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爾·蓋茨2019年公開信(一)

比爾·蓋茨2019年公開信(一)

2019年進入了2月,一切都還是嶄新的。2019年會是什麼樣子?2019年應該是什麼樣子?比爾·蓋茨有他的答案。今天,比爾·蓋茨和妻子梅琳達就發佈了本年度的公開信。

信中,比爾·蓋茨回顧了過去的2018年,稱很多事情都是“意料之外”,他列舉了9個,比如非洲的年輕人將決定未來;備受討論的基因檢測其實有很大的作用;要解決氣候變化,就要讓幾乎所有的行業實現近零排放;數據也存在性別歧視;成年人也要向青少年學習憤怒管理;不要只關心本國利益;現在的廁所和100年前沒什麼區別;在軟件的幫助下,未來單純依賴課本學習的模式即將成為過去;女性更需要“手機”;對於未來,比爾·蓋茨始終是“樂觀”的。

以下是比爾·蓋茨和梅琳達的公開信全文:

你怎麼評價2018年?和你之前想象的一樣嗎?

我們的答案恐怕是否定的。無論是頻繁發生的自然災害,還是參加競選的女性數量創下記錄,2018年發生了很多意料之外的事情。站在今天回望過去,世界已經和我們幾年前的展望大相徑庭。

意料之外也有好處,它能警醒我們世事未必如願,也能激勵我們行動刻不容緩。有些意外敦促我們改變現狀,有些意外則表明我們期待的改變已經在發生。

二十五年前,我們讀到的一篇文章中提到,貧困國家每年有數十萬兒童死於腹瀉。這個出乎我們意料的數字,促使我們確立了蓋茨基金會的理念。我們相信,在一個人人平等的世界中,所有人都應從創新中受益,沒有任何一個孩子會死於可預防的疾病。但我們看到的是,不平等依然大量存在。

這個發現是我們的慈善之路上的重要一步。震驚之餘,我們心生憤慨,並決心為此採取行動。

當然,也有令人驚喜的意外。剛開始瞭解瘧疾的時候,我們以為只有發明長效疫苗才能切實推進抗瘧事業。孰不知,得益於推廣使用蚊帳和其他多種手段,瘧疾導致的死亡人數自2000年以來已經下降了42%。

在今年的公開信裡,我們希望和大家分享一路走來的另外九大意外。有些讓人憂慮,有些給人啟迪,但無一不激勵我們採取行動。我們希望大家也能獲得同樣的鼓舞,並付諸行動。只有這樣,世界才能變得更好。

一、非洲是最年輕的大陸

比爾:全球老齡化趨勢仍在持續,但非洲的年齡(幾乎)沒變。這聽上去令人費解,仔細分析一下就能明白。

普遍的壽命增長導致全球人口年齡中位數不斷提高。隨著越來越多的孩子能長大成人,婦女的生育數量也逐漸下降,帶來的結果就是全球人口年齡正在慢慢向中年靠攏。

非洲卻是例外。非洲人口的年齡中位數只有18歲,北美則是35歲。未來幾十年,非洲的年輕人數量將一直保持上升。

這背後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儘管非洲很多地區人口出生率下降,但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最貧困的地區卻在上升。這既可能成為資產,也可能成為負債。我和梅琳達認為,恰當的投資無疑將釋放非洲的巨大潛力。非洲年輕人決定了整個大陸,乃至全世界的未來。

談到經濟發展的諸多要素,經濟學家通常會強調“人力資本”。換言之,未來取決於年輕人能否獲得優質的健康服務和教育。健康和教育是經濟增長的雙重引擎。

如果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能對年輕人進行投資,那麼到2050年,該地區的勞動力在全球中的佔比會翻一番,併為億萬民眾創造更好的生活。

女童教育堪稱世界上最強大的力量之一。受過教育的女童能夠生活得更加健康、更加富裕。(如果女童能夠接受12年的優質教育,所有女性終生創造的收入將增加30萬億美元,比美國經濟總量還多。)她們的家庭也會因此受益。女性受教育水平越高,就越有可能養育健康的子女。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估計,在中低收入國家,如果所有女性都能讀完中學,那麼兒童死亡率將會下降一半左右。

非洲的年輕人得以健康成長、接受良好教育,並被充分賦權——尤其是女孩兒們也能獲得同樣的機會,而不是被遺忘——這是我最為憧憬的社會進步。

二、家庭基因檢測既能幫助發現“連環手”,又能預防早產

去年,一則警察利用基因檢測結果抓獲“金州殺手”的新聞轟動世界。但家庭基因檢測的好處不止於此。基因檢測公司23andMe的用戶自願提交了四萬多份樣本,通過對這些樣本的分析,科學家們發現了早產與六個基因之間的潛在關聯,其中的一個基因負責調節人體如何利用礦物質硒。

有些人的基因妨礙硒的正常代謝。由蓋茨基金會資助的23andMe研究發現,有這種基因的孕婦更易發生早產,這表明硒對產婦的分娩時間有重要影響。

瞭解早產的原因非常重要。全球每年發生1500萬例早產,這是五歲以下兒童死亡的頭號殺手。早產可能發生在任何一位母親身上,但有些群體的早產率更高,低收入國家的早產兒死亡率遠高於富裕國家。

到今年年底,研究者們將有望搞清楚硒對早產風險的確切影響。如果二者之間的關聯足夠顯著,硒的代謝就有可能成為經濟易行的解決方案,幫助孕婦足月生產。

這種關聯只是近年來我們取得的突破之一。在更精良的工具和更充分的數據共享的幫助下,我們終於開始理解早產發生的原因,以及如何能讓胎兒在子宮裡孕育得更久。斯坦福團隊開發的簡易早產血檢讓我尤其興奮。它能幫助孕婦預測何時分娩,從而配合醫生降低風險。

梅琳達:比爾介紹了一些很有前景的發現,但即便如此,我們對早產認知的匱乏還是令人吃驚。我實在想不到,有什麼其他事情像早產這樣——足足影響著全球10%的人口,卻被如此忽視。

我們無法識別大多數早產發生的原因,也不知道為什麼有些孕婦更容易早產。例如為什麼高個子婦女孕期更長?為什麼非洲裔美國婦女的早產率高於從非洲國家移民來的婦女?這些依舊成謎。一種理論認為這是社會文化造成的,因為非洲裔美國女性一生面對種族主義和歧視,這些壓力對她們的健康造成了傷害。另一種理論認為,在美國長大的女性體內的微生物構成與移民不同。我們無從得知真正的原因。

但我們很清楚地知道:即使同為早產,生產的時間也對傷害程度有著重要影響——36周出生的嬰兒要比34周出生的健康得多。完全杜絕早產可能不太現實,我們的目標是儘量延長孕期,讓每個孩子儘可能足月生產。現在,我們終於開始填補這方面的知識空白。

三、今後四十年,全世界每個月都將新建一個紐約市

比爾: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充分了解如何才能阻止氣候變化。

你或許讀到過類似信息:隨著可再生能源成本降低,我們在電力上取得了一些進展。但事實上電力只佔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的四分之一。

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的21%來自制造業。提到製造業,多數人想到的是流水線上的小配件,但其實還包括建築材料。生產鋼鐵水泥要消耗大量化石燃料,過程中又會釋放大量碳等副產品。

隨著城市人口在未來幾十年的持續增長,全球建築體量到2060年預計將會翻倍,相當於從現在開始每月新建一個紐約市。這需要大量鋼鐵水泥。我們需要想辦法在不加劇氣候變化的前提下實現這一切。

排放大戶不止製造業一個。農業佔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的24%,這包括牛打嗝和放屁時排放的甲烷。(我自己也很意外,居然會在年信里正經探討關於牛腸胃脹氣的問題。)

重要的是,我們如果要解決氣候變化,就要讓農業、電力、製造、交通、建築等所有導致氣候變化的行業都實現近零排放。我把這五個領域稱為氣候變化的五大挑戰。

指望人們不用化肥、不開輪船、不蓋房子、不坐飛機,這些都不現實。要求發展中國家為了其他人的利益而放慢本國發展也不公平。例如在中低收入國家,牛還是很多人收入和營養的重要來源。

有一個解決方法是對這五大領域的創新進行投資,從而在不破壞氣候的前提下保持發展。對於每一個重大挑戰,我們都需要突破性發明。

我可以分享一些進展。歐盟委員會最近承諾投資這五個領域的研發。我參與發起的十億美元規模的突破能源風險投資基金(Breakthrough Energy Ventures),針對致力解決這五大挑戰的清潔能源公司進行投資。(我在突破能源風險投資基金的工作與基金會幫助農民適應氣候變化的工作彼此獨立。)

我們需要更好地讓公眾瞭解這些挑戰,而媒體對這些問題的廣泛關注將對此大有助益。讀到太陽能電池板的故事固然不錯,但我們也需要了解關於卡車、水泥、牛放屁等方面的信息。

四、數據也存在性別歧視

比爾:我每天花大量時間研究健康和發展方面的數據。關於婦女和女童的數據如此之少,讓我始料未及。我想主要原因在於,我們人為地將某些問題劃分為“女性問題”和其它問題,而女性問題通常得不到深入研究。這將妨礙人類整體的進步。如果不瞭解全球半數人口的情況,就無法實現真正的進步。更何況科技讓數據收集如此簡單,我們沒有理由繼續這樣。

梅琳達:發展中國家的婦女去年收入多少?她們擁有多少財產?女孩花在家務上的時間比男孩多多少?

我不知道答案。其他人也不知道。因為這些數據根本就不存在。

我和比爾可以用整封年信的篇幅談論數據在促進全球最貧困人口發展上的作用。數據會催生更好的決策和政策,幫助我們制定目標、評估進展,也讓倡導和問責成為可能。

因此,關於婦女和女童的數據缺失危害甚大,導致我們無法幫助她們改善生活。

問題不只是數據統計忽略了部分女性,而且決策者們所依據的現有數據質量也很糟糕,甚至是帶有性別歧視的。我們通常認為數據是客觀的,但我們得到的答案往往取決於我們提出的問題。如果問題本身就帶有偏見,得到的數據也會如此。

例如,關於發展中國家女性的數據,我們所掌握的數據大多與她們的生殖健康相關。因為在很多地方,女性在社會中的主要角色是妻子和母親,這也是研究者們關注的重點。但是,我們並不清楚她們的收入或資產,因為在許多國家,收入和資產都是按家庭來統計的。由於丈夫往往被視為一家之主,所以已婚女性創造的價值就都被劃歸到男性名下。

如果我們只能依靠這些有缺陷的數據,就容易低估女性經濟活動的價值,也難以衡量女性的經濟狀況是否得到改善。

三年前,基金會開始投入巨資填補其中一些數據空白。我們和很多其他組織一起,加速推進性別數據革命,包括為數據採集者提供新的工具和培訓,以及按性別劃分現有數據並從中獲取洞察。

數據收集分析的工作聽上去很枯燥,實際也的確如此。但如果能善用數據,賦能千千萬萬的女性,那會是另外一番景象。

幾年前我訪問肯尼亞時,曾陪同一位名叫克里斯汀的數據採集員前往內羅畢最貧困的地區,挨家挨戶做女性調研。她告訴我,她在工作中接觸的很多女性從未被問及有關她們生活的問題。克里斯汀說,當她登門拜訪並解釋來意後,這些婦女能感受到自己受到了重視和關心。

比爾:我認為她的觀點很有道理。我們選擇衡量的對象往往體現了一個社會的價值標準。因此在涉及瞭解婦女和女童生活的問題上,我們不能接受我不知道”這樣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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