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晚明傑出的上海籍書畫大家，董其昌（1555－1636）不僅是當時的畫壇領袖，更是啟迪後世無數書畫家的一代宗師。在創作上，董其昌以古為師，以古為法，融會貫通各家之長。在理論上，董其昌更是洞察畫壇時弊，及時明智地提出劃分南北宗的畫學審美觀，並從實踐加以充分印證，創中國文人畫理論史上又一高峰。而董其昌於後世之影響，更是延續清初、晚清乃至近代三百餘年，其摯友陳繼儒評價其為“獅子一滴乳，散為諸名家”，清初正統派大家王鑑更是稱其作品為“丹青寶筏”，喻指董其昌對後世畫壇之引領。
2018年歲末，在經過幾代學者的思考研究與幾年時間的精心籌備後，上海博物館以本館館藏為主，並向北京故宮博物院、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等海內外15家重要收藏機構商借藏品，使散落各地的“董其昌們”得以重返故里，為觀眾帶來一場全景式呈現董其昌藝術人生的研究型大展——“丹青寶筏：董其昌書畫藝術大展”。此次展覽作為中國大陸舉辦的首次董其昌書畫大展，承載了無數觀眾的期望與等待，一經開幕便立即吸引大量觀眾前來參觀。
弘博網也有幸採訪到此次展覽的策展人、上海博物館書畫部主任凌利中先生，向博物館同行介紹此次展覽背後的思考、研究與實踐。
認識真正的董其昌
凌利中表示，回顧近現代百年美術史歷程，無論是書畫鑑賞、畫史撰寫，抑或實踐創作，董其昌是文人畫史上無論如何繞不開的人物。他的書畫作品與理論都極具啟發與創造性，對於後世書畫創作及藝術史研究有著提綱挈領的意義。自元代以來，唯有趙孟頫可與董其昌相提並論，可謂 “畫史兩文敏”。如此地位，畫史並不多見。現代學者通過對董其昌的深入研究，更是將其意義提升至“看不懂董其昌，說明還未真正理解中國書畫”“董其昌是中國書畫的標尺”之高度。
董其昌如此重要，但其專題展覽在中國大陸博物館中卻始終是一片空白，這與大陸學者對其的深入研究現狀反差巨大。對此緣由，凌利中表示其主因或可概為“較難把握”。由於董其昌的特殊地位，使其影響波及甚為廣泛。隨之發生的，便是其書畫贗品之空前氾濫，也使董其昌作品的真偽辨析成為古書畫鑑定中一個繞不開的重點和難點。即使在博物館展覽中，也往往真贗相雜，量不在少。“辨偽識真是撰寫畫史的前提，真偽不辨不僅妨礙理解董其昌的藝術精髓，更影響由之貫穿的文人畫史的研究。”凌利中說道。
為了讓觀眾真正認識董其昌、真正理解中國書畫，上海博物館此次“丹青寶筏——董其昌書畫藝術大展”匯聚了海內外15家重要收藏機構的154件相關書畫精品，凝聚了幾代學者的潛心研究，旨在較好地呈現藝術性、經典性與學術性的統一。
展廳
“我們要展示董其昌的藝術成就，不僅展示其本人的代表作精品，也要追溯其藝術來源，呈現其藝術影響。”凌利中說道。因此，在展覽第一單元“以古為師-董其昌和他的時代”中，凌利中從他所梳理的近300幅董其昌鑑藏曆代法書名畫中，精選了20餘幅對董其昌畫學理論、創作探索產生巨大影響的晉唐宋元等大家名跡，如王羲之、顏真卿、董源、黃公望、仇英及戴進等。同時還展出了對董其昌藝術、人生與畫學思想具有深遠影響的前輩墨跡，旨在探討董其昌置身的“時代土壤”，梳理其於書畫理論、創作實踐兩方面的師承脈絡與藝術淵源。
東晉 王羲之 《寒切帖》卷 天津博物館藏 圖片來源：上海博物館
元 黃公望 《富春山居圖》卷(《剩山圖》) 浙江省博物館藏 圖片來源：上海博物館
第二單元“宇宙在手-董其昌的藝術成就和超越”作為展覽的核心，則涵蓋了董其昌四十八年藝術生涯中各個時期的代表作，如早期的《燕吳八景圖》冊，中期的《晝錦堂書畫合》卷，盛期的《秋興八景圖》冊、《棲霞寺詩意圖》軸以及晚期的《關山雪霽圖》，希望通過經得起推敲的作品，讓觀眾認識“什麼是真正的董其昌”。
明 董其昌《棲霞寺詩意圖》軸 上海博物館藏 圖片來源：上海博物館
第三單元“一代宗師-董其昌的藝術影響和作品辨偽”則展示了受董其昌影響的主要畫派、畫家之作，如八大山人、王原祁等，並關注與董其昌書畫代筆、作偽相關的藝術家。同時，本展覽不迴避對某些傳世名品真偽公案之呈現，以推動學術研究的深入，為觀眾提供一個開放的討論平臺。
清 朱耷 《山水花鳥圖冊》部分 上海博物館藏 圖片來源：上海博物館
對於“眾多大家名跡壓過展覽主角”的質疑，凌利中表示，董其昌的藝術生涯風格多變，在於其對前人精華的不斷汲取與領悟，並將其內化為自身創作思維及手法，最終呈現在作品之上。因此，名家精品的加入旨在幫助觀眾更好地理解董其昌，讓觀眾瞭解，董其昌作為一代宗師，並非天生的，而是通過不斷積累才達到如此高度。
展示學術研究成果
作為研究型大展，此次展覽不僅第一次全面梳理了董其昌的藝術人生，更向觀眾展示了學術研究中的發現與成果。
1.《江南春圖卷》的發現
對於展覽第一單元展示的宋代畫僧惠崇（傳）的《江南春圖卷》（現藏於故宮博物院，原名《溪山春曉圖》），凌利中介紹，此卷本為傳頌千載的畫史劇跡，然而自明清以後，因定名、時代及作者歸屬等爭議，致後人無法確知曾為董其昌等所稱道的、並從中汲取養分的《江南春圖卷》究為何物。在經過層層考證後，現已確定此卷實為現藏故宮博物院，現定名為南宋無款的《溪山春曉圖卷》。因此，《江南春圖卷》作為最新學術發現，被展示於展覽之中，向觀眾傳遞“董其昌眼中的惠崇”，以及董其昌對南宗的學習與繼承。
宋 惠崇（傳） 《江南春圖卷》局部（北京故宮博物院藏，目前定名為南宋無款《溪山春曉圖卷》） 圖片來源
2.“南北宗論”的形成
“南北宗論”作為董其昌畫學思想的核心理論，學界對於其首倡者始終未有定論。對此，凌利中通過對大量史料的梳理，認為“南北宗論”這一繼往開來的理論並非一人獨創，而是凝聚了包括董其昌之前數代理論家艱辛探索的智慧。因而，此次展覽在關於“南北宗論”的討論部分特別展示了詹景鳳與莫是龍的作品。對此，凌利中解釋道，“南北宗論”這一極具開創性的理論，其總結者必定是眼光卓絕、飽覽古代法書名畫，且主動進行理論思考之士。而這一時代，文徵明之後、董其昌之前，具此影響力者，便屬詹景鳳與莫是龍。
其中，詹景鳳更是早在萬曆二十二年（1594）對元饒自然《山水家法》的題跋中，便提出“山水有二派：一為逸家，一為作家”的理論，在框架梳理上幾乎與“南北宗論”相同。為此，展覽在詹景鳳的《舟出巫峽圖軸》旁展出了書有董其昌題跋的丁雲鵬作品《雲山圖》。而丁雲鵬作為董其昌好友，同樣也是詹景鳳的入室弟子。凌利中表示，這樣的有意為之，旨在展示董其昌與詹景鳳在理論創作上千絲萬縷的聯繫，讓觀眾去思考“南北宗論”這一理論的形成。
詹景鳳《舟出巫峽圖軸》與丁雲鵬《雲山圖》並置展示圖片來源：中國美術報
3.直面真偽爭議
不同於以往的董其昌展覽，此次展覽並未迴避董其昌作品的真偽辨析，而是將庫房中的文物比對、鑑定步驟第一次搬入展廳之中，以向觀眾展示學術研究中的經典案例。長期以來，《明董其昌（改定宋珏）各體古詩十九首卷》（現藏上海博物館，以下稱為“上博本”）被認為是董其昌五十六歲時所書，與日本所藏《仿各家書古詩十九首》冊相似。凌利中在對比研究中發現，“上博本”在書跡上與董其昌書風相去甚遠，並非董其昌真跡。之後，通過對著錄、題跋、款印的研究以及書跡比對，“上博本”應為明代書畫家宋珏於1610至1632年間臨摹，曾經鄭簠、周亮工鑑藏，被人割去宋珏款冒充董其昌作品。而展覽也將這一經典案例搬入展覽，並特別安排了“辨析三部曲”，並通過說明牌、觸摸屏、策展人解讀等方式，讓觀眾在辨析、尋真中不僅“看到”了展品面貌，更“知道”了展品的內涵，不僅“知道”了研究的結論，更“明白”了獲得結論的方法和過程。
兩本《各體古詩十九首》孰真孰偽？圖片來源：上海博物館
“上博本”周亮工題跋辨偽
“上博本”應為明代書畫家宋珏臨摹
對此，凌利中表示：“以往博物館對於真偽不定的作品，只是簡單地在說明牌上標註存疑，往往缺乏解釋，造成普通觀眾在理解上的困難。在此次展覽中，我們則希望將一些成熟的案例展示給觀眾，並以高清大屏進行輔助，允許觀眾通過自己的眼睛去觀察，從細節之處瞭解董其昌的作品，喚起觀眾對於藝術本身的欣賞。”
兩本《各體古詩十九首》高清比對
除了對經典案例進行比較展示外，此次展覽也並未迴避對 “雙包”名品的爭議。如上海博物館與故宮博物院分藏的《佘山遊境圖》等“雙包”名品便同時出現，激發觀眾深入探究的興趣，自行去感悟藝術的魅力，為觀眾提供一個開放的討論平臺。
展廳中的“雙包”名品
發現展覽背後的董其昌
在此次展覽中，除了被觀眾所圍繞的書畫精品，“董其昌數字人文”大屏也頗受觀眾的青睞。據上海博物館信息中心主任劉健， “董其昌數字人文”依託上海博物館豐富的藏品資源以及紮實的研究基礎，從“大事記”、“行跡”、“交遊”及“作品”等角度展示了與董其昌相關的時間、地點、人物、事件，讓觀眾可以清楚地知道董其昌生平，活動地區、遊歷軌跡、師友子侄學生關係網等信息。
其中， “大事記”部分以董其昌個人大事年表為基礎，展示了同時期社會以及藝術界大事件，並將所有能收集到的、有紀年的董其昌作品放在數據庫中，通過算法繪出其創作曲線，為觀眾顯示董其昌創作的高峰期和低谷期，以此對比其個人經歷及社會環境對其創作產生的影響。除了董其昌個人生平及明代社會事件之外，“大事記”還引入同時期世界及世界藝術界所發生的大事件，以讓觀眾思考東西方藝術的不同發展是否與他們的社會環境有所聯繫。
“董其昌數字人文”-大事記
“交遊”部分則展示了董其昌的交往關係，比如家族關係、藝術關係（鑑藏與書畫）以及官場關係，並通過地圖展示了其朋友的分佈地域，其中更是特別強調董其昌與其摯友陳繼儒的交往。
“董其昌數字人文”-交遊（不同顏色代表不同關係）
“書畫船”這一部分則展示了董其昌三條重要的遊歷路線以及所到之處的書畫創作，不僅讓觀眾瞭解此次展覽所展出的作品背景，更可以瞭解中國文人的創作活動。
“董其昌數字人文”-書畫船
“作品”部分則通過館藏董其昌圖片數據，讓觀眾對其作品的局部細節有了清晰的認識，對於認識董其昌筆墨特色、風格演變，以及辨別其作品真偽都有著重要的學術價值。
對於此次展覽，“董其昌數字人文”還特別增添了“雙包案”對比以及董其昌鑑藏部分，作為展覽的輔助方式，將更多學術研究成果展示給觀眾。其中，“雙包案”部分更是展示了“雙包”作品的高清大圖，比如分藏於上海博物館與臺北故宮博物院的兩本《煙江疊嶂圖》，給予現場觀眾同時觀摩的機會，得以觀察其二者在局部細節的細微差別，並與董其昌其他真跡高清大圖的筆墨特色進行對比，讓觀眾用眼睛去判斷，發現真正的董其昌。
“董其昌數字人文”-雙包案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煙江疊嶂》局部（左）上海博物館藏《煙江疊嶂》局部（右）
結語：
長期以來，由於董其昌作品真偽界限甚為模糊，學界對其真偽問題始終缺乏實質性推進，探討空間巨大。此次展覽直面真偽爭議，其目的並非製造爭議，而是為觀眾提供一個渠道去了解、思考、討論這一爭議，以從對爭議的探討中認識真正的董其昌，這對於欣賞、學習董其昌的作品與理論有著重要的意義。而上海博物館在此次展覽中面對爭議問題所展現的開放姿態，也正是來源於其本身紮實的研究基礎與推進研究的堅定決心。正如凌利中所說：“我希望這將不僅是中國大陸舉辦的首次董其昌書畫藝術大展，我們要完成的是在美術史上留名的學術展覽。”
整理自採訪錄音
頭圖：行走的海風
文中未標註圖片均來自現場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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