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為家》:眼淚不是苦難電影的終點,行動才是

早在去年戛納電影節拉開帷幕之前,黎巴嫩女導演娜丁·拉巴基入圍主競賽的影片《何以為家》就是當屆的大熱門——鮮有一部藝術影片在世界首映之前,就取得了市場上的全面勝利,獲得了各國片商的青睞——更何況,這還是一部來自中東的難民電影。

這部榮獲71屆戛納國際電影節評審團獎的影片,在同年參與了上海電影節的展映,如今終於走進了國內院線。但恰逢《復仇者聯盟4:終局之戰》大殺四方,所有其他電影的排片空間都被擠壓,難攖其鋒。在這種困局之下,《何以為家》依然創造了首周票房破億的成績;這在沒有商業/藝術院線區分的中國,堪稱奇蹟。《何以為家》究竟魅力何在?真的就像坊間所說,只是一部“非常好哭”的電影?

《何以为家》:眼泪不是苦难电影的终点,行动才是

《何以為家》海報

誠然,《何以為家》講述了一個十分催淚的故事。

《何以为家》:眼泪不是苦难电影的终点,行动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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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歲的小男孩贊恩身形瘦小,蓬頭垢面,他和父母、兄弟姐妹一起生活在黎巴嫩首都貝魯特的貧民窟中。爸爸不允許上學,他只能和妹妹薩哈爾每天工作來幫忙維持家裡拮据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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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恩和妹妹薩哈爾

骯髒的街頭、貪婪的人群、沒有希望的未來令人窒息,連妹妹薩哈爾初潮時需要衛生巾,他都只能靠偷。無能的父母最終決定將薩哈爾送給房東家做媳婦,來抵押上漲的租金。此舉真正激怒了贊恩,他憤然決定離家出走。

舉目無親的他流落街頭,找不到工作養活自己,被好心的埃塞俄比亞女工拉希爾收留。拉希爾像照顧自己的寶寶約納斯一樣照顧著贊恩,讓他度過了一段平靜快樂的時光。但是拉希爾在黎巴嫩沒有合法的身份,一直靠打黑工過活,貧窮的她也買不起黑市上的假身份證。有一天,走投無路的拉希爾外出籌錢時被警方拘留,再也沒有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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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恩與約納斯

贊恩帶著約納斯苦等無果,餓極了只能靠糖泡水騙騙肚子。彈盡糧絕後,再一次對大人失望的贊恩只能帶著約納斯上街討生活。但命運尚未露出它最殘暴的面貌,薩哈爾的死訊讓贊恩終墜地獄。

他從監獄,向電視臺、向法院,提出了自己最痛苦的控訴:父母為什麼要把自己帶到人世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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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恩在原生家庭的遭遇、流浪至拉希爾家的經歷以及他被捕入獄後的生活,形成工整的三幕,讓觀眾在一個接一個跟蹤式長鏡頭的帶領下,進入贊恩生活中的無窮困境。贊恩和拉希爾的庭審片段交叉其中,形成幕間分割,並以“控訴”這一關鍵事件作為支撐整個故事的龍骨。拉巴基雖沒有放棄民族特色器樂配樂,但大量近乎道格瑪95的鏡頭,剝離一切修飾和濾鏡,向“記錄”和“真實”無限靠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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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是真實的。《何以為家》大量啟用非專業演員,飾演男主角贊恩的小男孩贊恩·拉菲亞、飾演他妹妹薩哈爾的埃贊都是來自敘利亞的難民,埃贊甚至在拍攝過程中一度被拘留。出演約納斯的幼兒班科爾只有一歲,在影片拍攝完成後就被驅逐至肯尼亞。

小演員贊恩在戛納的新聞發佈會上說,“演戲很簡單”。戛納的影評人盛讚贊恩,都說他應當打破柳樂優彌的記錄,成為影史上最年輕的戛納影帝。事實上他在本片中的表演很難稱得上是表演。在導演拉巴基根據環境安排劇情、根據情節發展順序拍攝的工作方式引導下,連真實名字都沒有換的贊恩在鏡頭前展現幾乎是孩童的本能反應,如同一個孤立無援的小獸在叢林中拼命搏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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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節是真實的。兒童在黎巴嫩的街頭販賣小商品、極度疲倦時還得跟著父母繼續乞討的景象都是拉巴基親眼所見。最初創作劇本時候,拉巴基去收容所、拘留中心、少年犯監獄以及貧窮的社區做了大量的訪談和調查。電影中的贊恩沒有身份登記、不知道自己的生日、靠喝糖水度日、從未得到過愛……一切苦難皆非虛構——現實的嚴酷可以輕易打敗作家的想象力。

正是這種過於慘烈的真實質感,給人以極大的情緒衝擊。別說普通觀眾,戛納首映時,最嚴苛的影評人也為本片溼潤了眼眶。但他們擦乾了眼淚,依然拿起筆抗議《何以為家》是一部典型的“電影節電影”:用苦難和孩童拼貼成觀眾最無力抵抗的“poverty porn”,輔以“偽記錄”的拍攝手法,充分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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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難電影,尤其是目光向歐洲以東望去,確實可以把握出一種類型。飢餓、生育、失業、流浪等都是常見主題,以主角的性格和命運與骯髒的社會環境發生碰撞為主線,將苦難作為一種景觀呈現在大銀幕上。從創作的角度來講,這類影片確實有臉譜化趨勢。每年的國際影展上都能抓一把,不管技藝夠不夠,先靠題材贏在起跑線上。

究竟是類型片還是言之有物的社會學切片,根本區別在於是否真正關心人的境況;命題作文還是上下求索,關鍵在於是否提出了一針見血的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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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生皆苦,但罪在人禍。對於父母胡亂生育、生而不育的詰問再用力,也只是停留在表層。新移民每況愈下的生存狀態更非一日之寒。在拉巴基的樣本中,瘦弱的贊恩與其說起訴父母,不如說在起訴整個世界:如果沒有能力撫養,就不應當生育;在苦難的土地上,無論大人小孩,生存即是罪罰;而這一切苦難的根源,並不在於地獄中人。

這並非對贊恩偷竊、傷人等行為的無罪辯護,而是探討社會現狀——如果尚存在一個可以運轉的社會,應當循著症狀,尋找終極的病因。這也是拉巴基做的:人間慘劇一幕幕,最該搬到歐洲的國際舞臺上。銀幕內外的贊恩所經歷的戰亂、貧窮、離散,是中東的大問題,亦是所有人的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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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否得到了阿拉伯世界內部的認可,拉巴基已經是具有提出大問題資格的人。曾經憑藉探討阿拉伯世界中女性禁忌的《焦糖》一戰成名、攜另類反戰電影《吾等何處去》闖入戛納“一種關注”單元的娜丁·拉巴基,今夏更一躍成為了戛納電影節“一種關注”單元的評審團主席。這位自編自導自演的黎巴嫩女導演,已經是法哈蒂、帕納西之外,歐洲電影世界中最具代表性的阿拉伯面孔之一。反類型的是,她無意代表誰。其作家的筆觸,女性的視角,對家鄉中東題材的密切關注,對影像真實性的詰問,正是她作者風格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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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工作照

電影本該無所謂歸類的。鑽研的人多了便有了類型片,便有了分類帶來的傲慢與偏見,便有了更多對於標籤的警惕。更何況,對於苦難創作的詰難再鏗鏘,相較於和苦難鬥爭來說,都是懦夫之舉。畢竟眼淚並不是苦難電影的終點,行動才是。

《何以為家》這部電影的原名,是“Capharnaüm”,代表聖經新約中記載的一處位於中東的村莊廢墟迦百農,其法語詞源意為“混亂”。

家園淪為廢墟,尚可在斷壁殘垣之上重建;但是人心上的廢墟,卻難有復原之日。廢墟無法成為聖地,只是亂世永遠的傷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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