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體學習時強調：“要加強對五四運動歷史意義的研究，深刻揭示五四運動對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深遠影響。”對五四運動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如何評價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批孔”的問題，因為“批孔”不僅深刻改變了中國近現代史的進程，而且影響到今天以至未來的思想文化建設。要對這個問題求得正確的結論，就必須像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那樣，站在“歷史邏輯、實踐邏輯、理論邏輯相結合的高度”加以深入研究。
近十多年來，有人對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批孔”頗多微詞，認為它破壞了中國傳統文化，應當予以否定。這個看法是不夠客觀的。那麼，當年的“批孔”有沒有問題呢？當然有問題，主要是有些偏激或過頭。比如，傳統文化學養十分深厚的魯迅，在激憤之下曾提出要“掃除”“助成昏亂的物事（儒道兩派的文書）”。諸如此類的觀點和做法，是無須迴避也不可迴避的客觀事實。之所以產生這種現象，既有主觀上的原因，也有客觀上的原因。
關於主觀上的原因，毛澤東同志曾經在1942年做過深刻的分析。他指出：“那時的許多領導人物，還沒有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他們使用的方法，一般地還是資產階級的方法，即形式主義的方法。他們反對舊八股、舊教條，主張科學和民主，是很對的。但是他們對於現狀，對於歷史，對於外國事物，沒有歷史唯物主義的批判精神，所謂壞就是絕對的壞，一切皆壞；所謂好就是絕對的好，一切皆好。”儘管陳獨秀、李大釗等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人物曾以不同方式肯定過“孔學優點”，但是這種表態很快被淹沒在對儒學激烈批判的浪潮中，並未引起人們太多的注意。“批孔”是當時的潮流所向，激烈“批孔”的學者是當時文化界的耀眼明星。例如，四川學者吳虞就是因“批孔”而聲名大震，以至被胡適譽為“隻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
從客觀原因上說，則是因為儒學為一些反動勢力所利用。那時的儒學，佔第一位的不是學術意義上的存在，而是政治意義上的存在。辛亥革命推翻了皇帝，卻未能推翻封建專制。其中，封建地主階級仍然盤踞在廣袤的中國鄉村。由“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演化來的政權、族權、神權和夫權，成為束縛廣大農民的四條繩索，讓他們備受剝削和壓迫，既無力反抗，也無心反抗。魯迅筆下的閏土、祥林嫂、阿Q等等，絕非純粹的藝術虛構，而是辛亥革命以後底層眾生的真實寫照。至於社會上層，孫中山之後的“總統”“總理”之類，無一不是改頭換面的封建統治者。“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多少復辟倒退、禍國殃民的醜劇均假孔子之名而行！袁世凱稱帝要“尊孔”，張勳復辟要“尊孔”，軍閥爭權要“尊孔”，土豪劣紳作威作福要“尊孔”，甚至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也要“尊孔”（如美國傳教士李佳白曾於1913年出版《尊孔》一書）。為給守舊勢力張目，康有為於1916年公開發表《致總統總理書》，要求憲法立孔教為“國教”，並復行“拜聖之禮”。事實毋庸置疑地表明，到了五四前夕，儒學原典中的那些崇實、進取的正能量已經消耗殆盡，而它的僵化、保守因素則被放大到極致。此時的儒學已經變成異常腐朽的學說，此時的孔子則成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守護神。
在如此嚴峻的形勢下，如果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先驅們以一種學究的態度來對待儒學，一邊批判它的缺點，一邊又充分鋪陳它的優點，那就根本不可能改變當時的思想文化格局。要終結腐朽的儒家文化的統治地位，就必須造成強大的輿論定勢；而要造成強大的輿論定勢，就必須對腐朽的儒家文化採取激烈批判的方式。從這種意義上說，五四新文化運動不是破壞而是挽救了包括儒學在內的中國傳統文化。作為享受五四新文化運動成果的今人，我們沒有資格也沒有權利用它的某些偏頗來否定其歷史進步性。事實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如果‘五四’時期不反對老八股和老教條主義，中國人民的思想就不能從老八股和老教條主義的束縛下面獲得解放，中國就不會有自由獨立的希望。”
在今日中國，佔居主導地位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腐朽的封建主義文化早已被趕到邊緣地帶。中國人民正在朝著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奮鬥目標，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這樣的文化環境、這樣的文化使命，促使我們可以而且應該以五四前輩不可得的從容態度去對待儒家文化，比較側重於對它的繼承、消化和再創新等方面。
批判地繼承是馬克思主義對待傳統文化的總方針。1938年10月，毛澤東同志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指出：“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立足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歷史方位，面對世界範圍內各種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鋒的新形勢，習近平總書記在2014年9月紀念孔子誕辰2565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暨國際儒學聯合會第五屆會員大會開幕會上同樣指出：“中國共產黨人始終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忠實繼承者和弘揚者，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都注意汲取其中積極的養分。”他強調，中國共產黨人是馬克思主義者，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學說，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但中國共產黨人不是歷史虛無主義者，也不是文化虛無主義者。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必須同中國具體實際緊密結合起來，應該科學對待民族傳統文化和世界各國文化，用人類創造的一切優秀思想文化成果武裝自己。習近平總書記在2016年5月召開的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要加強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挖掘和闡發，使中華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與當代文化相適應、與現代社會相協調，把跨越時空、超越國界、富有永恆魅力、具有當代價值的文化精神弘揚起來。要推動中華文明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激活其生命力，讓中華文明同各國人民創造的多彩文明一道，為人類提供正確精神指引。”同年11月，他在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開幕式上的講話中進一步強調：“中華文化延續著我們國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脈，既需要薪火相傳、代代守護，也需要與時俱進、推陳出新。”具體到今天的實踐中，我們需要根據文化環境和文化使命的不同而與時俱進地進行調整，努力實現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以文化人，推動發展，這是歷史辯證法在文化領域的一個基本要求。
（作者系中國紅色文化研究會會長、《求是》雜誌社原副總編輯、中國解放區文學研究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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