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保護地球生態系統並使之具有可持續性這一世界性課題的背景下，以生態為導向，貫徹綠色思維，走可持續發展之路已經成為未來城市規劃和建設的必然選擇。可持續城市設計的本質是以經濟、社會、環境治理的協同發展為基礎，通過對城市物質空間環境的合理佈局，實現生態環保、文脈延續、美觀舒適的城市發展目標。
城市作為人類生產、生活的集聚地，它是人類文明高度發展的產物，是地球生態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從全球生態環境保護的角度，城市的可持續發展是世界各國需要遵守的基本原則，這一點毋庸置疑。中國作為世界範圍內的超級人口大國，在發展中如何平衡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等方面的建設，歷來是一個重點和難點問題。隨著中國城鎮化速度的不斷加快，很多城市不可避免地出現建設無序、環境汙染、資源枯竭等問題。在面臨外來生態擾動時，表現出極端脆弱性和低韌性，甚至會引發嚴重的自然災害。儘管各地方政府不斷提出生態城市、生態新區的建設發展目標，但很多城市的生態建設往往浮於表面，不僅無法實現既有的生態目標，甚至會對城市原有的生態格局造成嚴重破壞。針對日益嚴重的生態危機，綠色、生態、可持續理念再次喚起全社會的高度重視。2018年 9月 3日，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提出“地球是人類唯一的家園。中國願同非洲一道，倡導綠色、低碳、循環、可持續的發展方式，共同保護青山綠水和萬物生靈。”再次強調了中國在生態環境保護方面的堅定態度。基於上述背景，融合綠色、生態、治理思維的可持續城市設計將成為未來城市發展建設的重要方法。對此，有必要系統總結可持續發展的研究進展，解析可持續城市設計的概念、原則與維度，進一步提高城市設計的科學性和實效性，為解決城市建設中一系列資源、環境、文化、社會等問題提供更加深入的理論方法和科學技術手段。
可持續發展背景下的城市破局之路
20世紀 60年代，快速工業化導致的環境汙染問題日益嚴重，引起了西方各國學者的高度警覺。1962年，美國海洋生物學家蕾切爾·卡遜（Rachel Carson）在《寂靜的春天》中，闡述了農藥對環境的汙染以及工業文明帶來的諸多負面影響，儘管有關書中內容的科學性一直存在爭議，但不可否認的是，蕾切爾·卡遜推動了 20世紀世界範圍內的生態環保事業，環境保護的警鐘就此長鳴不息。1972年，第 1屆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召開，會議提出《人類環境宣言》，正式拉開了世界範圍內生態環境保護的序幕。20 世紀 70 年代，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人與生物圈（MAB）計劃》研究過程中首次提出生態城市的基本概念。此後，美國生態學家理查德·雷吉斯特（Richard Register）、俄羅斯生態學家楊尼斯基（O. Yanitsky）分別闡釋了生態城市的概念和建設原則。1987年，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在《我們共同的未來》報告中，系統闡述了可持續發展思想，將可持續發展定義為：“既能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後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並提出可持續發展的三大支柱，即經濟發展、社會發展和環境保護。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會議簽署通過《21世紀議程》《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等重要文件，提出全球環境保護的可持續發展計劃，全面控制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排放，以應對全球氣候變暖給人類經濟和社會帶來的不利影響。進入 21世紀以來，《聯合國千年宣言》和《千年生態系統評估報告》先後發佈，前者再次重申了尊重大自然和可持續發展規律的重要性；後者通過評估生態系統變化對人類福祉的影響，為加強對生態系統的保護與可持續利用、進而提高生態系統對人類福祉貢獻奠定了科學基礎。
此後，全球化背景下的經濟、政治、文化、環境保護等內容面臨更大的機遇和挑戰，日益嚴重的生態環境危機不僅喚起了世界範圍內的警醒，環保問題也成為聯繫各國關係的重要紐帶，可持續發展成為世界範圍內的普遍共識。2012年，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大會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重點討論綠色經濟在可持續發展和消除貧困方面的作用，並制定可持續發展的體制框架。時至今日，經濟、社會、環境三者之間的平衡和發展依然是城市建設中的核心議題。生態、綠色、低碳、可持續發展已經成為城市規劃和建設中遵循的基本概念。以城市規劃領域為界定範疇，生態指城市中一切生物的生存狀態以及生物之間和生物與環境之間的關係；綠色則表達了節能、環保、生命、健康等涵義；低碳是指減少以二氧化碳為主的溫室氣體排放。結合可持續發展的基本定義不難看出，這些概念均具備相似的核心思想，都是希望能夠在城市發展中實現經濟、社會、環境的平衡。在保護地球生態系統並使之具有可持續性這一世界性課題的背景下，以生態為導向，貫徹綠色思維，走可持續發展之路已經成為未來城市規劃和建設的必然選擇。
21世紀以來，全球化深刻影響了世界範圍內的城市規劃思想和建設理念，使城市規劃理論和實踐的傳播速度越來越快。西方城市規劃理論和實踐表現出極大的延續性和影響力，從古希臘時期的城市文明奠基到 21世紀以來的城市創新發展，引領了近 3000年的城市規劃思潮。在西方城市規劃理論和實踐的影響下，中國的城市建設受到很大沖擊，尤其是城市文化的缺失幾乎已經不可逆轉。中國城市規劃和建築領域的學者、設計師和管理者在快速城鎮化進程中，對中國城市建設的一系列問題進行了思考和研究，力圖構建適合中國國情的城市規劃理論與實踐經驗。20世紀 80年代以來，在近 40年的城市規劃研究和城市建設實踐中，中國政府、學者和社會有識之士對環境和文化的關注與研究逐漸加強，對於可持續發展理念的理解更加深刻並與時俱進，可持續發展的思想內核也由經濟、社會、環境的三支柱模式向經濟、社會、環境、文化的四支柱模式演變（圖 1），體現了城市文化在可持續發展中的重要作用。
圖 1 可持續發展思想內核的演變
可持續城市設計的內涵與原則
近年來，中國對經濟、社會、環境、文化等方面的協調共進做了很多努力，也不可避免地遇到了一些問題。在城市建設中，大部分地方政府往往以快速化的經濟發展為主要目標，忽視了經濟與社會、環境的均衡發展，致使城市生態系統破壞，城市空間風貌趨同，歷史文脈割裂等普遍問題存在。新時期的城市設計作為城市建設的重要手段，越來越為各級政府和管理部門所接受。傳統城市設計是對城市物質空間環境的設計，更多關注城市的空間形態和美學藝術。生態城市設計在遵循藝術、美學、人文、形態等原則的基礎上，更加兼顧環境、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綜合性要求，更多地體現了建築學、城鄉規劃與生態學的緊密結合，以及向地理學、文化學、形態學等其他學科的拓展。可持續城市設計則在塑造良好空間環境的基礎上，更加註重環境、社會、經濟三者之間的均衡發展，其內涵也更具包容性和廣泛性，在設計過程中貫徹生態性、社會性和經濟性，體現了樸素的發展觀和公平公正的價值觀。但生態城市設計與可持續城市設計的核心思想和發展目標則是一致的，都是以可持續發展為基礎，以維護城市生態系統的平衡為目標。當前，學界對可持續城市設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觀策略、環境評估、城市形態、景觀設計等方面。未來的可持續城市設計應以更廣泛的學科交叉為基礎，充分體現可持續發展的環境生態（ecology）、社會公平（equity）、經濟高效（efficiency）及文化永續（sustainability）原則（可以概括為“3E+S原則”），以城市設計的空間環境為表現形式，融合現代創新思維和技術手段，實現人、城市與自然的和諧發展。
在綠色、生態的時代背景下，環境生態是可持續城市設計的第一原則，這是因為具備良好生態性的環境本底系統是城市發展的基礎，也是提供人類生活環境、實現地球生態系統平衡的基本條件。社會公平原則需要在設計中注重對城市各類資源的彈性開發和共享，尤其是根據不同城市的現實問題採取差異化的城市設計策略，處理好生存與發展之間的問題。經濟高效是可持續城市設計的現實需求，是對當前快速城鎮化導致的粗放式開發模式的反思，是向低能耗、低汙染、低排放經濟模式轉變的基本原則。歷史文化是一座城市的靈魂，對於經濟、社會、環境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支撐作用，其永續發展是不可忽視的，也是可持續城市設計中的重要原則。對於可持續城市設計而言，可持續的思維建設是其核心，不僅要求設計者自身具有堅定的生態、社會、人文、經濟等設計融合思維，政府官員和規劃管理者應該具備一定的專業素養和辨識能力，社會公眾也應該具備一定的責任心和參與度。此外，以數字、節能為代表的諸多城市設計技術和方法是實現可持續目標的重要手段，而城市設計的管控和制度體系則是實現可持續目標的重要保障。
可持續城市設計的4個維度
如果把城市置於地球生態系統的全生命週期之中，可以看出，城市的出現、演變和發展是人類文明發展的核心階段。生態環境是人類生命存在和健康生活的基礎，歷史文化是人類靈魂和思想的結晶，空間形態是人類美好生活的物質載體，管控治理則是實現城市可持續發展目標的重要保障。因此，基於可持續城市設計的基本原則，可以從生態環境、歷史文化、空間形態和管控治理 4個主要維度解析其設計的具體思想和主要內容（圖2）。
圖2 可持續城市設計的4個維度
基於生態環境維度的可持續城市設計
遵循可持續城市設計的基本原則，構建一個穩定的生態安全格局是保障城市可持續發展，實現綠色、節能、環保目標，營造健康良好城市生活的基礎條件。基於地球生態系統的可持續發展目標，城市的空間發展必須受到一定的限制，必須在滿足人的基本需求和發展前提下注重對自然生態系統的保護。城市生態環境包含氣候、土地、植被、水體等基本要素，這些要素同時也是城市原生的自然資源，在城市設計中需要重點保護和有機結合。結合生態環境維度的可持續城市設計可從構建城市自然本底系統、建設綠色基礎設施、開展精細化的綠色節能設計三項內容展開。首先，根據城市經濟社會發展需求預測城市增長邊界（urban growth boundary，UGB），有效限制城市無序蔓延，結合總體規劃確定城市生態保護紅線，結合農業空間管控紅線（18×666.66億 m2的耕地紅線），形成城市、生態、農業有機結合的三大空間管控系統，以此確定城市綠色空間本底系統，有助於從宏觀層面構建完善的城市生態安全格局，為城市的可持續發展奠定生態環境基礎。其次，遵循景觀生態學原理，注重城市綠色基礎設施系統的建設，結合區域和城市的綠色空間本底系統，將不同級別和尺度的綠地、公園等進行直接或間接的聯繫，對原生的綠地空間、水體空間進行預留和保護性更新，形成系統的綠色空間網絡，這既有利於生物多樣性保護，也可為市民提供健康安全的空間環境載體。
資源和能源對於城市空間環境和生活具有關鍵性作用。可持續城市設計以節能環保、資源集約為目標，貫徹精細化設計原則，重點在於處理生態環境和空間環境的耦合關係。氣候條件是城市建設中最基本的影響要素，城市設計應遵循不同地區的氣候特徵，確定城市主要通風廊道的走向和規模，建立永久性的保護界線。針對不同城市的防寒、防熱、防潮等具體要求進行城市空間環境設計，包括城市街道網絡佈局、開放空間、建築高度和強度等具體設計策略，並採取適宜性的節能技術手段，從而保證城市空間的環境舒適度。土地要素是城市物質空間要素的承載體，快速城市化進程使得城市建設用地規模不斷增長，對綠地植被、原生水體造成巨大破壞。這種粗放式的土地開發模式也大大減弱了土地固有的生態性和應對災害的韌性。因此，可持續城市設計應該更加註重土地的適宜性和兼容性研究，從而創新城市土地利用模式，尤其是用地緊張的城市核心區和人流密集區，鼓勵採取地面和地下相結合的立體化開發模式，減少人工建設空間的覆蓋面積，預留彈性用地，為城市的發展留有餘地。針對城市自然綠地植被和河流、湖泊等水體資源，應建立嚴格的保護和開發制度，基於科學的要素分析構建可持續的發展框架，把建築設計與自然植被和水體有機結合，尤其控制人工硬質空間的建設量，儘量減輕人工建設對自然環境的破壞，在此基礎上形成具有城市特色的綠色空間，並體現城市設計的美學原則。此外，可持續城市設計鼓勵使用太陽能、風能、生物質能等清潔能源，倡導資源的循環利用，從而降低資源損耗和環境汙染，能源循環利用理念已經在建築設計、交通、照明、水和廢棄物處理等方面得到廣泛使用。例如，新加坡的城市建設在嚴格遵循資源約束條件的基礎上，最大化地利用城市建設用地解決人的生活需求，實現了對土地資源的集約利用。
基於歷史文化維度的可持續城市設計
劉易斯·芒福德提出，城市是文化的容器，一座城市的歷史就是其文明史。城市中的建築、街道、廣場等物質形態和慶典、儀節等非物質遺產代表了人類歷史中的各種文化要素。因此，歷史與文化是城市發展的靈魂和基石，可持續的城市設計應貫徹城市文化遺產保護原則，注重城市文脈的延續和文化藝術的發揚。在城市空間環境的設計中，通過持續的保護、創新和積累，不斷衍生新的文明產物，實現文化延續的目的。在全球化背景下，經濟的發展和科技的進步，也促使文化遺產保護的方法和技術在時代更迭中不斷進步。而人類社會意識的變化導致人的認知也隨之變化，往往導致對文化遺產的重視度不足，使得城市建成遺產無法得到有效保護。城市的可持續發展，一方面是物質空間環境的可持續；另一方面是非物質的精神意識的可持續。前者是傳達精神意識的、外在的空間載體；而後者則是演繹物質空間環境的、內在的精神表達。從歷史文化名城，到歷史街區，再到歷史文化名鎮，體現了中國對城市歷史文化遺產的重視，但當前的歷史文化遺產保護也呈現出較大的問題，例如很多城市的歷史文化保護採取過度商業化、趨同化的粗放式管理，對建成的歷史文化遺產保護不力，甚至出現文化遺產造假的現象。
歷史文化的原真性是可持續城市設計的重要原則，以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和歷史街區的保護為基礎，探索如何在城市空間設計中巧妙地還原真實的歷史是其基本策略。因此，良好的城市建成遺產保護應該構建科學的文化空間設計體系，並建立健全的實施保障制度，避免在城市建設中對傳統文化空間的粗放式拆建和改造，例如北京古城牆、天津老城廂、濟南老火車站的拆除和拆建，以及很多城市老街的拆建都成為歷史的遺憾。而關於李白、曹雪芹等名人故里的爭奪現象，則反映了地方城市在經濟驅動下的歷史文化資源競爭，也間接造成了文化旅遊產業的重複建設，降低了文化的含金量和說服力。甚至有的城市和地方政府對於文化遺產本質的認知不足，嚴重缺乏科學性和嚴肅性，如廣東惠州複製奧地利著名小鎮哈爾施塔特，究其根源就在於對自身地域文化的不自信和畸形的文化認知態度。在對待城市文化的態度上，可持續城市設計不僅應該關注一座城市的著名文化遺產，還應該從文化元素保護和延續的細節入手，避免單純依靠文化遺產保護分級來區別對待不同的文化要素。從一個城市的文化保護建築到一條留存文化記憶的街道；從一塊承載歷史的墓碑到一口水井；從一株百年古樹，到一方留存歷史記憶的池塘，這些都是能夠代表城市場所精神的歷史文化要素，也是城市文化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資源。在具體的城市設計措施中，優秀的傳統文化精髓如何融入現代城市空間環境是一個重點議題，包括物質文化遺產和民俗、慶典等非物質文化遺產與空間環境的融合，例如巴黎老城區的城市建設不僅在整體格局上體現了對歷史文化的傳承，更值得學習和借鑑的是其空間環境的精細化設計，以及城市文化要素與自然環境、空間形態的有機融合。
基於空間形態維度的可持續城市設計
空間形態歷來是傳統城市設計的核心內容，城市的空間結構、建築、街道、開放空間是其基本組成要素，構成了外顯的整體城市風貌。城市在幾十年、數百年甚至千年的漫長髮展歷程中，受到經濟、政治、軍事、社會等複雜因素的影響，其發展方向往往呈現不確定性。有的城市空間形態甚至會出現顛覆性的變化，而留存下來的具有歷史文化屬性的要素越來越少，大部分都湮沒在城市建設的歷史進程中。能夠長期留存的往往是城市中最具特色的空間軸線和街道肌理，而留存下來的標誌性建築相對於城市建築總量而言是極少的，這從北京、西安等城市的發展現狀都可以得到驗證。因此，始於建城初始階段的城市空間結構和街道肌理往往最具可持續性，需要在空間形態設計中得到充分的重視。隨著時代的發展，城市設計不僅關注空間形態的美學原則，更加註重空間形態與自然環境的耦合研究，在其全生命週期中遵循設計結合自然原則，體現生態、綠色、節能的基本要求。
基於可持續的城市空間彈性生長理念尤為關鍵，是新區建設和舊城更新改造中的重要方法。在城市新區的空間結構設計中，需要根據城市原有的生態環境特徵，結合地域氣候、地形地貌、大型河流湖泊、植被條件，優先預留彈性的綠色空間和發展備用地。儘量採取多中心組團式的空間結構，在組團之間保留永久性的綠色開放空間，以應對城市未來發展的需求。以此為基礎，結合人的聚集特徵和現實需要，採取緊湊集中和有機分散相結合的用地佈局方式，並鼓勵土地立體化開發和功能混合利用。城市的建築群體佈局應與城市固有的山形水勢有機結合，形成自然優美的城市天際線，從宏觀層面構建具有地域特色的自然山水格局，為塑造理想的城市空間形態奠定基礎。建築全生命週期概念為單體建築的可持續研究提供了準則，單體建築的形態設計更應注重節能原則，優先使用具有地域性的建築材料，其空間尺度、風格、色彩、外立面等要素應體現城市的地域文化特色。在舊城更新改造中，則需要延續城市既有建築、街道、公園、廣場等要素構成的平面肌理，避免大拆大建的粗放式改造模式，為城市留存固有的空間和文化記憶。針對居民對環境品質的訴求，利用廢棄的廠區、鐵路等灰空間改造，形成不同層級的公園和廣場，融入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活動，為居民提供望山見水和日常活動的開放空間，重塑完善的舊城區生態網絡系統。結合既有街道改造，優化舊城區的公共交通系統和慢行系統，同時增加街道網絡的冗餘度和開放性，實現目標路徑的多重選擇。建築改造則注重本身結構和表皮等文化特徵的延續，植入多元化的創新功能，並與城市公共空間建立新的秩序，實現建築的可持續生長和活力再生。
基於管控治理維度的可持續城市設計
21世紀以來，世界範圍內的城市普遍面臨生態和文化的雙重危機。尤其在中國，快速城鎮化引發的經濟、社會、環境之間的矛盾不斷加劇，大城市的虹吸效應不斷吸引鄉村的人口和要素集聚，促使城市建設速度過快，而部分城市採取粗放式的建設模式導致過度高密度、高強度的開發特徵日趨明顯，諸多城市面臨環境汙染、文化特色缺失、空間風貌趨同的嚴重問題。城市設計作為城市建設和風貌管理的重要手段，確立科學管控和治理的核心思維是實現城市可持續目標的重要保障措施。針對多年來城市設計在法定地位、標準規範、實施程序等方面的缺失，中國各城市陸續出臺相關的導則、技術標準，編制各層級的專項城市設計，並探索城市設計與法定規劃銜接的途徑。學術界在城市設計導則方面也開展了大量研究，但由於國家與地方城市在管理法規和技術導則等方面存在差異，往往導致城市設計的實效性要兼顧二者的要求而呈現更加複雜的問題，致使很多研究未能體現實效性，在解決各地方城市建設具體問題方面尚存在缺失。從當前中國城市的發展趨勢來看，大規模的新區建設模式應該適度放緩節奏，尤其對於產業單一、人口基數較少、創新要素較弱的中小城市，更應該遵循小規模、慢節奏、精細化的發展模式，拋棄短時期城市建設大躍進的目標，科學合理地發展特色產業，形成人口和要素吸引點，因地制宜地開展城市規劃和建設才是城市可持續發展的基礎。如德國小城呂貝克，歷經數百年才形成了獨特的城市空間格局和特色旅遊業態，並經久不衰，具備了可持續發展的基礎。而中國大部分城市則很少有這樣的恆心去經營自己的特色，往往期待短時見效的規模效應，這也是大部分城市呈現“千城一面”或者“一城千面”的問題根源。
在具體的城市治理中，可持續城市設計應貫徹綠色、創新、高效原則，與經濟、社會發展相契合，關注市民對生活質量提升的具體需求，發動社會各界推進高效的公眾監督和參與，避免粗放、想當然的城市設計措施，從而體現城市設計的可持續性。在《一個紐約——規劃一個強大而公正的城市》中，美國紐約對溫室氣體、垃圾排放、內澇災害、飲用水、公園建設等方面提出了明確的可持續發展目標和行動計劃，並推行了精細化的城市設計措施，包括建設街區公園，同時鼓勵非盈利團體和私人參與公園改造和樹木種植。深圳的“趣城計劃”，則是針對舊城改造和更新採取的一種微更新設計模式，具有資金投入少、趣味性和實效性強的特徵，為可持續城市設計的方法創新提供了重要借鑑。從技術方法上，基於地理信息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GIS）平臺的數字化智能管控系統，成為城市設計的重要支撐手段。數字系統能夠實現對城市生態環境、歷史文化、空間形態等要素的數據錄入、整理和分析，結合各類仿真模擬軟件輔助城市設計，還可以對城市設計實施情況進行動態管理和實時更新。如美國華盛頓的行道樹地圖查詢系統，可以獲取樹木的各類詳細信息，高效地應用於城市景觀設計中。目前，中國的數字化城市設計研究呈上升趨勢，通過將城市空間環境要素轉譯為數字化語言，建構城市設計數字化管理系統，將有助於實現城市設計成果的動態監督和科學管理。但需要警惕的是，不要被技術影響人對城市的感知和理解，應該探索技術與實際交流體驗的全面結合，使技術真正成為城市設計的重要輔助手段，充分展現其實效性和全面性。
城市是一個複雜的複合生態系統，其發展建設與國家宏觀政策、經濟水平、自然資源條件、社會文化等因素息息相關。由於世界各國之間經濟發展階段不同以及同一國家的城市經濟水平也不同，有的城市需要解決根本的貧窮問題，就需要以發展經濟為第一選擇，而很難兼顧社會、環境的複雜需求。而有的城市則由於政府決策或者其他社會複雜因素的干擾，造成經濟、社會、環境的畸形發展而難以轉型。但從地球生態系統的全局來看，城市可持續發展包含經濟、社會、環境、文化、資源等諸多方面的內容，在全球生態危機和人類生存危機的形勢下，經濟發展在達到一定階段的時候應該得到調控，城市發展應該在遵循“3E+S原則”的基礎上，探索更加深刻的可持續發展內涵。
可持續發展是應對全球人類發展危機的重要戰略，城市設計作為解決城市物質空間環境設計的重要手段，其內涵在不斷拓展，被賦予了更多的職能和作用。可持續城市設計的本質是以經濟、社會、環境治理的協同發展為基礎，通過對城市物質空間環境的合理佈局，實現生態環保、文脈延續、美觀舒適的城市發展目標。
在詳細辨析可持續城市設計概念基礎上，提出其基本設計原則和生態環境、歷史文化、空間形態、管控治理 4個維度。由於城市系統的複雜性，4個維度之間必然存在一定的影響機理和內在關聯。例如，生態環境和歷史文化是可持續城市設計的自然和人文基礎，在城市空間形態設計中需要遵循生態環保原則，延續城市歷史文脈，提出具有可持續性的設計策略。而城市的管控和治理則需要制定科學的設計導則和技術規範，為設計策略的實施提供具體保障。但4個維度之間的影響機理還需要進一步深入研究，探索更加科學、合理的關聯框架。綜上，為實現城市的可持續發展目標，需要構建基於4個維度的整合性城市設計體系，針對不同地域的城市採取具有針對性和實施性的城市設計策略，為完善中國城市設計的技術體系提供理論支持，從而有效地促進中國城市的可持續建設。（責任編輯 王志敏）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18BJY055）
參考文獻（略）
臧鑫宇，天津大學建築學院，高級工程師，研究方向為生態城市理論與實踐、生態城市設計方法、韌性設計等；王嶠（通信作者），天津大學建築學院，講師，研究方向為城市綜合防災規劃、韌性城市理論與實踐、城市設計等。
注：本文發表於《科技導報》2019 年第8期，敬請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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