效果並不好，主要的困擾是盜鑄與貶值，即減輕錢幣的重量或降低含銅量。
所以在漢文帝登基的第5年（公元前175年），為了改變流通中銅錢劣小輕薄的狀況，漢文帝下令開放民間自由鑄錢。宣佈了兩項新政策：(1)鑄造新幣，名為四銖；(2)開放鑄幣權（放鑄），民間可以自由鑄造，私人鑄幣無罪（除盜鑄錢令）。但採用了官督民鑄的方法，用稱錢衡（天平）和法錢砝碼來檢查民間鑄造錢幣的重量是否合格。
漢文帝開放民間自由鑄錢，遭到過賈誼和賈山的反對。賈誼認為開放民間自由鑄錢是誘惑人民犯罪，且鑄錢耽誤農業生產，大家都忙於採銅鑄錢，誤了農事就要捱餓。賈山認為改變先帝法律是不對的，批評漢文帝“變先帝法”，錢幣是君主使用的工具，可以用來改變人的貧賤富貴，是君主分配社會財富的手段，屬於君主的權力，不可以與人民共享。
但漢文帝沒有接受賈誼和賈山的意見，堅持實施開放民間自由鑄錢的政策，結果改變了流通中錢幣劣小輕薄的狀況，良幣驅逐劣幣，促進了商品交換經濟的發展，替「文景之治」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這一放鑄政策也不是一直推行，只維持了30年（公元前175-144），之後收回鑄幣權，禁止民間私鑄。鑄幣權迴歸中央後，還繼續鑄造四銖錢，直到公元前119年為止，四銖錢的壽命總共約55年。
而且考古學家發現，從漢代出土的各種錢幣中，四銖錢的質量最佳（含銅量最高），由此可見漢文帝的遠見卓識，不愧於一代明主。
說史學識
因為那時鑄的錢幣是金、銀、銅等稀有金屬,按當時的技術,要提煉出這些原料並非易事,像現在銅上鍍金,鐵上鍍銀的坑人事更是不可能的,就算民間有實力的大財團私造出來的錢幣,也是貨真價實,物超所值的,其實鑄幣也是一種製造實業,成本投入遠比現在的紙幣高多了,鑄幣是受資源和技術限制,並不是能像紙幣一樣嘩啦啦的想印多少就印多少的簡單,也更比各種股票交易之類的虛擬經濟實在,用金銀銅幣來換取貨物,本身就是一種相對公平的物品交換,也就是跟現在的金銀玉器自由交易差不多,只是少了紙幣和網絡虛擬交易方式摻合,也並不是通過經濟專家們,坐在辦公室裡用腦袋制定和操控各種虛擬經濟規則就能吸食勞動人民那樣取巧。所以在漢朝允許民間鑄幣,並不會引起物價瘋漲!金銀銅幣和紙幣雖然都是人類社會商品交易流通使用物,但兩者的實質價值卻有天壤之別的差異,紙幣會因為國家興衰而升值或貶值,要是國家經歷社會動盪而改朝換代,那麼前朝的紙幣將隨著江山易主而變成花花綠綠的費紙!金銀銅幣則不會因為時代變遷而一文不值,除非全世界都不再貴金銀財寶這些難得之貨。
瑞氣沖霄
漢文帝允許民間鑄造貨幣發生在公元前175年。《漢書食貨志》載“孝文五年，為錢益多而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 此時，市場上流通的錢幣是公元前186年（高後二年）開始鑄行的八銖半兩和公元前182年（高後六年）開始鑄行的五分錢。
要說清楚這個事情，得先從漢初劉邦允許民間鑄造貨幣的事情說起。
由於漢初劉邦“更令民鑄錢”，無節制地放任民間自由鑄錢，導致社會上惡錢氾濫，物價騰飛，社會一片混亂。高後二年，主政的呂雉為整頓貨幣制度，穩定市場，決定鑄行八銖半兩作為應急措施，並很可能同時下令禁止私鑄。《漢書 食貨志》載“秋七月……行八銖錢”。在鑄行八銖半兩的同時，有學者推斷，很可能還規定了按照一比八的比例兌換市場上的劣質小錢。一枚八銖半兩重約6克，卻法定兌換八枚重約16克的劣質小錢。這對於手中存有劣質小錢的人是不划算的，迫使劣質小錢退出市場。此舉雖然扭轉了劣質錢幣流通的局面，但市場上貨幣總量卻減少了。又過幾年，經過一段時間的休養生息，社會經濟已經恢復到上升期，生產發展了，國家也放寬了對商人的限制，商品交換也增加了，於是，貨幣供不應求的問題就凸顯出來。為了增加貨幣供應量，呂雉又決定鑄行比八銖半兩又輕又小的五分錢。《漢書食貨志》載“六年行五分錢”。五分錢，錢文“半兩”，因法重為半兩的五分之一而得名。實際約2克，勉強達到八銖錢的三分之一。顯然，鑄行五分錢比鑄行八銖半兩能增加大約兩倍的貨幣供應量。於是，有效地緩解了市場需求矛盾。至於八銖錢與五分錢之間是什麼樣的比例關係，或者是否同時禁止八銖錢流通，目前還沒有研究成果。但是，從公元前186年（高後二年）開始鑄行八銖半兩，到公元前182年（高後六年）開始鑄行五分錢，再到公元前175年漢文帝“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這段時間，西漢的經濟是發展了的。《後漢書.食貨志》載“高後女主制政，不出房闥，而天下晏然，刑罰罕用，民務稼穡，衣食滋殖”。
既然經濟發展了，漢文帝為什麼還允許民間鑄錢呢？
有專家研究認為，可能是當時整體經濟過熱，需要緊縮政策，減少貨幣供應量。經過對文帝四銖半兩和五分錢測量表明，文帝四銖半兩比五分錢約增重23.08%。如果嚴格鑄行文帝四銖半兩，完全可以一定程度上減少貨幣供應。那麼，同樣是讓貨幣增重，為什麼不由政府壟斷鑄造，而非得讓民間自由鑄錢呢？不怕再次出現劣質小錢氾濫嗎？
原來，這次“使民放鑄”是一種“官方監督下的民間自由鑄錢”行動，與劉邦漢初實行的完全放任自由的鑄錢截然不同。所謂“官督民鑄”，就是朝廷規定鑄錢的重量（四銖）和樣式（錢文半兩），並採取措施嚴格監管市場上錢幣的質量。民間鑄錢只要質量合格，官方就不予干涉。至於市場上貨幣供應量就交由市場去調節。1975年湖北江陵市鳳凰山168號漢墓曾經出土了“法錢法碼”和“天平”。該“天平”上有文字表明，拒絕使用天平稱量錢幣將罰徭役10天。由此推斷，若肆意鑄造劣質小錢，處罰將會更加嚴厲。
漢文帝“官督民鑄”政策自公元前175年起到公元前144年止，共施行了31年。而其間鑄造的文帝四銖半兩錢則流通到公元前113年。是年，漢武帝下令“天下錢非三官錢不得行”，文帝四銖半兩才退出流通領域。從對文帝放鑄前後的半兩錢比較可以看出，文帝四銖半兩整體質量好，規範度高。 而放鑄對社會經濟的刺激也是積極的，效果也是顯著的。《漢書食貨志》載“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間，國家亡事，非遇水旱，則民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盡滿，而府庫餘財。京師之錢累百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腐敗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乘牝者擯而不得會聚。守閭閻者食粱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誼而黜愧辱焉……”以上令人神往的文字，描述的正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有據可考的太平盛世----文景之治。
參考資料：《半兩錢制度研究》（石俊志），中國金融出版社
臥雲軒之歲月如歌
在幾千年封建社會里每一個朝代的統治者對貨幣的鑄造具有一定的專營性，壟斷性。而漢文帝容許民間鑄造貨幣行為是另類。為什麼容許民間鑄造貨幣我想有二個原因。
一，跟漢文帝統治思想有關，漢文帝推崇黃老哲學，一貫採用“無為而治，與民生息。”政策。也就是儘量不去幹擾經濟發展，任由民間自我休養生息。而貨幣鑄造行為是屬於經濟範疇，也體現漢文帝治理國家無為思想。
二，跟當時政治環境有關，當時北有匈奴虎視旦旦，南有南越麻煩不斷，邊境不安定。同時還有許多分封王存在，如果將貨幣原材銅收回中央，壟斷鑄幣，勢必觸違他們既得利益，這樣會造成國內不穩定。
漢文帝主要考慮上述問題，容許民間鑄造貨幣就不奇怪了！
偉仔子
因為漢文帝統治期間，西漢王朝總體上進入繁榮時期，但是經濟繁榮了就導致一個問題——"錢"不夠用了！就是說天下的銅錢滿足不了流通的需要，而中央朝廷的鑄幣能力有限，因此漢文帝也就准許了私人鑄幣。
說是私人鑄幣，但是銅錢所需要的礦石和冶煉都不是普通的百姓甚至是地方豪強能承擔得起的，因此鑄幣的一般也就是列侯和諸侯王，其中最聞名的就是吳王了。吳王和太宗皇帝的親信鄧通所鑄造的錢幣一度瓜分了天下，但是這樣也就導致了一個更大的問題——地方諸侯王要錢有錢要人有人，他造反怎麼辦？
因此私人鑄幣這也就導致了後來在漢景帝時期爆發的七王之亂，在這之後，中央朝廷就開始逐漸收回私人鑄幣的權利。
未來3區科技
西漢初年漢文帝時代(公元前203年-前157年），經過多年的戰亂，漢高祖政府的府庫已經是空空蕩蕩了。根本拿不出足夠的銅錢來造幣，發行貨幣。無奈之下只有一個辦法，只能把造幣和發行的權利交給有銅礦的地方勢力。呂后在位時曾一度收回地方勢力礦主鑄造貨幣的權利，但文帝時又開始重新允許民間礦主私自造幣，並且規定每錢重4銖，不得摻鉛灌鐵。
那個時期，有權有勢的達官貴人紛紛光明正大的據山開礦，大肆造幣，民間平頭百姓也千方百計想盡辦法攫取銅材，私下造幣。形勢十分混亂。當時的漢文帝，更是直接賜他的男寵-鄧通一座銅礦，讓他隨便造幣，從此富貴不斷。
這一現象雖然對戰後恢復生產和發展起到了暫時的積極作用，但是這種以暴利為目的的私鑄泛行，勢必會引起大量鑄工粗略，形小質輕，摻假的貨幣在社會上流通，產生嚴重的影響，並且導致錢幣貶值，西漢政府允許各路勢力鑄造貨幣，最終直接結果是導致物價飛快上漲，民不聊生，財富向小部分人集中，富有的更富有，貧窮的更貧窮，這是剛建立起來的西漢是始料不及的，最後引起七王之亂。直到漢景帝即位，繼續執行老祖宗的重農抑商的國策，推遲男人們的徭役，實時解決百姓的民生問題。挽救了當時因為漢文帝允許民間造幣導致的通貨膨脹，並且平定了七國之亂。
芒果綿綿冰呀
關於下放鑄幣權，賈誼曾在《銅布》一文中對民間鑄幣的危害有深刻的論述，但是漢文帝並沒有聽從賈誼的意見，他為什麼要執意這樣做呢？
有一種說法是漢文帝為了鞏固皇位
漢惠帝死後，弟弟劉恆以代王身份繼位，是為漢文帝。當時呂后倒臺後，劉恆被選中的一個很大原因就是劉恆沒有什麼勢力，更沒有強勢的母親，不會造成呂后這樣專政的局面。而這樣的身份也導致劉恆繼位後的皇權極不穩固，當時劉恆猶豫是否入京繼位就是最好的證明。
為了鞏固皇權，劉恆下放鑄幣權，允許地方尤其是地方政府鑄幣，能夠籠絡地方人心，得到地方諸侯的支持對鞏固皇權有極大幫助，漢文帝不得已而為之。
這種做法只能解釋諸侯鑄幣，對於民間鑄幣並不能有較強的說服力。還有一種說法是為了保證商品正常流通。
西漢時期，商品經濟有了很大的發展，社會經濟繁榮，物品流通業更加頻繁，為保證正常的商品交易，貨幣需求量增加是必然的，於是有學者認為這是漢文帝下放鑄幣權的原因之一。
但是想比經濟正常發展，下放鑄幣權所造成的危險更可怕，漢文帝是一代明君，這一點不可能看不到，因此這一說法也站不住腳。
我覺得有兩種觀點比較靠譜
一是漢文帝對鑄幣權的認識不足
漢文帝有一寵臣叫鄧通，由於某種原因，漢文帝賞賜給鄧通一座銅礦山，允許鄧通私人鑄幣。鑄幣本應為國家命脈，但是漢文帝卻將這一權利隨意賞賜給別人，還附帶一座銅礦山，可見漢文帝對民間鑄幣危害的認識還是有些欠缺的。
二是西漢初期的黃老思想
在漢武帝“獨尊儒術”之前，西漢一直以黃老學說為治國理念，而黃老學說的根本思想是無為而治，這一點反映在經濟上，就是國家對經濟不干預，任憑其自由發展。
鑄幣權是國家最重要的權利之一，允許民間鑄幣確實也造成了經濟影響，這一制度最終在漢武帝時期被徹底廢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