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的寫作者都對文學寄託了一種理想，以為可以通過寫作來改變現實生活。但對雷蒙德·卡佛這樣的作家而言，文學只是文學，現實就是現實，如果在兩者之間有一個權衡的話，現實也遠遠比文學重要。卡佛不到二十歲就已經娶妻生子了，因此很早就知道有比寫小說和詩歌更重要的事情等著他去承擔責任。這種切實樸素的生活觀念也影響到了他的創作，他寫作的時候經常處於一種常態的緊張之中：無時無刻不在擔心他身下的椅子隨時被人移走。這種窘迫情境之下的寫作一方面讓他成為了美國平民話語的代言人，筆下的許多小人物的生活狀態描寫真切而細膩；另外一方面也導致他只能寫短篇小說，而且大多數的篇章是那種簡之又簡的語言，淡淡幾筆素描點綴成的無力的生活畫面。難怪卡佛被貼上“極簡主義”的標籤。
1983年出版的短篇小說集《大教堂》並不算是卡佛的代表作，1981年出版的小說集《當我們談論愛情的時候，我們到底在談論什麼》才是被評論界公認的簡約派文學的經典。但《大教堂》對卡佛的意義卻是非同尋常的重要。這不僅僅是因為在創作這些小說的時候，卡佛一直以來的窘困的經濟狀況開始得到了改善，他第一次可以衣食無憂的辭掉了瑣碎的工作成為了一名職業作家，而且是因為卡佛在這部小說集中第一次主動作出了些許的改變，“在1982年到1983年之間，我陸陸續續寫了十二篇短篇小說……在這期間，我自己的生活狀態變了許多，顯然生活中的變化帶動了我寫作的改變。《大教堂》中的小說，與我過去的小說相比，都更加豐滿一些，文字變得更慷慨，可能也更積極一些”。我們一直以來都傾向於喜歡積極的和充滿希望的文學。現實太不盡如人意，閱讀對許多人來說是個逃避的理想寄託，在無盡的虛構想象中給未來之路塗抹一絲的亮色，完成一種自我意義上的救贖，重回現實版本的“在路上”。但是對卡佛這樣的一直以來同樣窘迫和困惑的作家來說，讓他書寫希望和救贖是一種不可能的現實。卡佛老老實實地承認：“對於我寫的那些人物和那些境遇來說，優雅地解決困難不僅不合適，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能的。我承認我非常羨慕那些以經典模式展開的小說，有衝突、有解決，有高潮。但即使我尊敬那些小說，有時甚至有點兒嫉妒，我還是寫不出來。”卡佛的筆下出現的永遠都是小人物，失敗、絕望、挫折、貧困不是文學性的誇張，是他們生活的常態，而且似乎永遠沒有得到改善和改變的可能。從絕望中尋找希望，不是卡佛的文學，更不是他的生活。
讀卡佛的《大教堂》很容易產生輕視他小說的印象。繁複美學的小說觀念在我們的頭腦中根深蒂固，史詩性鉅著的小說潮流容易釀成我們專制的偏見。但是“極簡主義美學”並不代表簡單主義。一個生活中普通的畫面，一個現實中平常的場景，如果仔細的揣摩拿捏，完全可以從看似單薄的印象中抽離更加豐滿的質素。比如在《保鮮》中，一句話概括整個故事：一個正遭遇失業的家庭裡，更雪上加霜的是冰箱壞了。就此，有評論家發表批評說：冰箱壞了，那怎麼不叫維修人員來修好呢？卡佛說，這是一種無知的評語。也許他還不知道這個世界上還有人花不起錢來修冰箱。換句話說，我們在忽略一種視而不見的存在，忽略一種平凡生活蘊含的意義。而卡佛的存在彷彿是在彌補這種缺失的遺憾，就如同是在擦拭普通事物上的塵垢，讓它的熠熠光彩重新引起人們的注意。“無論在詩歌還是小說裡，用普通但準確的語言，去寫普通的事物，並賦予這些普通的事物——管它是椅子，窗簾，叉子，還是一塊石頭，或女人的耳環——以廣闊而驚人的力量，這是可以做到的。”這就是卡佛簡約而不簡單的“極簡主義美學”。
卡佛一生大部分時間都生活在苦難之中，失業，酗酒，破產，妻離子散，一次次生活中的挫敗讓他墜入低谷，但就在這種苦難的常態生活中他仍能堅持不懈的寫作，令人驚異之餘也不得不佩服他的專注和恆心。他一直都奢望文學能改變他的生活，但是他一生的大部分經歷都不折不扣地證明了“我得把書放下，才能改變我的生活”。你看，這就是生活的荒謬感所在。不要奢求從無望的生活中得到救贖，寫作生活也不能。只有明白這個樸素的真理他才可能在寫作的間隙中，拼命掙得一份生活下去的可能性。卡佛說，相比人物在想什麼，他更在意筆下的人物在做什麼。人物的行為只所以比言語要有用的多，是因為從行為中我們可以得知他們在悄悄的改變，而言語只不過是行為和思想的偷懶的藉口而已。卡佛的小說證明了一個簡單的行為比一連串迷宮似的語詞更貼近生活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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