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葉封弟辨》
（柳宗元 公元805年後）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
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邪，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邪，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者為之主，其得為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邪？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為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
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為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況號為君臣者邪！是直小丈夫缺缺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
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
古書上記載說：周成王把削成珪形的桐樹葉跟小弟弟開玩笑，說：“把它封給你。”周公進去祝賀。成王說：“我是開玩笑的。”周公說：“天子不可以開玩笑。”於是，成王把唐地封給了小弟弟。
我認為事情不會是這樣的，成王的弟弟應該受封的話，周公就應當及時向成王說，不應該等到他開玩笑時才用祝賀的方式來促成它；不應該受封的話，周公競促成了他那不合適的玩笑，把土地和百姓給予了小弟弟，讓他做了君主，周公這樣做能算是聖人嗎？況且周公只是認為君王說話不能隨便罷了，難道一定得要遵從辦成這件事嗎？假設有這樣不幸的事，成王把削成珪形的桐樹葉跟婦人和太監開玩笑，周公也會提出來照辦嗎？
凡是帝王的德行，在於他的行為怎麼樣。假設他做得不恰當，即使多次改變它也不算是缺點，關鍵在於是不是恰當，恰當就使它不能更改，何況是用它來開玩笑的呢！假若開玩笑的話也一定要照辦，這就是周公在教成王鑄成過錯啊，我想周公輔佐成王，應當拿不偏不倚的道理去引導他，使他的舉止行動以至玩笑作樂都要符合“中庸”之道就行了，必定不會去逢迎他的過失，為他巧言辯解。又不應該管束成王太嚴，使他終日忙碌不停，對他像牛馬那樣，管束太緊太嚴就要壞事。況且在一家人中父子之間，還不能用這種方法來自我約束，何況名分上是君臣關係呢！這只是小丈夫耍小聰明做的事，不是周公應該採用的方法，所以這種說法不能相信。
有的史書記載說：“封唐叔的事，是史佚促成的。”
柳宗元，生於公元773年（唐大曆八年），卒於公元819年（唐元和十二年），字子厚，河東（現山西運城永濟一帶）人，唐宋八大家之一，唐代偉大的文學家、哲學家、散文家和思想家世稱“柳河東”、 “河東先生”，因官終柳州刺史，又稱“柳柳州”。柳宗元與韓愈並稱為“韓柳”，與劉禹錫並稱“劉柳”，與王維、孟浩然、韋應物並稱“王孟韋柳”。
柳宗元的祖籍是河東郡（河東柳氏與河東薛氏、河東裴氏並稱“河東三著姓”），祖上世代為官（七世祖柳慶為北魏侍中，封濟陰公。柳宗元的堂高伯祖柳奭曾為宰相，曾祖父柳從裕、祖父柳察躬都做過縣令）。其父柳鎮曾任侍御史等職。柳宗元的母親盧氏屬范陽盧氏，祖上世代為官。柳宗元只有兩個妹妹。
公元773年，柳宗元生出生於京城長安。四歲時，母親盧氏和他住在京西莊園裡，母親的啟蒙教育使柳宗元對知識產生了強烈的興趣。
柳宗元的幼年在長安度過，因此對朝廷的腐敗無能、社會的危機與動盪有所見聞和感受。
九歲時遭遇建中之亂，建中四年，柳宗元為避戰亂來到父親的任所夏口。年僅12歲的柳宗元在這時也親歷了藩鎮割據的戰火。
公元785年（貞元元年），柳鎮到江西做官。柳宗元隨父親宦遊，直接接觸到社會，增長了見識。他參與社交，結友納朋，並受到人們的重視。不久，他回到了長安。父親柳鎮長期任職於府、縣，對現實社會情況有所瞭解，並養成了積極用世的態度和剛直不阿的品德。能詩善文的父親和信佛的母親為他後來“統合儒佛”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公元792年，柳宗元被選為鄉貢，得以參加進士科考試。
公元793年，21歲的柳宗元進士及第，名聲大振。不久，柳宗元的父親柳鎮去世，柳宗元在家守喪。
公元796年，柳宗元被安排到秘書省任校書郎。公元798年，26歲的柳宗元參加了博學宏詞科考試，並中榜，授集賢殿書院正字（官階從九品上） 。
公元801年，柳宗元被任命為藍田尉（正六品）。
公元803年十月，柳宗元被調回長安，任監察御史裡行。從此與官場上層人物交遊更廣泛，對政治的黑暗腐敗有了更深入的瞭解，逐漸萌發了要求改革的願望，成為王叔文革新派的重要人物。
公元805年（貞元二十一年）1月26日，唐德宗駕崩，皇太子李誦繼位，改元永貞，即順宗。順宗即位後，重用王伾、王叔文等人。柳宗元由於與王叔文等政見相同，也被提拔為禮部員外郎，掌管禮儀、享祭和貢舉。此時，在王叔文周圍還有許多相同政見的政治人物，包括韓泰、韓曄、劉禹錫、陳諫、凌準、程異、陸質、呂溫、李景儉、房啟等人，他們形成了一個政治集團。
王叔文等掌管朝政後，積極推行革新，採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史稱永貞革新。主要採取的革新措施有，抑制藩鎮勢力，加強中央的權力；廢除宮市，罷黜雕坊、鶻坊、鷂坊、狗坊、鷹坊的宦官稱為五坊小兒；貶斥貪官汙吏；整頓稅收，廢除地方官吏和地方鹽鐵使的額外進奉，並試圖收回在宦官和藩鎮手中的兵權。隨著順宗的病情加重，以俱文珍為首的宦官集團，朝臣聯合外藩聯合反對改革派向朝廷施加壓力，要其引退。
公元805年（永貞元年）4月，宦官俱文珍、劉光琦、薛盈珍等立廣陵郡王李淳為太子，改名李純。5月，王叔文被削翰林學士一職。7月，宦官，大臣請太子監國。同月，王叔文因母喪回家守喪。八月五日，順宗被迫禪讓帝位給太子李純，史稱“永貞內禪”。李純即位，即憲宗。憲宗一即位就打擊以王叔文和王伾為首的政治集團。8月6日，貶王叔文為渝州司戶，王伾為開州司馬，王伾到任不久後病死，王叔文不久也被賜死。永貞革新宣告失敗，前後共180多天。
永貞革新失敗後，9月，柳宗元被貶為邵州刺史，11月，在赴任途中，柳宗元被加貶為永州司馬。王叔文政治集團的其他人也被貶為遠州的司馬，後稱“二王八司馬”。到職後的柳宗元暫居在龍興寺。經過半年，柳宗元的母親因病去世。
公元815年，柳宗元離開永州，生活在永州的10年中，柳宗元在哲學、政治、歷史、文學等方面進行鑽研，並遊歷永州山水，結交當地士子和閒人，他寫下《永州八記》（《柳河東全集》的540多篇詩文中有317篇創作於永州）。
公元815年（元和十年）1月， 柳宗元接到詔書，要他立即回京。2月，經過一個多月的跋涉，柳宗元回到了長安。在長安，柳宗元沒有受到重用，由於武元衡等人的仇視，不同意重新啟用。3月14日，柳宗元被改貶為柳州刺史。3月底，柳宗元從長安出發，赴柳州，六月二七日抵達。
公元819年（元和十四年），憲宗實行大赦，憲宗在裴度的說服下，敕召柳宗元回京。十一月初八，柳宗元在柳州因病去世。享年47歲。
公元1158年（紹興二十八年），宋高宗加封柳宗元為文惠昭靈侯。
柳宗元一生留下600多篇詩文作品，文的成就大於詩。其駢文有近百篇，古文大致為六類。
（一）論說：包括哲學、政論等文及以議論為主的雜文。
筆鋒犀利，論證精確。《天說》為哲學論文代表作。《封建論》、《斷刑論》為長篇和中篇政論代表作。《晉文公問守原議》、《桐葉封弟辯》、《伊尹五就桀贊》等為短篇政論代表。其哲學思想中具有樸素的唯物論成分。其政治思想主要表現為重“勢”的進步社會歷史觀和儒家的民本思想。但也受佛教影響，尤是政治失意時，往往向佛教尋找精神上的解脫。
（二）寓言：繼承並發展了《莊子》、《韓非子》、《呂氏春秋》、《列子》、《戰國策》傳統，多用來諷刺、抨擊當時社會的醜惡現象。
推陳出新，造意奇特，善用各種動物擬人化的藝術形象寄寓哲理或表達政見。代表作有《三戒》（《臨江之麋》、《黔之驢》、《永某氏之鼠》）、《傳》、《羆說》等篇。嬉笑怒罵，因物肖形，表現了高度的幽默諷刺藝術。
（三）傳記：繼承了《史記》、《漢書》傳統，又有所創新。
代表作有《段太尉逸事狀》、《梓人傳》、《河間傳》、《捕蛇者說》等，有些作品在真人真事基礎上有誇張虛構，似寓言又似小說如《宋清傳》、《種樹郭橐駝傳》。
（四）山水遊記：最為膾炙人口，均寫於被貶後，以永州之作更勝。
典範之作為《始得西山宴遊記》、《鈷潭記》、《鈷潭西小丘記》、《至小丘西小石潭記》、《袁家渴記》、《石渠記》、《石澗記》、《小石城山記》。作品中既有借美好景物寄寓自己的遭遇和怨憤，也有作者幽靜心境的描寫，表現他在極度苦悶中轉而追求精神的寄託。至於直接刻畫山水景色，則或峭拔峻潔，或清邃奇麗，以精巧的語言再現自然美。
（五）詩詞騷賦：獨具特色，代表作《懲咎賦》、《閔生賦》、《夢歸賦》、《囚山賦》等，均用《離騷》、《九章》體式。或直抒胸臆，或借古自傷，或寓言寄諷，幽思苦語，深得屈騷精髓。
《天對》、《晉問》兩巨篇，則為另一種類型，形式仿照《天問》、《七發》，造語奇特深奧。
柳集中也有不少有關佛教的碑、銘、記、序、詩歌等作品，對禪宗、天台宗、律宗等學說有所涉及。
柳詩現存140多首，均為貶謫後所作。前人把他與王維、孟浩然、韋應物並稱王孟韋柳。其部分五古思想內容近於陶淵明詩，語言樸素自然，風格淡雅而意味深長。另外一些五古則受謝靈運影響，造語精妙，間雜玄理，連制題也學謝詩。
但柳詩能於清麗中蘊藏幽怨，同中有異。柳詩還有以慷慨悲健見長的律詩。如《登柳州城樓寄漳汀封連四州》為唐代七律名篇，《江雪》《漁翁》《溪居》在唐人絕句中也是不可多得之作）。
（六）作品集：劉禹錫始編柳集《河東先生集》。
宋代注本較多，韓醇《詁訓柳先生文集》為現存柳集最早本子。明蔣之翹輯注有《柳河東集》。事蹟見韓愈《柳子厚墓誌銘》、新、舊《唐書》本傳、文安禮《柳先生年譜》。
柳宗元是一個政治革新的人，推崇“古文”運動。柳宗元的哲學論著中，對漢代大儒董仲舒鼓吹的“夏商周三代受命之符”的符命說持否定態度。他反對天諸說，批判神學，強調人事，用“人”來代替“神”。柳宗元把對神學的批判變成對政治的批判，用唯物主義觀點解說“天人之際”即天和人的關係，對唯心主義天命論進行批判。
柳宗元的哲學思想，是同當時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自然科學所達到的水平相適應的。他把古代樸素唯物主義無神論思想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高度，是中唐時代傑出的思想家。
柳宗元的哲學論著有《非國語》、《貞符》、《時令論》、《斷刑論》、《天說》、《天對》等。在這些論著中，柳宗元對漢代大儒董仲舒鼓吹的“夏商周三代受命之符”的符命說持否定態度，並反對天符、天命、天道諸說，批判神學，強調人事，用“人”來代替“砷”。柳宗元還把對神學的批判變成對政治的批判，用樸素唯物主義觀點解說“天人之際”即天和人的關係。
柳宗元所寫的一些關於社會政治的論著，是他的政治思想的具體反映，是他參與政治鬥爭的一種手段。柳宗元認為整個社會歷史是一個自然發展的過程，有其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發展的必然趨勢。他的言論從折衷調和的立場，來對儒、法、釋、道等各家學說作調和的解說。
柳宗元一生好佛，他曾說：“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積三十年。”這三十多年大致可分為幼時的盲目、為政時期的附會時尚和貶官後的自覺三個階段。
他在長安應舉和為政時期，曾與文暢等出入官場文壇的僧侶結交，很欣賞晉宋以來名家人與和尚支道林、釋道安、慧遠、慧休的關係，並極力稱讚那些與自己同時代人的那種“服勤聖人之教，尊禮浮圖之事”的亦儒亦佛的生活。 柳宗元認為“佛之道，大而多容，凡有志於物外而恥制於世者，則思入焉。”這正是他改革失敗後被貶永州的真實心理狀態。於是，“自肆于山水間”，更有意識地從自然山水中尋找慰藉，以排解心中的鬱結。
柳宗元對待人生的態度是積極執著的。他雖然好佛，但他的思想基本上還是儒家的。他一生有兩項重大活動：一是參與永貞革新，一是領導古文運動。這二者都與他復興儒學、佐世致用的思想有關。他既身體力行了“勵材能，興功力，致大康於民，垂不滅之聲”的政治理想， 又明確提出“文者以明道”“輔時及物” 的主張和以儒家經典為“取道之源”的原則。
柳宗元的詩，共集中140餘首，在大家輩出、百花爭豔的唐代詩壇上，是存詩較少的一個，但卻多有傳世之作。他在自己獨特的生活經歷和思想感受的基礎上，借鑑前人的藝術經驗，發揮自己的創作才華，創造出一種獨特的藝術風格，成為代表當時一個流派的傑出詩才。
現存柳宗元詩，絕大部分是貶官永州以後作品，題材廣泛，體裁多樣。他的敘事詩文筆質樸，描寫生動，寓言詩形象鮮明，寓意深刻，抒情詩更善於用清新峻爽的文筆，委婉深曲地抒寫自己的心情。不論何種體裁，都寫得精工密緻，韻味深長，在簡淡的格調中表現極其沉厚的感情，呈現一種獨特的面貌。因他是一位關心現實、同情人民的詩人，所以無論寫什麼題材，都能寫出具有社會意義和藝術價值的詩篇。
柳宗元的辭賦繼承和發揚了屈原辭賦的傳統。他的辭賦，不僅利用了傳統的形式，而且繼承了屈原的精神。柳宗元的“九賦”和“十騷”，確為唐代賦體文學作品中的佳作，無論側重於陳情，還是側重於詠物，都感情真摯，內容充實。
柳宗元的散文，與韓愈齊名，韓柳二人與宋代的歐陽修、蘇軾等並稱為“唐宋八大家”，堪稱我國曆史上最傑出的散文家。
唐中葉，柳宗元和韓愈在文壇上發起和領導了一場古文運動。他們提出了一系列思想理論和文學主張。在文章內容上，針對駢文不重內容、空洞無物的弊病，提出“文道合一”、“以文明道”。要求文章反映現實，“不平則鳴”，富於革除時弊的批判精神。文章形式上，提出要革新文體，突破駢文束縛，句式長短不拘，並要求革新語言“務去陳言”、“辭必己出”。此外，還指出先“立行”再“立言”。這是一種進步的文學主張。韓柳二人在創作實踐中身體力行，創作了許多內容豐富、技巧純熟、語言精練生動的優秀散文。韓柳的古文運動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在遊記、寓言等方面，柳宗元同樣為後世留下了優秀的作品。“永州八記”已成為我國古代山水遊記名作。這些優美的山水遊記，生動表達了人對自然美的感受，豐富了古典散文反映生活的新領域，從而確立了山水記作為獨立的文學體裁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因其藝術上的成就，被人們千古傳誦、推崇備至。
除寓言詩外，柳宗元還寫了不少寓言故事，《黔之驢》、《永某氏之鼠》等，也已成古代寓言名篇。“黔驢技窮”，已成成語，幾乎盡人皆知。有的寓言篇幅雖短，但也同他的山水記一樣，被千古傳誦。
《桐葉封弟辨》作品介紹
《桐葉封弟辨》是唐朝文學家柳宗元的一篇議論文。
永貞革新失敗後，柳宗元花費大量精力閱讀古今史書，對歷史和現實問題進行深入的思考，辯其誤，指其失，這篇史評就是當時所創作的。
《桐葉封弟辨》通過評論“桐葉封弟”這個故事，批評了所為“天子無戲言”的謬說，表達了柳宗元對“君權無上”的懷疑和否定。柳宗元還用桐葉封婦人和宦官的假設，影射了唐朝宦官專權的腐敗政治 ，表達了革新朝政的願望。
《桐葉封弟辨》文章開篇引述“古之傳者”的話，樹立辯駁目標，接著用“吾意不然”四字扳轉文意，對其謬誤分三層加以辯駁。第一層，第二層，先用“當封”和“不當封”兩個設問句領起，從正反兩個方面指出：如果當封叔虞，周公就應及時言於成王，而不應等到他開玩笑時才去促成其事；如果不當封叔虞，周公此舉便使成王把一句不合適的戲言變成了事實，他就算不得“聖”。第三層用一“且”字將文意向前推進一步，針對周公“王之言不可苛”的說法，再次用詰問與其單刀直入：假若成王用桐葉與婦人、宦官開玩笑，難道也要“舉而從之”嗎？
三層意思，兩次轉折，句句摧心破的，擊中要害，令人心服口服，無從置喙；而後筆鋒由反轉正，由駁而立，堂堂正正地推出中心論點：“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為病。”這就是說，事關國家政治的大計，關鍵在於它是否得當；倘若不得當，就需要多次更改，最終使之盡善盡美、不可移易。
《桐葉封弟辨》文意至此，已水落石出，是非判然，文章似乎可以結束了，然而，作者卻盪開一筆，複用“吾意”二字領起，從三個層面為此事非周公所為作正面辨析，遂使下文又生波瀾。作者先從臣下輔君之道說起，認為周公一定不會去曲己迎合王意；繼以牛馬為喻，說周公應懂得“急則敗矣”的道理，因而也不會給成王施加壓力；最後以人之常情作比，說即使家庭父子間也不能以戲言相互約束，君臣之間更是不可以了。在作了這樣幾層推論之後，作者斷定：此事非周公所為，“古之傳者”所言不可信。
末段用“或曰”引出“史佚成之”的他說，為上文所論作一旁證，看似閒筆，卻遙應篇首，巧結全文，使之神完氣足，餘味悠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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