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登於《知識經濟》2019年4月刊，轉載請聯繫本雜誌或本網站，並標明出處，謝謝合作。
1989年至2019年，中國直銷行業剛好進入而立之年，但它像一個天生抱恙的孩子，顯然還沒有找到自己的獨立、健康成長之路。
至2018年底，中國直銷行業憂慮的還是如何發展——如何突破業績瓶頸，如何實現銷售隊伍的年輕化，選擇什麼樣有競爭力的產品，怎麼實現共同的行業規範，怎麼推進行業和企業品牌形象的主流化……
然而，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
2019年的春天，中國直銷行業的焦慮集體變成了如何生存。中國直銷行業在企業管理、市場規範、產品質量、品牌形象、公益慈善上面所做的所有努力，都抵不住一頓輿論的圍剿。
在中國直銷重新開放14年之際，用劉慈欣在《三體》裡面的場景來形容，中國直銷行業彷彿遭受了降維打擊，完全沒有還手之力，所有的冤屈無處可訴，曾經所有的努力看上去都是一個笑話。
凡事宜疏不宜堵，只有讓中國直銷行業有機會全面站在陽光下發展，接受透明化監管，曾經如影隨行的傳銷活動才會無處遁形。
條例的尷尬生世
日寶來福和雅芳，一個極端向右一個極端向左，如今都走向了失敗，剩下被他們影響深遠的中國直銷行業還夾在中間晃盪，無所適從。
2017年12月26日，以偷渡方式將傳銷這種模式引入中國的日本傳銷企業日寶來福（Japan Life）宣佈倒閉，但其以極端機會導向為手段的銷售模式給中國直銷行業蒙上的原罪陰影遠未煙消雲散。
2019年1月8日，第一家以合法身份登陸中國的直銷企業雅芳宣佈已經賣掉中國工廠，標誌著曾經的世界直銷霸主在中國市場徹底折戟沉沙，而其在中國直銷立法時獲得的單層次市場優勢為行業埋下的地雷卻遠未清除乾淨。
日寶來福和雅芳，一個極端向右一個極端向左，如今都走向了失敗，剩下被他們影響深遠的中國直銷行業還夾在中間晃盪，無所適從。
2005年，我國宣佈開放直銷市場，標誌是正式頒佈《直銷管理條例》和《禁止傳銷條例》（以下如無註明簡稱“條例”），分別於當年12月1日和11月1日實施。
兩個條例的出臺經歷了一波三折，從開放推遲到“外資先行”，最後落腳到“禁止團隊計酬”，業內人士看得出來其中的無奈。
條例出臺後，新華社採訪了負責該條例立法的國務院法制辦和商務部相關負責人，相關負責人非常明確地指出，出臺條例的主要原因就是“正確引導和規範我國直銷業發展的需要”和“履行入世承諾的需要”。
根據入世承諾，我國應當在2004年底取消對外資在無固定地點的批發或零售服務領域設立商業存在方面的限制，並制定與WTO規則和中國入世承諾相符合的關於無固定地點銷售的法規。這裡所稱的“無固定地點銷售”，其主要形式之一就是直銷。
業界普遍認為，雅芳和安利這兩大直銷巨頭在中國加入WTO的進程中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直銷開放相關條款被寫進入世承諾文件也應該與此有關。因此，雅芳和安利自然也是中國直銷重新開放的大功臣。
但遺憾的是，作為開放功臣之一的雅芳，同時又在條例細節的敲定上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最終，兩個條例以雅芳建議的單層次直銷為藍本出現。
實際上，雅芳當時在世界其他國家的主流運作模式也不是單層次，在中國提倡單層次也不過是投立法部門所好。
參與立法相關負責人在答記者問時明確表示，條例的立法指導思想很重要的一條就是“堅持從嚴監管”。他說，買賣雙方信息不對稱的特點在直銷這種經銷模式上表現得十分突出，同時，由於目前我國市場發育還不夠完善，監管手段也較為落後，群眾消費心理尚不成熟，因此，直銷過程中很容易出現損害消費者利益的情形。1998年以前傳銷在我國發展的情況已經證明了這點。
有鑑於此，條例對直銷業確立了較為嚴格的監管制度。
也就是說，政府的立法希望更保守一點，而雅芳的力挺給了這樣一部直銷條例出臺的契機。有業界人士認為，如果沒有雅芳當年的力挺，政府未必會完全禁止團隊計酬。
為此，雅芳相繼獲得首張直銷試點牌照和正式牌照。
條例裡面讓直銷人頭痛的條款很多，比如禁止多層次團隊計酬、獎金撥出比例不得高於個人銷售額的30%、直銷員只能在獲得批准的區域進行直銷業務。
但是，對於在重新開放前就幹得一片火熱的中國直銷企業們來說，已經無暇在雞蛋裡面挑骨頭了，大家集體沉浸在直銷重新開放的喜悅當中。雖然後來雅芳“賄賂門”被揭露，但一切都已無法扭轉。
實際上，包括中國直銷協會到現在還遲遲不能成立，也跟雅芳“賄賂門”的後遺症息息相關。
中國直銷就在這份有著明顯缺憾的條例下開始了跌跌撞撞的發展，似乎還在這種情況下達成了某種發展的平衡。
但這一切都是錯覺，直到2019年，由“權健事件”和“百日行動”把這個傷口血淋淋地撕開。
就在這之前，雅芳（中國）身體力行地證明，在中國做單層次直銷就是死路一條，同時也證明了某些法規與條款是如此的不合時宜。
三重直銷緊箍咒
《直銷管理條例》為中國直銷行業預設的緊箍咒多達三重：禁止團隊計酬、獎金撥比不高於30%、區域限制。
有人把做直銷比作西天取經，企業都是孫悟空，牌照就是緊箍咒，監管部門是唐僧，唐僧一念咒孫悟空就沒轍。而且，條例為中國直銷行業預設的緊箍咒多達三重：禁止團隊計酬、獎金撥比不高於30%、區域限制。
條例規定很細，還有很多條目也有待推敲，但就這三條而言，基本是很難做到的，急需解決。
1.團隊計酬
《直銷管理條例》第四章第二十四條規定：直銷企業支付給直銷員的報酬只能按照直銷員本人直接向消費者銷售產品的收入計算。
僅這一條，就徹底堵死了多層次直銷及以此為基礎的團隊計酬模式，而這正是現在直銷的根本命脈和魅力所在。除了死心塌地的既得利益者雅芳（中國），其他所有企業都面臨一個抉擇。最後，這些從禁傳時代走過來的企業，集體選擇了各種變通方式。
談起直銷，一般可以簡單的分為單層次直銷和多層次直銷。單層次直銷最典型的就是以前曾經存在過的上門推銷模式，推銷員完全依靠自己銷售產品的提成獲得報酬。而這種方式，已經逐漸被市場所淘汰。
即使像雅芳這樣的直銷巨頭，曾嘗試依靠在中國的數千家店鋪和無數雅芳小姐來推動單層次直銷的運轉，最終還是遭遇慘敗。
有一個非常現實的尷尬就是：如果真的直銷企業都做單層次，實際上就根本沒有必要立法了。因為大家都做不起來，不會成為一個創業的機會，甚至也形成不了一個行業，當然也就基本不會惹出什麼大問題，是完全沒有必要勞師動眾專門為此立法的。
所以，我們今天提起直銷，幾乎就是專指以組建團隊的方式銷售產品的多層次直銷了。不得不說，多層次直銷模式的發明是一個偉大的創舉，它首先是採用了非常有效的面對面產品分享方式，同時也讓參與者通過努力獲得不同的收入甚至可以視作一個低門檻的創業機會。
一般廠家直接銷售的傳統企業，銷售系統大概是這樣的：一位銷售副總裁，管理數位區域銷售總監，每個人再管理幾位省級銷售經理，每個銷售經理下面還有幾個基層銷售專員。這樣一看也有四個層級，比定義傳銷入刑的三層都還多一層。
而且，除了最基層的銷售專員以外，副總裁、總監和經理的收入都不主要依靠個人銷售的業績提成，而是主要依靠團隊整體的銷售表現。那麼，到了直銷這裡怎麼就不可以了？
直銷對於傳統銷售的突破，在於把銷售人員的晉升渠道和分配方式精準地量化並固化了，每個人都可以按照既定的規則去努力，去獲得更好的職位與收入。
在傳統行業，這一切標準都是隨時可以變動的，而且銷售副總裁就只有一個，區域有幾個總監也只能有幾個，經理也一樣，下層人員很難獲得晉升的機會。直銷的魅力就在於，機會面前人人平等，沒人會阻止你的上進心，一切以業績說話，所以其實是一種非常公平的銷售方式。
因此，這種模式自推出以來，就開始在全世界範圍內傳播開來，雖然一直都很難佔據地區經濟的主要地位，但卻可以在不同的國家獲得程度不一的發展空間。
還有一個現實就是，隨著互聯網的發達，微商、電商和社交電商層出不窮，他們都或多或少借鑑了直銷的多層次獎金分配模式。這也是“分享經濟”能夠成立的原因之一，“分享”是基於產品的銷售，而“經濟”意味著通過這種分享式銷售帶來收益。
所以，我們也經常可以看到某某微商或電商平臺涉嫌傳銷的消息，最近被定義為涉傳的“花生日記”層級深度高達51層，被罰款上千萬。
而同樣被質疑過涉嫌傳銷的“拼多多”早已成功登陸美國股市，成為各大社交電商平臺的榜樣。還有同名不同命的雲集微店和雲集品，都曾涉嫌傳銷，前者被罰款了事如今正在路演謀求上市，而後者已被徹底打擊抓人收場。
對於普通人來說，如果僅從條例的規定來衡量，可能根本就分不清楚這些平臺的差別。似乎，他們要不要被定性為違法，存在著運氣和公關能力上的差異，和直銷企業所面臨的問題一模一樣。
可見，在現在的新經濟模式面前，禁止團隊計酬已經完全不能適應市場監管的需要。
2.獎金撥比
《直銷管理條例》第四章第二十四條規定：報酬總額（包括佣金、獎金、各種形式的獎勵以及其他經濟利益等）不得超過直銷員本人直接向消費者銷售產品收入的30％。
《直銷管理條例》將銷售人員獎金撥出比例限制在30%，目的是為了防止銷售人員分配過多銷售額，影響企業的延續性。但這個撥出比例比較不能執行的原因就是它是“本人直接向消費者銷售產品收入的30%”，因為不能團隊計酬。
因此一點，這個撥出比例問題就成了都不能執行的數字，大家的努力方向僅僅是找個說法糊弄過去。
為了解決直銷員的獎金撥出比例這個問題，各大直銷企業都絞盡腦汁，最後想出了一個比較類似的辦法：當一個直銷人獎金比例還比較低的時候就是“直銷員”，獎金比例比較高的時候就叫“經銷商”。很多公司甚至要求經銷商辦理法人執照，相當於就是從事的傳統銷售，可以不受直銷條例的監管。
最不怕麻煩的是如新公司，他們為了儘量迎合政府的規範要求，甚至還研發出“銷售員工”這種第三類別，給符合條件的直銷人最低工資、買保險。據說，最開始的時候很多人利用如新公司這個漏洞賺了公司很多的辭退賠償金，後來如新不得不對規則進行了修改。
在本刊記者的採訪中，其實很多業界人士很贊同對獎金撥出比例進行限制，當然要在基於認可團隊計酬的基礎上進行限制。
據本刊調查，一般成熟跨國直銷企業的實際獎金撥出比例其實就在40%出頭。這些企業能夠在全球範圍執行差不多的獎金制度，且均能保持長期健康發展，說明這個獎金撥出比例是比較科學有效的。
但是在中國市場，近年來市場競爭越發激烈，普遍將獎金制度作為競爭的重要武器，普遍採用上手簡單的雙軌制起步，後期不得不一路調整修正。而在部分不規範團隊的炒作下，直銷獎金制度一路演變出無數眼花繚亂的招數，號稱的撥出率一路突破100%，甚至還加上了分盤制、靜態返利等噱頭，讓整個獎金制度的競爭陷於混亂。
在這種情況下，很多新企業因為市場弱勢就成了這些制度的試驗田。而企業的精力一旦陷入這些稀奇古怪並不能長久的制度，結果自然不言而喻。
因此，很多企業家和經理人實際上很希望政府對獎金撥出比例做一個明確的限制，讓大家的競爭不再糾纏在沒有實質意義的獎金制度上，而是將精力放在產品、管理、品牌和文化上面，這才是一個企業真正的生存之道。
這方面一個非常值得借鑑的參考就是韓國直銷市場。韓國《直銷法》對直銷企業的獎金撥出比例有明確限制，最高不超過35%，但它不包括銷售人員的零售利潤。
這很容易理解，比如說一款終端零售價100元的產品，公司給直銷員供貨的價格就是8折，公司只收到了80元營業額，直銷員自己以100元的價格賣出去，其中20元就是自己的零售利潤，其實跟公司的收入是無關的。規定的35%的撥出比例，是公司收到的所有營業額的35%拿來用作獎金分配。
這樣一來，底層直銷員可以通過更多的零售獲得一定的零售利潤，讓收入有一定保障；而級別高一些的直銷員的收入則主要源自團隊整體銷售，也獲得了擁有更高收入的機會。
而真正要對獎金撥出比例進行切實核定，則需要有幾個條件：首先是允許團隊計酬的存在，其次是對獎金制度進行備案審核，然後是和企業銷售和結算系統進行對接，最終實現完全透明的監管。這樣企業的各項指標都在政府的監管之中，不但可以觀察到企業究竟是產品銷售導向還是有“拉人頭”的嫌疑，同時也不會再出現稅務的問題。
3.區域限制
《直銷管理條例》第三章第十六條規定：直銷企業及其分支機構招募直銷員應當與其簽訂推銷合同，並保證直銷員只在其一個分支機構所在的省、自治區、直轄市行政區域內已設立服務網點的地區開展直銷活動。
也就是說，一個直銷員只能在公司獲得直銷區域審批的某個省級區域裡面開展活動，還必須是設立了服務網點的地區。換句話說，一個直銷員最大的銷售區域就是一個省，最小是一個地級市；如果公司只在北京獲得了直銷區域審批，那麼所有直銷員就只能在北京開展業務。
但實際上，就直銷業以人際網絡發展的特性來說，並不可能被侷限在一個地方。如今通訊手段如此發達，互聯網甚至移動網絡手段早已普及整個社會，要讓一個人的業務發展局限某地也不太現實。
最初的時候，很多企業還是儘量採取靈活變通的方式：比如，某家公司只獲得在江蘇開展業務的審批，那麼全國各地的直銷人都跑到江蘇的網點去辦理業務；即使此人之後在其他地方也發展了市場，後面的直銷人也照此辦理。
後來，隨著市場越做越大，老是這樣跑來跑去也不方便，相關的做法也就越來越鬆懈。一種是在手續上進行妥協，例如在廣州我也可以給你辦成從南京加盟的；一種是在形式上的靈活，比如我們可以說廣州的是經銷商、代理商，不是直銷員，沒有做直銷。
那麼為什麼直銷企業不積極申請擴充直銷區域呢？實際情況是，擴區非常困難，部分企業也有一些現實的問題需要面對。
在直銷開放初期，只有雅芳一次性獲得了全國所有省級區域的直銷資格，其他企業沒有一個獲此殊遇。當時排名業績第一的安利（中國）僅僅獲批十來個直銷區域，而另一個直銷巨頭完美（中國）長期只有廣東一個獲批直銷區域，千方百計想擴區就是審批不了。而對於一些小企業來說，要申請直銷區域就要建立省級分支機構，並在所有市級區域都建立符合要求的直銷網店，是難以承受的巨大管理成本。
在多重因素的作用下，很多企業對於擴區這件事就不再執著。而在實際的監管當中，很多地方監管機構也明白直銷企業的苦衷，他們更看重企業有沒有在當地設立分支機構而不是有沒有獲得區域審批，這也讓直銷的區域審批條文陷入尷尬。
但是，每當企業出了問題被立案調查，沒有在事發地獲得區域審批又成了大問題，是企業違規直銷或涉嫌傳銷的主要根據之一。
企業的糾結生存
如果不從根本上解決條例中的三大難題，僅僅是進行一些監管和執法上的靈活性解釋，改變不了中國直銷行業一直處在陰霾之中的現實。
直銷立法層面的想法比較理想，但監管層長期在一線，其實也逐漸明白這三條是很難做到的。雖然被稱為戴在中國直銷人頭上的“緊箍咒”，但你不給監管部門惹事，負責監管的部門要監管那麼多的事，誰有空天天盯著管你？
但後來，這一切都變了。可能國家層面和省級監管機構是這樣想的，但是部分地方基層監管機構發現這是一個商機——直銷企業個個涉嫌違法，一逮一個準。
因此，部分地方基層監管機構聯合執法機關，成為“打傳專業戶”，但他們很少碰那些跑了和尚找不到廟的真正傳銷組織，專門找至少上億身價押在那裡的直銷企業挑毛病，為地方財政和部門福利做出巨大貢獻。
甚至，單層次直銷的代表雅芳公司竟然也在中國因為涉嫌傳銷而被查，最後不得不繳納高額罰款了事。2011年1月19日，哈爾濱工商部門通報顯示，雅芳(中國)有限公司黑龍江分公司因違規直銷被處以500萬元罰款，讓業界大跌眼鏡。
這種情況有點像中國直銷行業今年初以來的媒體輿情，註冊資本8000萬元以上、繳了2000萬元保證金才好不容易拿到直銷經營許可證的企業被逐一曝光，真正明目張膽騙人的傳銷組織卻較少有媒體會在意。
有幾個地方，已經成為直銷企業談之色變的“行業百慕大三角”，很多直銷企業明文規定禁止直銷商到此開展業務，以避免殃及。有一次，本刊記者去某地，一位業界朋友指著一處規模宏大的建築說，“這是市工商局，相當於是中國直銷企業集資建起來的。”
早在2013年，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學院商法研究所所長王湧教授就在本刊舉辦的第四屆中國直銷行業責任與發展峰會上談道：“中國直銷立法的最大缺陷就在於對多層次直銷的定義，把它與傳銷完全劃等號。傳銷是一種以詐騙為本質的多層次直銷，多層次直銷的外延顯然更大，而為了打擊傳銷，把多層次直銷全部進行一刀切。”
因此，他很早以前就預測，在這樣的立法下，必然會出現“嚴厲的立法、普遍的違法、有選擇的懲罰”。遺憾的是被他不幸言中了，據他觀察，當時那種有選擇性的懲罰已經演變為某些基層監管部門的“斂財式執法”了。
他表示，這樣過於嚴厲的立法又產生了一個新問題，“在一些新的行業受到法律的壓制後，它就可能會劍走偏鋒，突破底線，牟取暴利，來抵消它可能遭遇的法律風險和其他成本。”
事實正是這樣，直銷企業的公關成本成為管理運營成本里面不可忽視的一塊，企業最容易想到的就是壓縮產品成本來實現對沖。
因為業界呼聲太強烈，2013年11月14日，《“兩高一部”關於辦理組織領導傳銷活動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出臺，明確“以銷售商品為目的、以銷售業績為計酬依據的單純的‘團隊計酬’式傳銷活動，不作為犯罪處理。”這一司法解釋的出臺就是為了限制部分執法部門亂作為，對整個行業是有巨大意義的，至少說明“並非採用了團隊計酬就是違法犯罪”。
但這一條司法解釋的作用還是有限，因為緊跟著後面還有一句，“形式上採取‘團隊計酬’方式，但實質上屬於‘以發展人員的數量作為計酬或者返利依據’的傳銷活動，應當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之一的規定，以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定罪處罰。”
兩句話綜合起來看，本質上還是在限制企業以“拉人頭”的方式發展市場，但“以銷售商品為目的”和“以發展人員數量作為計酬或者返利依據”這兩條並沒有定義清晰，在實際的市場運作中，同一種市場行為，兩種解釋都可以。
比如一般的初加入者都會報單買點東西，這個究竟算“人頭費”還是“產品消費”？企業有自己的解釋，司法機關也可以有自己的解釋，又成了模糊地帶。
因此，如果不從根本上解決條例中的三大難題，僅僅是進行一些監管和執法上的靈活性解釋，改變不了中國直銷行業一直處在陰霾之中的現實。
有件令監管機構也很頭痛的事情就是，原工商總局要求直銷企業上報年度銷售業績。企業一想，經銷商的業績不能算，超出區域的市場業績不能算，超出獲批產品類別的業績不能算，只能計算在冊直銷員在獲批區域裡面銷售的獲批產品的業績。
最終，工商部門發佈中國直銷行業業績總計不過數十億，自己看了都尷尬。於是，後面再要報業績，工商部門就特別要求各大企業把所有渠道的業績都報上來，但是各企業還是因為這樣那樣的顧慮，報上去的總業績總是與實際情況相差甚遠。
直到《2017年度直銷企業發展及監管情況分析報告》發佈，顯示全年直銷市場經營總額達到1673億元（其中直銷額314億元），提供就業崗位500多萬個，交納稅收136億元，才稍顯靠譜。
這就是一個連環的問題，企業一旦撒了一個謊，就必須繼續撒謊下去。
一位直銷企業家曾經告訴本刊記者：“想給直銷人合法繳稅都不行，交多了意味著他的收入突破了30%的限制，反倒說不清道不明，倒逼著作假。”
修法契機突顯
面對這一輪不可逆轉的行業負面輿情爆發，監管部門是時候本著實事求是的態度，開出新的方子了。
中國直銷企業有沒有問題，只在於查不查。這樣的行業，肯定有問題，但也肯定不只是行業的問題。
2019年初，中國直銷以一種近乎慘烈的方式迎來了不得不面對這一切的契機——“權健事件”以及由其引發的“百日行動”。
中國直銷帶病重生，開藥的權力在監管部門手中，最初的預防方子就是兩個條例。直銷混亂的根源在於人性的貪婪和複雜性，但治病要治本，凡事宜疏不宜堵是亙古不變的道理。面對這一輪不可逆轉的行業負面輿情爆發，監管部門是時候本著實事求是的態度，開出新的方子了。
好在，這個時機似乎正在顯現。
今年“3·15”之際，國家市場監管總局面向社會公開發函，徵集有關保健品市場監管和發展長效機制的建議意見。中國直銷業銷售產品長期佔據中國保健品市場半壁江山，自然也是保健品管理中的重點行業。
3月19日，國家市場監管總局召開了部分直銷企業負責人參加的內部座談會，據說基本做到了“說真話，講實情，擺問題，道方法”，也廣泛涉及到了開放多層次、區域審批、30%計酬上限、產品範圍、行業協會組建等敏感問題，“整體會議效果和互動氛圍良好”。
3月26日，國家市場監管總局副局長甘霖會見來京參加中國發展高層論壇的安利董事會聯合主席德·狄維士時指出：“中國政府正探索建立長效機制，通過修訂法律法規、向社會公開徵集意見等多項措施規範直銷行業，以保障消費者安全和行業健康發展，歡迎包括安利公司的業界代表提供書面建議。”同時，甘霖對安利公司在促進中美經貿關係健康發展方面所做的努力表示讚賞。
甚至還有消息稱，已經有相關組織接到委託準備成立專家小組研討直銷法律法規修訂的相關事宜，不過本刊尚未就此消息得到求證。
但總的來說，因近期行業遭遇而凝聚起來的呼聲，以及監管部門透露出來的信息，已經達到了歷史未有的高點。直銷相關條例的修改，勢在必行，又呼之欲出。
中國直銷人不會放棄，中國直銷行業不會消失，如果條例不改，中國直銷亂象就會一直存在，無法解決。於國於民於直銷，均無益處。
當然，中國直銷亂象的最根本問題還在行業自身，就算直銷相關條例修改了，行業的亂象也不可能突然間就煙消雲散。但至少，一部實事求是、切合實際的直銷管理條例，可以讓中國直銷行業獲得站在陽光下真正面對透明監管的基礎。
就像一位高級經銷商給本刊記者所傳遞的信息：“就算我們以前的做法要面臨大的改變我們也認，但至少要讓我們在陽光之下，明明白白地知道什麼能做，什麼不能做；而不能像以前一樣，我們如果要站在陽光下，那就什麼都不能做。”
誠如斯言。
過渡機制是當務之急
很多直銷人都是專業的直銷人了，他們很難改變對工作和創業的看法，在好的直銷平臺上他們就是合格的直銷人，而如果這個平臺消失了，他們的未來堪憂。
據說在3月19日市場監管總局組織的座談會上，有參與企業建議“在《條例》修訂需要時間和各部門綜合協調的情況下，國家市場監管總局出臺相關行政指引，為行業增加活力，為企業鬆綁。”
本刊認為這確實是行業的當務之急。
就本刊記者近期走訪的直銷企業來看，大部分企業都在迷茫之中，有部分企業甚至萌生退意。很多企業都幾乎暫停了市場的運作，門店和工作室暫時關門，對銷售人員的要求就是“不要惹事”，公司集中力量應付各級監管機構組織的檢查。
外面看得到的是媒體對部分企業的狂轟濫炸，看不到的是，大量經銷商、消費者以維權為名進行的暗中碰瓷敲詐，開口動輒以百萬元計，不給就威脅向媒體曝光，上監管機構投訴，甚至本刊記者還看到了某司經銷商準備遞交法院的訴狀。
本刊記者接到一個電話，是一位很多年前找本刊投訴過一家美資企業的經銷商，當時他在該公司受到經濟損失，認為是受到了上級欺騙。後來，他通過和公司私下溝通解決了問題。但因為看到最近的行業情況，他告訴記者，“還想找以前那個公司鬧一下，再挽回些損失。”
除了這些外憂內患，更重要的是外部人員永遠不會關注的市場。直銷這種銷售方式，如果停頓兩三個月甚至上百天不運作，是不可想象的。直銷人沒有基本工資，不銷售產品就完全沒有收入，級別高的經銷商還可以忍受，級別低的就如普通工薪層一樣，很多人堅持不了。一旦級別低的堅持不了，級別高的自然也會人心惶惶。
如果這些市場一旦傷了元氣，要恢復起來就太難了。
3月27日，山東德州公平交易局對東阿阿膠舉辦的一場嬌倍源樂活健康生活顧客答謝會實施了遠距離全場攝像監控，這是當地市場監管局對直銷會議監督的一次創新嘗試。德州市場監管局的此類探索特別值得讚賞，他們明白企業有生存和發展的需要，因此不能因噎廢食，對所有的直銷會議報備都一概否定，而是積極探索有效的監管方式，在認真履行監管責任的基礎之上，給企業合法健康發展的空間。
而作為企業來說，不只是市場業績的問題，還有大量的員工要養活，特別是每個企業都有幾百名工廠的工人，他們基本無事可做，要不要裁員？
這種情況甚至傳染到了第三方。一位直銷企業家給本刊記者分享了一個情況：北京亦莊有一個保健產業園，以前每天三班倒還幹不完的活，今年以來，一天一班都不用了。產業園的老闆們唉聲嘆氣不知道這種狀態何時才是盡頭，而員工們則人心惶惶害怕裁員的刀落在自己身上。
在這樣的情況下，很多企業家的選擇就容易得到理解了。最近業界有很多傳說，因為權健事件的影響，天津很多直銷企業都暫停了直銷業務，甚至有企業宣佈退出國內直銷市場，專注於國際市場的發展。
傳得更厲害的，是很多以直銷為副業的集團企業，因為直銷負面太多影響到了公司品牌，已經內部暫停了直銷板塊業務。據說還有一些想退出直銷的企業家只是不敢現在宣佈，怕經銷商集體維權施壓造成維穩問題，他們在等待合適的時機或者謀劃合適的方式，儘量不露痕跡地“甩鍋”。
雖然還沒有跟企業核實準確情況，但現在的狀況下，什麼情況都有可能發生。畢竟沒有人可以拿自己的身家性命開玩笑，對於企業家來說，他們並非要靠直銷養家餬口，糾結的是無處可去的直銷人。比如那些被逼停止業務的直銷企業和經銷商，動輒數十上百萬人。
很多直銷人都是專業的直銷人了，他們很難改變對工作和創業的看法，在好的直銷平臺上他們就是合格的直銷人，而如果這個平臺消失了，他們的未來堪憂。
微商或社交電商平臺是不是直銷人的好去處？
3月22日，由沸點天下在濟南主辦的“第三屆全球新零售大會”上，北京工商大學教授洪濤說，2018年全國微商交易額突破11000億元，而社交電商平臺拼多多2018年的全網成交額超過4700億元，分別是中國直銷拿牌企業2018年整體業績的5倍多和2倍多。
這些數字的公佈當然令做了30年的中國直銷行業汗顏不已，但有些熱鬧就是屬於別人的，羨慕不來。就本刊記者在調查中發現，直銷人基本上是看不上微商的，因為他們覺得直銷人才專業，微商都是小兒科。至於社交電商，直銷人普遍還看不太懂，也太簡單，不具夢想感。
同樣在這次會議上，有微商操盤手打出了“爆品時代已經來臨”的口號。本刊以為，還在喊“爆品時代”的微商並不可怕，說明他們一樣迷茫。其實做直銷，有一個階段就是在做爆品，並非什麼微商的新發明，卻可能是死衚衕。在現在的監管和輿論環境下，“爆品”怎麼也繞不開產品功能和性價比這道坎。所以很多人說，微商就是10年前的直銷，言之有理。
其實，很多直銷企業家或經理人是對微商和社交電商很感興趣的，他們希望通過微商的方式來為直銷引流，他們也想通過社交電商來作為直銷業務的有效補充，解決在一個平臺銷售更多產品的問題。
但直銷企業有關社交電商的探索，鮮有成功者。有業內知名職業經理人一語道出真相：“人家社交電商都是融資、燒錢、上市，我們直銷企業習慣賺錢，怎麼比得過？”確實，好像大家都沒錯，但直銷企業一旦陷入上市的魔障中，又容易淪為股權詐騙。
那被淘汰出來的直銷人的未來在哪裡？對於實在沒有好辦法的人，最好的出路還是在直銷。
但現在直銷行業面臨前所未有的輿論壓力，反而便宜了以資金盤為首的真正傳銷組織，本刊記者看到過很多傳銷組織群裡面傳來的對直銷公司的奚落，直銷的失勢成就了他們的狂歡。
本刊記者的朋友圈有一位權健的經銷商，權健出事的那段時間他每天問一句“知不知道權健怎樣了”。有一天他說很多老師都去做傳銷了，但是他自己還會堅持等待權健的消息。然後有一天，他問某個公司怎麼樣，想去先做著看看。本刊記者一看名字，疑似一個傳銷組織。這就是一個縮影。
還有一個最黯然的群體，就是那些正在申請直銷牌照卻還沒正式拿到牌照的準直銷企業。本刊記者聯繫一位準直銷企業的外事負責人，她說自己病了，“籌備了好多年的申牌事宜，說停就停了！”這位負責人和他們公司所有副總以上高管一直拿著6800元的月薪，苦苦守候就是為了牌照到來那一天可以好好開展工作。
還有一個企業因為沒拿牌沒有業績，不得不賣掉一個工廠，申請牌照的2000萬元押金是銀行貸款，每月光利息就要還20多萬元。還有一些申牌企業已經向相關部門申請退出直銷牌照的申請，徹底死心。
據消息人士透露，目前我國遞交牌照申請資料的有260家企業，而曾經獲得申牌公示的有46家企業。坊間有傳聞說，至少2年內不要想有新的直銷牌照發下來。本刊以為，以這些企業的生存計，相關部門還是應該儘快拿出恰當的處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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