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風雨兼程，一世紀滄桑鉅變。今天，“五四”的吶喊仍然響徹國人心中，“五四”的號角依然激勵民族前行。本公號即日起特推出
“百年五四”系列專題文章，一起回顧那些偉岸的人物、震撼的事件、澎湃的激情……任重而道遠，士不可以不弘毅。不管時光如何變幻、歲月如何洗滌，“五四精神”都世代相承，指引著成千上萬的中國青年去追逐中國夢！
新時代，做一位向上向善的新青年！
系列專題文章
01
“1927年4月28日，我永遠忘不了那一天。那是父親的被難日，離現在已經十六年了。那年春天，父親每天夜裡回來得很晚。每天早晨，不知道什麼時候他又出去了。”這段話出自李大釗長女李星華所寫《十六年前的回憶》的第一段。很多60、70後對這篇文章並不陌生，它曾經出現在人教版小學六年級的語文課本中。1927年4月6日，奉系軍閥張作霖下令逮捕李大釗，二十二天後，這位偉大的時代先驅者走上絞刑臺英勇犧牲。一同被捕的還有李大釗的妻子趙韌蘭和16歲的長女李星華，次子李光華年僅4歲，小兒子李欣華當時是隻有4個月大的嬰兒。
▲1920年的李大釗
李建生是李家第三代人，李光華之子。2012年李光華去世以後，李家第二代人全部不在了，傳承李大釗家風和精神的重任就落到了李建生等第三代人身上。就在接受記者採訪的頭一天，李建生剛剛去了河北傳媒學院做了一場關於“李大釗與‘五四’運動”的主題報告，光演講稿就準備了50頁之多。他告訴記者，前幾天他還應北京一個單位的邀請，去北大紅樓和《光輝起點》展覽講李大釗事蹟，客串了一把講解員。
“身為大釗先烈的後人，我們從父親那輩人身上繼承了一項‘死’家規，那就是——不許以大釗的名義搞個人發財。”李建生說。
五四
毛澤東感慨：
沒有他的指點和教導，我今天還不知道在哪裡
李大釗犧牲的時候，李光華年僅4歲，可以說對父親的印象幾乎是沒有的，“實際上我們家裡提祖父的歷史事蹟很少，除非在講到關於祖父的事情時有錯誤，父親會出來糾正一下。”李建生說，他曾經給父親念一個關於李大釗的電視劇《鐵肩擔道義》劇本，他對裡面涉及到的樂亭老家的民俗，以及在日本留學的情況，就做了一些更正，對當時的一些虛構進行了批評，父親說有不符合歷史事實的一些內容，一定要改正。
李建生告訴記者，從1982年黨中央決定建立李大釗烈士陵園起，他自己對李大釗的瞭解稍微多了一些，開始收集一些書籍，瞭解當時的情況，甚至跟隨新聞媒體去了解祖父。
1989年，為紀念李大釗誕辰100週年，中央新影拍攝了紀錄片《回憶李大釗》，主要是採訪了過去和李大釗有交集的、受過他教導的健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李建生作為此次紀錄片拍攝的協助者，也跟隨攝製組一起去了幾位前輩家中，比如薄一波、聶榮臻等人。當時能找到的回憶者已經不多了，所以這些影像資料尤為珍貴。可惜的是，這個紀錄片是膠片形式，保存得不好，現在已不容易找到，李建生家裡存留的是錄像帶拷貝。“不管怎麼說，珍貴資料總算留下來了。”
▲李大釗後代在故居聽講解， 左三為李大釗次子李光華
李大釗對青年如兄弟，“見善如不及，有過必規勸。”他的辦公室和住所常常聚集了一大批有志青年，北京大學“國民雜誌社”“新潮社”“平民教育講演團”“天津覺悟社”等社團都把李大釗當作導師，毛澤東、周恩來、鄧中夏等黨的早期革命活動家都受過李大釗的影響。
1949年3月，中共中央從西柏坡遷入北平，這時已經成為中國共產黨和即將誕生的新中國人民領袖的毛澤東，在即將抵達北平城時，他不勝感慨，對身邊工作人員意味深長地說了一段話：“我第一次到北京，到現在整整30年了。那時，是為了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而奔波。還不錯，吃了點苦頭，遇到了一位好人，那就是李大釗同志。可惜呀，李大釗同志已經為革命獻出了寶貴的生命。他是我真正的老師呀！沒有他的指點和教導，我今天還不知道在哪裡呢！”
“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這是李大釗所書的一副著名楹聯。1916年大釗回國後，他以報紙雜誌新聞媒體為陣地，與反動軍閥和落後文化思想開展鬥爭。他編輯了名為《晨鐘報》的報紙，在報紙上設計了警鐘的圖標，並首次把他的人生座右銘“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作為警句印在報紙上。1918年1月，經章士釗推薦，應北大校長蔡元培邀請，李大釗擔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從此，他站在了新文化運動的最前線，他的圖書館主任辦公室在“五四”期間成了愛國學生的聯絡站、指揮部。他提出對帝國主義的蠻橫和官員的賣國必須用“直接行動”給予堅決反擊，之後，又全力營救被捕同學。李建生說據統計，祖父在“五四”前後發表了近600篇文章，然而在“五四”之後的十幾天時間裡，他罕見地停止了自己的時評政論文章，全力以赴處理與“五四”相關的事項。
李建生認為，要全面理解李大釗在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中的貢獻，一方面是他引導了學術上的新銳思想，另一方面是他領導了切切實實的改變社會制度的革命運動，為中國的未來找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指導思想。
五四
蔣夢麟回懟：
你們誰能為主義而死，我也給他發這些錢
李大釗與“小腳”妻子趙韌蘭矢志不渝的愛情，直到如今仍被人們傳為佳話。在那個新文化運動如火如荼、新舊交替、思想大解放的年代，李大釗非但沒有拋棄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娶進門來的“包辦”媳婦，反而對其愛戀和體貼之情有增無減。他回到家裡，常常幫助妻子料理家務、洗衣做飯、帶孩子，一點也不顯擺名教授的架子。偶遇客人來訪，他常常把妻子趙韌蘭請出來和客人見面，有時還幫著妻子換衣服、扣扣子，細心地替她拉平衣襟，然後手拉著手出來見客人。
李大釗犧牲後，京師警察廳勒令李大釗遺屬限期離京。1927年5月10日，趙韌蘭帶著全家回到了老家大黑坨村，她一邊要承受巨大的悲痛，一邊還要帶病撫養幾位子女，生活十分艱苦。李星華從此輟學，幫忙貼補家用，一直到1931年的暑假，才又帶著弟弟和妹妹回到北京復學。第二年，她升入中法大學孔德學院高中部。生活無法維持時，她在父親朋友的關照下，勤工儉學、給學校刻印法文講義蠟版，每月補貼一些生活費用。李光華也在李大釗生前好友、著名教育家熊希齡的關照下，被安排在他所創辦的香山慈幼院學習，“我爸學習成績還是不錯的，1937年他已經用足夠的分考到了北京四中，排名第12。但是後來趕上七七事變，沒能去上學。”
李建生說，為了解決生活費，奶奶當時也給李大釗的好友，包括胡適在內的人寫過信尋求幫助。“北京大學討論關於李大釗的生活補助問題，有人提出來他已經去世這麼多年了，就不應該發，因為以前的補助費用是靠補發他的講課費這種形式給他。後來蔣夢麟說了一句話，把那人懟回去了，他說：‘你們能像大釗先生這樣，能為主義而死，我也給他發這些錢。’”
然而，除此之外，一塊心病仍然縈繞在趙韌蘭心頭，那就是李大釗的公葬問題。李大釗犧牲後，因無錢下葬，棺柩暫時寄放在浙寺，但沒想到，由於當局的迫害，加上時局混亂、變化無常，在浙寺一放就是六年之久。1933年初，日軍進攻山海關。當時在北京上學的李星華，對遠在大黑坨村的母親極不放心，於當年3月將母親接到北京避難。
回到北京的趙紉蘭觸景生情，又想起了李大釗的棺柩至今仍然停放在浙寺，亡者難以入土，這讓趙紉蘭寢食不安。“公葬的問題我爸跟我講過，當時蔣夢麟找到了萬安公墓，萬安公墓不接受，說李大釗是冤死鬼，我們這不能放冤死鬼。後來不知道大家用什麼辦法說服了公墓那邊，給弄出了兩塊最簡單的墓穴，讓他們作為安葬地點。”
“在終於解決完祖父的安葬事宜後，僅僅過了35天，奶奶就去世了。在我爺爺犧牲以後到她去世這六年的時間裡，她可以說竭盡全力了。因協助我爺爺工作和撫養烈士後代，中共河北省委追認我奶奶為中國共產黨黨員。”李建生說。
▲2017年李建生在北京李大釗故居出席《李大釗在京津冀的光輝足跡》展覽
五四
過手幾萬元經費
去世後卻落得“身後蕭條”
李建生說，在大釗犧牲後，當時記者的評價是——不事儲蓄、身後蕭條。“不事儲蓄的後果就是祖父犧牲後，家裡一窮二白，日子完全過不下去了。”自1918年初全家搬到北京到1927年英勇就義，李大釗先後在北京居住過8處住所，但沒有為自己置買房產，一直租房居住。當時他任北大教授兼圖書館主任，收入是每月120塊銀元，後來因為同時兼任四所大學的教授又加上稿費，月收入在300塊銀元左右。“理論上講，不管怎麼說這些錢在當時來說維持家庭生活是沒有問題的，而且可以過得很好。但是事實上，他沒有這麼做，他把這些錢看得不是很重，誰需要就給誰，誰有困難就支援誰，包括支援困難的學生，支援困難的老百姓。”
雖然家無半點積蓄，但是他過手的錢都是一批一批，一次都是上萬甚至幾萬元。李建生說，這裡也不存在他挪用的問題，他對賬目管得非常清楚。比如說，在開灤煤礦大罷工的時候，他對社會捐錢捐物做了一個非常嚴格的規定，那就是包括黨員和工會人員，所有人不能經手和支配這些錢。另外，還採取了收支兩條線的辦法，這些嚴格的財務管理制度，從制度上減少了貪汙發生的可能性。李建生說，他在羅章龍的回憶錄中也看到了關於當時黨的組織生活的記載，“祖父很自覺地去執行制度，他的言傳身教不在於告訴你應該如何如何，他自己就是那樣做的。他沒有什麼歪門邪道，不搞拉拉扯扯、吹牛拍馬屁，這些確實給我們樹立了榜樣。”
李大釗非常注重保持農村的艱苦樸素的傳統。李建生說，後來他父母的吃穿觀念和祖父是一樣的，從來沒有什麼要求。“祖父冬天就是一件棉袍，夏天就是一件布衫，上下班走路，連黃包車都不坐。你想想胡適先生當時就有汽車了，我爸說他車號排六號。”
吃上面，也是如此。李大釗友人回憶錄就曾說北方吃飯太簡單了，中午吃飯帶一個窩頭或烙餅卷大蔥就解決問題了，家裡來了客人，頂多再添一個炒雞蛋，李大釗平日的生活就是這樣。
北京西長安街南側文華衚衕24號是李大釗故居所在地，1920年春至1924年1月，李大釗及家人在此居住近四年，這是他在故鄉之外與家人生活時間最長的一處居所。李建生介紹說，故居里的東西有他們老家風味，所有的傢俱都是老家的工匠給做的。但是故居的設計是按照現在人的想法設計的，也是為了展陳效果設計的。“如果按照老一輩的回憶設計的話，那裡頭就沒法看了。為什麼呢？因為他說裡面沒有一個像樣的傢俱，陳設非常簡陋，只有書，照這個說法的話，就沒法擺了，所以最後就設計成這個樣子，比當時實際的家庭情況要好得多。”
▲李大釗次子李光華參觀李大釗事蹟展
李建生的父親李光華一直做黨的工作，但是他的職位並不高，從最基層做起，做過陝北米脂縣縣委的宣傳幹事，抗日戰爭勝利以後，當過老家樂亭縣的宣傳部長，社會主義改造的時候，擔任唐山華新紡織廠的黨委書記，後來又任唐山市黨委書記。到了1959年的時候他調到北京，在國家安全部門任職。“文革”以後，中科院急需人，他就去中科院電子學研究所做政治部主任，後來又任黨委副書記。他離休也比較早，1982年拿到了中科院第一號的離休證。李光華生活同樣簡樸，“有記者到我父親住的地方採訪的時候，說你這個也有點家徒四壁的感覺。他對生活消費沒有多大興趣。”
五四
李家二三代開會立規矩
不許以大釗名義搞個人發財
李建生說，李家第三代人在傳承家風這方面，有一條大家基本都做到了，就是不會用大釗先烈的名義去謀取私利。他覺得，真正的家風在於老一輩革命家對後代的言傳身教。“如果家風都要是一個成文規定的話，我們就把家風陷入了非常尷尬的狀態，如果你想傳承一點家風，就講祠堂裡有多少本家規，那就不是實質性的家風。”
▲李大釗作《庶民的勝利》演說速寫（作者：吳作人
由於李光華出生得晚，李大釗的言傳身教給了長子和長女，他們回憶錄記載了父親教他們分析問題、認識問題，還有教他們唱革命歌曲等故事。“像我父親，最直接的傳承就是兩首歌，一首是瞿秋白第一次翻譯的《國際歌》，首先到文化衚衕24號院裡去傳唱，我大姑和我大伯他們隨之學會了，以後我父親也跟著他們學過。還有一首歌也是革命歌曲，是蘇聯的少年先鋒隊歌，我爸在世的時候應北京李大釗故居的邀請專門唱了一遍，電視臺給錄下來了，現在這個視頻存在北京李大釗故居。”
要說對於祖父精神最大的傳承，李建生認為是關於財富和事業的觀念。李大釗早在中學畢業擇校的時候就表現出了不一樣的財富觀。那時天津有三個學校正在招生：長蘆銀行專修所、北洋軍醫學校和天津北洋法政專門學堂。李大釗對醫學沒興趣，沒有報考醫學校，另外兩個學校則都錄取了他，但是他在選擇的時候說，我對銀行業搞個人發財沒興趣，最後他毅然選擇了北洋法政專門學堂學習法律和政治。
李建生告訴記者， 上世紀90年代的時候，父輩為傳承先烈精神專門開了一次很嚴肅的家庭會議，主要發言的是大媽田映萱，立了一些規矩，最重要的就是不許以大釗的名義搞個人發財。這條規矩，李家人執行至今。
李建生說，父輩們唯一對他們的要求是——大釗先烈是黨的資源，不能用他謀取私利，“就這麼一句話，我們就牢記這句話去規範自己的行為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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