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薇
1982年，作家杜鲁门·卡波特接受记者劳伦斯·格罗贝尔的采访，后者问他，哪位作家要是“明天就伸腿完蛋”的话声誉会提高，卡波特答道，“这个嘛，J.D.塞林格算是。”格罗贝尔说：“从比喻意义上说，塞林格早就死了。”“是啊，他还不如真正死掉呢。”卡波特脱口而出。同行如此毒舌，大概也是质疑一个作家放下了笔后的生命意义。外界认为，塞林格从1965年开始辍笔（其实他仍在写作），彼时才过了17年，谁能想到他又继续沉默了28年，不发表一个字，至死保持了神秘。
1961 年，狗仔队拍到在新罕布什尔州科尼什家中隐居的塞林格
霍尔顿对于未来如此设想：等挣到钱就造一座小屋，一辈子住在里面，还想装成聋哑人，这样就可以少说话，他人少来烦我。1953年，塞林格买下了新罕布什尔州科尼什村山坡90英亩的房产，这一次可谓生活模仿了艺术。科尼什村在纽约以北240英里处，山峦起伏，林木茂密，车道上人烟稀少，对于写作和沉思再理想不过了。塞林格的后半生都将在这里度过。
刚搬进去时，34岁的塞林格很快和当地的青少年打成一片，在家里招待他们，与这些十几岁的孩子聊学校的各种话题，毫无年龄隔阂。其中一个女孩表示希望采访塞林格，完成学校的作业，他很爽快地答应了。等到女孩文章发表在当地日报而不是校报上，塞林格觉得遭受了背叛和欺骗，这个田园牧歌之地似乎也沾染上了在纽约无孔不入的虚伪。塞林格随后便与这群高中生断绝了联系，当他们来找他时装作不在家，在房屋周围筑起一道篱笆。
对于友情，塞林格要求一向很高。不透露隐私只是最基本条件。早年伯尼特曾打包票说给塞林格出一个《年轻人》的作品集，做好后被出版商否了，塞林格就再也不信任这位当初的导师了。塞林格的英国版权代理商米什·汉密尔顿，是合作了10年的亲密老友，汉密尔顿将《九故事》的版权卖给了一家口碑一般的出版公司，最后做出来“俗丽廉价”的封面与有嫌低俗的推广语震惊了塞林格，他从此再也没和汉米尔顿说过一个字。出售《弗兰妮和祖伊》的版权时，塞林格退回汉密尔顿预付的一万英镑，而宁可选择开价4000英镑的另一家对手，钱对他来说无关紧要。
符合塞林格精神洁癖的合作伙伴，大概只有著名的《纽约客》杂志。他们从不会不打招呼就随心所欲大改稿子，格调高雅，报酬顶尖，而且用工匠精神对待工作：《逮香蕉鱼的最佳日子》这篇，塞林格与编辑来回通信探讨、修改了近一年时间。1949年之后，塞林格所有的作品就只登在《纽约客》上，堪称两者的互相成就。
塞林格的作品多关注处于成长临界点的少年人，生活中，他对少女的情有独钟，也是众所周知。1950年，32岁的塞林格认识了16岁的克莱尔·道格拉斯，早慧的少女对宗教问题也很感兴趣。两人相恋后，塞林格让克莱尔辍学搬进科尼什来陪他，后者拒绝了，“结果他消失了”。1953年克莱尔嫁给了一个执着的追求者，但这场婚姻只持续了几个月，她便来到塞林格身边。两人于1954年结婚。
2017 年讲述塞林格早年经历的传记片《麦田里的反 叛 者 》剧 照
塞林格的友人们都不大看好克莱尔能适应科尼什的寂寞俭朴。塞林格有自己严格的生活规律，热衷顺势疗法，坚持食用由有机肥种出来的蔬菜；每天6点半起床，打禅或是做瑜伽，匆匆吃上几口早饭，便带上午餐消失在工作室里。结婚当年女儿玛格丽特出生，为逃避哭个不停地孩子，塞林格在房子附近又建了一座混凝土的格子间，这里是他驰骋想象力的圣地。一连写12个小时很常见，期间不允许有人打扰他，写到太晚就不回家直接在里边休息。塞林格并不高产，写得很辛苦，“像个一丝不苟的工匠，总是在改写、推敲和重写”。塞林格也对妻儿表示愧疚，但他将写作视为神圣之事，个人生活的牺牲是在所难免的。克莱尔后来又生下一个男孩，她无法应付婚姻压力，开始看心理医生。持续了13年的婚姻在1967年终结。
塞林格后期的写作生活中，宗教在小说人物的生命中，由一个影响因素渐渐发展为唯一的核心，到后来，作品的意义似乎仅仅用来传递神秘的宗教教理。肩负如此使命的，是格拉斯一家，大哥西摩就是最早出现在《香蕉鱼》中的那位。这家族七个神童，个个智商超高，说话玄而又玄，不断称颂引用耶稣、佛陀、罗摩克里希那、老子、慧能等人的观点言语。他们是现代社会中痛苦地寻找崇高真理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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