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寧波市奉化區滕頭村在“城市聚會”的上海世博會設立了全球唯一的鄉村案例館；這裡的嬰兒一出生，每月可領取1500元的福利，成年後有了勞動工資仍然享受該福利。報告文學《中國有個滕頭村》開篇敘述的事實引起了人們對人類未來的思考。“這不是大同社會嗎？這關係到人類的社會理想，也是文學關於社會的理想。”中國作協小說委員會副主任胡平說道。4月20日，由中國文聯文藝評論中心、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文藝報》社、寧波市委宣傳部主辦的報告文學《中國有個滕頭村》首發式暨研討會在京舉行。這本書的作者是著名報告文學作家王宏甲和青年作家蕭雨林。
當然，滕頭村很小，戶籍人口也只有800多，但它的奮鬥經驗已足夠寫成一本書。“滕頭設立行政村以來，總共有三任書記，第一任是黨支部書記傅嘉良，第二任是黨委書記傅企平，他們經過幾十年的艱苦奮鬥，把一個貧困落後的滕頭村發展成為先進村，支撐他們夜以繼日奮鬥的動力就是‘一犁耕到頭’的精神。”滕頭村現任黨委書記傅平均說道。“一犁耕到頭”是傅嘉良的名言，這是前半句，還有後半句：自己救自己。
這個曾經沒有女人願意嫁過來、寧波最窮的村，2018年的社會生產總值已經達到97.43億元。如今的滕頭村如此耀眼，一部書寫農村脫貧致富成功經驗的報告文學作品要如何讓人拋棄解讀政策、宣傳表揚的視角？書中有很好的答案。“沒有傅嘉良就沒有滕頭村，這個人寫得太不一般了，太聰明瞭，太有主見了，太有魄力了。”胡平認為，《中國有個滕頭村》作為文學作品的價值就在於寫出了人物的價值。他舉例：“1969年他就辦膠木廠，被別人認為是資本主義的尾巴，他卻說這體現了社會主義的豐富性。我不是在政策層面上去解讀這個人物，而是說文學作品要寫出人來。你如果不這麼寫的話，這個人物出得來嗎？1952年，傅嘉良在分地的時候喊了一句，最窮的人跟我來！這句話顯示了領袖的素質，只有這樣的人物才能夠領導一村人改土造田那麼多年。最後達到什麼程度呢？滕頭村的人走出來全都肩膀一邊高一邊低，挑土挑了十幾年。這樣的領導是相當突出、相當難得、相當特別的。他也很善於挑選接班人。滕頭村能搞成這樣，關鍵在於這個人物，在於人物的魅力。”王宏甲採訪94歲的傅嘉良時，一談到當年改土造田，他的意識一下清醒了，從他的語言裡王宏甲看到了“紅旗招展”“氣壯山河”。
滕頭村
文學評論家張陵認為，這本書抓住了中國農村發展最深刻的矛盾，“兩位作者寫滕頭村，但是其實他們心裡想的不只是滕頭村，他們也在想滕頭村背後那些依然落後的村子。”張陵認為，作者樸素地感覺到了原先受窮的農民還在受窮，在市場經濟體制中，必須把農民重新組織起來。這一點與王宏甲的前作《塘約道路》一脈相承。“在王宏甲的作品中，農村主要是通過經濟的聯合體來重新組織，這是人民的覺醒，也是滕頭村的經驗。黨怎麼去順應人民時代的創造性，去引領人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這是這部作品揭示的最重要、最深刻的問題。”張陵表示，他從作品中感到的時代精神和時代氣息從當下的農村中撲面而來。
這本書用很少的篇幅把一個很重要的事說好了。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白燁認為，在報告文學寫作中應該提倡分量不要太重、篇幅不要太大的作品，《中國有個滕頭村》就是一個非常好的文本，十七八萬字的篇幅裡分了近50個小節，用簡約的方式敘述，作者在很多地方留有餘地，讀者則順著作者的思路去思考。《人民日報》（海外版）文藝部主任劉瓊認為這本書對文體進行了探索，延續了志和記的特徵，聚焦於人的出路、人的發展、人的幸福感，寫出了文學區別於其它文體的差別，最終達到了記錄經驗、分享經驗和感染同代人的目的。她說：“回到集體經濟也好，組織集體經濟也好，組織工業下鄉也好，鄉鎮企業也好，這部作品的價值是從人的角度來探討這些問題，人的思想觀念的變化，人的奮鬥精神，對幸福生活的追求。”
由寧波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有個滕頭村》的封面同時寫著英文書名，作家寫滕頭村寫出了中國經驗。書中寫道，滕頭村的領頭人始終認為土地承包到戶並不是鼓勵分田單幹和私有化，而應該是集體所有制下的一種責任制形式。因此他們堅持了宜統則統、宜分則分的原則。傅嘉良曾得到教訓，幹部要以人民利益為重，遇到問題和困難要同群眾商量，聽取群眾的意見。
《中國有個滕頭村》有相當一部分內容提到集體主義，兩位作者之一蕭雨林寫的時候把它寫出來了，經過她的考慮，書中大量使用了集體主義。王宏甲認為，比重新組織起來更核心的是黨的領導。他說：“因為我們最終的感受是，我們講集體經濟有多種形式，集體經濟還是講經濟，但是我們作為文學的表達，需要訴諸於人的精神，如果沒有這些東西，如果經濟發展為王，如果誰的經濟發展更好就了不起，如果只認這一點而不認精神，不認黨的領導，我相信你即使發展再強，也會垮掉的。”蕭雨林創作過中短篇小說，王宏甲特別提到她由於在地市級報社工作，沒有脫離實際生活的問題，文字也非常簡練。
“三農”問題所涉及的方方面面，兩位作者基本上都寫到了。張文茂等“三農”問題專家圍繞該書探討了當下農村集體主義道路的內涵，也為文學創作提供了視角。他們認為，正如書中所說，滕頭村的“傳家寶”是黨的領導和集體主義。在共同致富的目標下，農村集體經濟成功的重要支撐是產業支撐，所以要發展農村非農產業。農村要從均田制的家庭承包經營走向專業化分工分業基礎上的規模經營，滕頭村目前已經形成了社區集體經濟組織加現代公司化企業組織相結合的複合型體制。不能讓人感覺黨的政策落後於實踐，要歷史地看待政策的合理性。一個村成功的經驗要能夠被複制，能夠對周邊的村進行帶動。
選自中國文藝評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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