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於捭闔的人，當自己的主張與別人產生分歧時，能夠避免與他人發生正面衝突，更懂得靈活變通。這樣，既能辦好自己的事，又能處理好與別人的關係，可謂兩全其美。
文學家蕭伯納說：“明智的人使自己適應世界，而不明智的人堅持要世界適應自己。”從某種意義上講，變通，就是尋求解決問題的辦法。晚清大臣曾國藩就是一個善於變通又不失自己原則的人。
曾國藩，晚清重臣,湘軍的創立者和統帥,晚清“中興四大名臣”之一，官至兩江總督、直隸總督、武英殿大學士，封一等毅勇侯。
曾國藩的湘軍鼎盛時期，佔著整個東南半壁，而且朝廷的命令也調不動這支軍隊，得是曾國藩本人調動。就像後來李鴻章的淮軍一樣，只有李鴻章能調動，也就是說，這是一支私人軍隊。當時整個的長江沿線的軍隊，掛的都是曾國藩的“曾”字的帥旗。在當時看來，似乎整個大清的東南半壁都是曾國藩的了，這也遭到了清廷的猜忌，害怕有一天曾國藩自立為王，起兵造反。
曾國藩完成了他率湘軍攻滅太平天國起義軍的“元兇”使命，又一步步地登上了“聖相”的位置。曾國藩在攻打太平軍十二年的歷程中自然並非一帆風順，他數次戰敗，兩次投水自殺，還有一次因害怕李秀成的大軍襲來而數日懸刀在手，準備一旦兵敗，即行自殺。他雖然忠心耿耿，還是屢遭疑忌。
在第一次攻陷武漢之後，捷報傳到北京，咸豐帝大為高興，讚揚了曾國藩幾句，但咸豐身邊的近臣卻說：“如此一白面書生，竟能一呼百應，攻克武漢，並不一定是國家之福。”咸豐聽了，默然不語。
在進攻太平軍勝利以後，他仍然小心翼翼。由於曾國藩的湘軍搶劫吞沒了很多太平軍的財物，使得“金銀如海、百貨充盈”的天京人財一空，朝野官員議論紛紛，左宗棠等人還上書彈劾。
曾國藩既不想退出財物，也不能退出財物，在進京之後，忙做了四件事：一、因怕權大壓主而退出了一部分權力；二、因怕湘軍太多引起疑忌而裁減了四萬湘軍；三、因怕清廷懷疑南京的防務而建造旗兵營房，請旗兵駐防南京，併發全餉；四、蓋貢院，提拔江南士人。
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正當曾國藩分期分批裁撤湘軍之際，僧格力沁及其馬隊被捻軍牽著鼻子走，接連損兵折將。清朝廷萬般無奈，命令曾國藩率軍增援。清朝廷的這次調遣對湘軍非常不利，所以曾國藩的態度也十分消極。其一，攻陷天京以後，清朝廷咄咄逼人，大有卸磨殺驢之勢，曾國藩不得不避其鋒芒，自剪羽翼，以釋清朝廷之忌，為此曾國藩也滿腹愁怨。其二，僧格林沁驕橫剛愎，不諳韜略，向來輕視湘軍。此時，曾國藩正處在十分無奈的兩難之中，只好採取拖延之法。
曾國藩十分清楚，僧格林沁大軍的失敗是註定的，只是早晚的事情。因此，曾國藩按兵不動，觀其成敗。
果然，高樓寨一戰，僧格林沁全軍覆沒，這位皇親國戚竟然被一個無名小卒殺死。捻軍聲勢更加浩大，咄咄逼人。清朝廷不得不再次請出曾國藩，命他督辦直隸、河南、山東三省軍務，所用三省、八旗、綠營均歸其節制。兩江總督由江蘇巡撫李鴻章署理，為曾國藩指揮的湘軍、淮軍籌辦糧餉。這本是曾國藩預料中的事情，但當接到再次讓他披掛出征，以解清朝廷倒懸之急的命令時，他卻十分惆悵。在這瞬息萬變的官場中，他很難預料到此行的吉凶禍福，因此，他還是採用拖延之法。
當曾國藩接到“赴山東剿捻”的命令時，他明白清朝廷的著眼點事解燃眉之急，確保京津安全。這只是清朝廷一廂情願，此時曾國藩所面臨的出征困難卻很大。湘軍經過裁減後，曾國藩北上剿捻就不得不依靠淮軍。曾國藩心裡也清楚，淮軍出自李鴻章門下，要使它像湘軍一樣做到指揮上隨己所欲，是很難的。另外，在匆忙之間難以將大隊人馬集結起來，而且軍餉也不能迅速籌集。
曾國藩做事向來能未雨綢繆，對於清朝廷只顧解燃眉之急的做法，實在難以從命。況且，清朝廷處出防範，他若繼續帶兵出征，不知還會惹出多少麻煩。因此，它向清朝廷要求緩行。儘管他向清朝廷——陳述了不能迅速啟程的原因，但又無法視捻軍步步北進而不顧。正在其左右為難之際，李鴻章派潘鼎新率鼎軍十營包括開花炮一營從海上開赴天津，然後轉道赴景州、德州，堵住捻軍北上之路，以護衛京師，給曾國藩的出征創造了條件。這樣，經過二十幾天的拖延後，曾國藩才登舟啟行，北上剿捻。
通過拖延的辦法，曾國藩贏得了應付事態的時機，也避免了與朝廷的直接衝突，能夠在騎虎難下、進退維谷之際，促使或者等待事態朝有利於自己的方向發展，於萬難之間做到了遊刃有餘。
在人生路上，當自己的主張與別人產生分歧時，就應該及時“捭闔”，適時變通，更應該兼顧靈活性和原則性。把自己的事情放在第一位，在辦好自己事情的同時，兼顧處理好與別人的關係。關係融洽了，就會事事順心，一舉兩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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