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九鼎，相傳為大禹所鑄，在中國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象徵著王權和國家的統一昌盛。然而圍繞著九鼎的一切卻猶如霧裡看花一般，叫人總看不真切，以至於後世子孫弄不清九鼎究竟是一隻還是九隻，其上刻的是什麼圖案，下落如何。甚至連九鼎是否真實存在在史學界都一度存疑，這不得不說是件非常遺憾的事。

九鼎

本人才疏學淺，自然也無法真正揭開九鼎謎團，本文只是在現有文獻和證據的基礎上跟大家一起探討一下九鼎諸多謎團中的一個小枝節—九鼎究竟為何人所鑄？敬請斧正！

一、“禹鑄九鼎”之說的源頭

①先秦典籍並無“禹鑄九鼎”的記載。

讓我們先來梳理一下先秦典籍中有關“九鼎”的記載：

“九鼎”一詞最早見於《逸周書·克殷》篇，《逸周書》雖然成書於戰國，但《克殷》篇一般認為是後人根據西周初期史料整理而成，可信度較高，朱右曾嘗謂之“非親見者不能”，這表明至少周初之時便有九鼎流傳於世。隨後《左傳》最早把九鼎和夏朝聯繫在一起，而《墨子·耕柱》則進一步認為鑄九鼎者為夏啟。

然而遍查先秦典籍，其內並無“禹鑄九鼎”的記載，那麼後世廣為流傳的“禹鑄九鼎”之說究竟起源於何處呢？

答案應該是《史記》!《史記·封禪書》中記載“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這應該是“禹鑄九鼎”的最早記載，後世的相關說法基本皆來源於此。

②司馬遷對《左傳》的“有意”誤讀

然而司馬遷究竟依據什麼把鑄九鼎的功績歸功於夏禹呢？目前已不可考。本人推斷：“禹鑄九鼎”很可能是司馬遷的“原創”，用於抬高夏禹的形象。

其實這也不難理解，司馬遷處於儒學大盛的時代，自小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而儒家主張實行仁政、提倡任人唯賢，對實施禪讓制的上古君主堯、舜、禹非常推崇，認為他們是理想君主的典範。司馬遷在編撰《史記》時也深受儒家的這種思想的影響，自然而然的更多采用抬高和神話大禹的資料：《史記》中《夏本紀》約4100字，其中3400字與夏禹有關，而且基本為敘述夏禹的功績，如治水、開九州、接受禪讓等，極盡讚美之情。由此可見司馬遷對夏禹的推崇備至。

既然司馬遷推崇實施禪讓制的堯舜禹，認為其為有德之君，自然對破壞禪讓制的夏啟不會有什麼好感，也不會認為夏啟是有德之君。故此，司馬遷很可能認為《左傳·宣公三年》中記載的“昔夏之方有德也”指的是夏禹時期，從而將鑄九鼎的功績歸功於夏禹。因此“禹鑄九鼎”應該是司馬遷對《左傳》的“有意”誤讀。

司馬遷對《左傳》的誤讀

二、近現代疑古派對“禹鑄九鼎”的質疑

自司馬遷首提“禹鑄九鼎”之說，後世大多將其當作信史看待，直到清末，方有崔述開始懷疑九鼎並非禹鑄，其言“九鼎之鑄，世皆以為禹事。然《傳》（即《左傳》）既不稱禹，而禹在位不久，恐亦未暇及此，或啟或少康未可知也”。

近現代時，隨著外敵入侵和中國的衰落，疑古思潮興起，相當多的中國文人言必稱希臘，對中華文明產生強烈的疏遠和否定情緒，並由此而形成了以胡適、顧頡剛、錢玄同為首的疑古派，他們全面懷疑商周之前的歷史，將之統統稱為“神話”，“禹鑄九鼎”自然也逃脫不了被否定的命運。

胡適、顧頡剛

其中顧頡剛認為九鼎雖然真實存在，但應該並非夏禹所鑄，而是成王建立東都時鑄造的用於安撫王室的大宗器。其主要理由有三：

1）“禹說”起於西周中葉；

2）《左傳》中的“貢金九牧”不可靠，因為九州之說起於戰國；

3）考古未發現夏代彝器，夏朝應尚未進入銅器時代。

而胡適之則更為激進，直接提出了“東周以上無古史”的謬論，“禹鑄九鼎”在胡先生眼中自然也就成了神話傳說了。

疑古派的這種對歷史文獻持一味懷疑的態度雖然有一定的時代背景，但也給史學界造成了相當程度的混亂。胡適之的激進言論自不必再提，隨著史料的日益豐富以及考古研究的發現，顧頡剛的幾條理由現在看來也站不住腳。

1）顧頡剛認為“禹說”的最早記載為《商頌·長髮》中的“禹敷下土方”，但事實上，《商誓》中的“登禹之績”才是最早提及大禹的文獻，此為周初作品。另外近年發現的西周中期銅器，記載了禹受天命平治水土的事，這表明在此之前的很長時間，大禹治水的事蹟應當就廣為傳頌了。因此“禹說”起於西周中葉的說法顯然是錯誤的。

2）“牧”在甲骨文卜辭中已經出現，如“在易牧”等，其含義為效忠於商王的部落。而夏人尚“九”，故此《左傳》中的“九牧”應該泛指效忠於夏朝的部落，並非指的九州。因此以“九州之說起於戰國”而否定《左傳》中的“貢金九牧”也不合適。

3）至於夏朝尚未進入銅器時代的言論則無需再進行反駁，因為發掘出的二里頭文化遺址不僅有青銅器，還有大規模的青銅冶鑄作坊，事實勝於雄辯。當然這些夏代遺址的出土是顧頡剛所無法預見的。

三、九鼎究竟為何人所鑄？

二里頭夏代文化遺址的發現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它表明在文獻中記載的夏朝時期，中原地區確實已經進入了青銅時代，也充分說明了先秦典籍中有關夏代的記述具有相當的可信度。對夏朝能否製造青銅器的懷疑可以休矣，認為先秦典籍中有關上古歷史的記載是“神話”的偏見也可休矣。

二里頭遺址青銅器

根據先秦典籍以及二里頭遺址，本人認為九鼎是夏朝時鑄造的可信度還是比較高的。當然，先秦典籍中並沒有“九鼎”是大禹所鑄的記載，而且上文已經分析，司馬遷的“禹鑄九鼎”之說可能是其對《左傳》記載的“有意”誤讀，因此九鼎究竟是禹鑄還是啟鑄還存在一定的疑問。下面我們就來分析一下這個問題。

①九鼎鑄造地“昆吾”和“荊山”的關聯。

首先讓我們看一下九鼎的鑄造地，目前對於九鼎的鑄造地主要有兩種說法，一種是“昆吾”，來源於《墨子》（見上文），另一種則是“荊山”，來源於《帝王世紀》的“禹鑄鼎於荊山”。先說一下結論，本人認為昆吾和荊山實際上指的同一個地方。

很多人認為此處的“昆吾”指的是現在的河南濮陽境內，本人卻不這麼看，其實此處的“昆吾”應該指的是夏初時“昆吾氏”所在之地。昆吾氏是上古時期一個非常重要的部落，與夏朝關係非常密切，而且擅長於冶金。因此很有可能是夏王派昆吾氏負責九鼎的鑄造任務。

那麼夏初時昆吾氏在什麼地方呢？答案是就在渭南周邊，與荊山（陝西富平縣境內）非常接近。

根據史料記載可知，昆吾是陸終氏娶鬼方之女所生長子，而在夏朝之前，鬼方生活在關中附近或其西部，因此昆吾氏的最初的活動範圍也應在關中附近，漢時關中地區有昆吾山和昆吾亭即為明證。而根據《山海經》中對昆吾的描述可知，昆吾氏周邊應水草豐盛、且多崇山。這樣的地區只能在渭河附近多山地區。

綜合考慮，昆吾氏處於渭南周邊的可能性非常大，而荊山則為其採銅冶金之地。

昆吾氏和荊山的位置關係

②九鼎的鑄造者應為夏啟時的昆吾氏

既然確定了九鼎的鑄造地，那麼我們再看一下夏禹和夏啟時期的夏都所在。夏禹時的都城為一般認為是禹都陽城（河南），距離荊山非常遠，根本無法把控昆吾氏，很難理解夏禹會在荊山附近鑄造九鼎。

而夏啟則不然，其曾將都城遷至安邑（今山西夏縣西），這就距離荊山很近了。估計也就是在此時，昆吾氏才真正與夏朝建立非常密切的盟友關係，而夏啟也將鑄九鼎的重任交給了善於冶金的昆吾氏。

後來夏朝將都城遷至斟鄩，作為掌握冶金技術的最重要的盟友，顯然夏朝不會讓昆吾氏遠離自己的統治，因此昆吾族也跟隨遷徙到附近地區（即濮陽）。

現在可以下一個較為明確的推斷了：九鼎應為夏啟時期由昆吾氏在荊山附近所鑄。不知諸位朋友以為然否？

四、結語

中華上下五千年，創造了璀璨的東方文明，但這幾千年的歷史同樣也充滿著諸多的戰亂和劫難，這其中尤以秦始皇焚書坑儒和項羽焚燒咸陽的大火，對先秦典籍的破壞為最。眾多上古真相由此淹沒在滔滔的歷史長河之中，而九鼎之謎不過是其中的一個。這是非常令人痛惜的一件事。有些歷史的真相隨著考古的進行可能會逐漸呈現在世人眼中，但更多的真相可能也就永遠的沉寂於歷史的長河中。

焚書坑儒和火燒咸陽

參考文獻：《神話與歷史：大禹傳說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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