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風雨兼程，一百年滄桑鉅變。今天，“五四”的吶喊仍然響徹國人心中，本刊近兩日已刊發“五四”先驅李大釗、沈尹默後代懷思專版和當代學人對“五四”的重新認識，今日再推出本報組織的人文尋訪活動，帶領讀者重走《新青年》編輯部、北大紅樓等歷史地標。
“五四精神”世代相承，指引著成千上萬的中國青年向善向上。
5月2日
傳承
“五四”先驅李大釗、沈尹默後代專訪，講述那一代知識分子的家國情懷
5月3日
解讀
新一代學人馬勇、唐小兵深度剖析現代中國啟蒙運動的來龍去脈、歷史意義
5月4日
尋訪
北京檔案館知名衚衕專家王蘭順帶領讀者和學生，重走《新青年》編輯部、北大紅樓等“五四”地標（見10、11、12版）
4月27日一早，從地鐵建國門站A口出來後，沿著曲折的貢院二條、貢院東街一路前行，再依照指示牌拐入北總布衚衕，走到東西向的前趙家樓衚衕與後趙家樓衚衕之間，一座粉色的五層建築出現在眼前。
建築的外觀看起來有些年頭了，門前還有一道拱形的白色牌樓，右側的牆壁上鑲嵌著一幅學生群像的浮雕，一塊紅色的標誌牌上書寫著：五四運動火燒趙家樓遺址。這就是“青睞”尋訪成員當天探訪的第一站——趙家樓飯店。
9點不到，30名尋訪成員已早早圍在了北京檔案館專家王蘭順老師的身邊，聽他娓娓道來100年前發生在這裡的風雲往事。
此時有人提議“大家往曹汝霖家裡去”
王蘭順老師介紹說，別看這條北總布衚衕不長，但可圈可點的地方卻很多。除了震驚中外的“火燒趙家樓”遺址，梁思成、林徽因的故居就在趙家樓對面，衚衕口還有一處很大的老宅，1918年洛克菲勒基金會決定修建協和醫院的時候，洛克菲勒本人就住在這座宅子裡，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前才搬走。日本人投降以後，宅子又成為第十一戰區司令長官孫連仲的住所。
而趙家樓的歷史則可以追溯到明朝。明隆慶年間，文淵閣大學士趙貞吉在此地修建了宅邸，因後花園假山上的亭子遠遠看去像一座樓，“趙家樓”這個名字就流傳開來了。不過趙家樓何時成為曹汝霖的宅邸，至今沒有準確的資料顯示。
1919年5月初，巴黎和會的消息傳入國內，人們得知中國要求取消二十一條賣國條約的提案被完全忽視，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而北洋政府竟然妥協退讓，準備在和約上簽字，舉國譁然。青年學生們群情激憤，決意以實際行動抗議北洋政府的賣國行為，北大校長蔡元培更是在5月2日發表講話，號召學生奮起救國。
5月4日當天，13所大專院校的學生共3000多人聚集到天安門前，高呼“誓死力爭，還我青島”、“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簽字”、“廢除二十一條”、“外抗強權，內除國賊”。之後遊行隊伍向東交民巷使館區進發，不料遭到軍警的攔截，英美大使也拒絕學生遞交的請願書。
此時有人提議“大家往曹汝霖家裡去”，時任交通總長的曹汝霖曾參與向日本借款，又是“二十一條”談判的當事者，還出任過駐日公使，被視為公認的親日派，於是這個號召立刻得到了響應。憤怒的學生們隨即改道，前往前趙家樓衚衕1號院的曹汝霖府邸。
學生們在客廳和西院裡摔砸物品，有人用報紙澆上汽油點起火來
史料顯示，1919年5月13日，京師地方檢察廳分別對曹汝霖宅的管事張顯亭和燕筱亭進行了問詢，王蘭順老師通過查閱筆錄還原了當時火燒趙家樓的諸多細節。
“實際上學生往這邊走的時候，曹汝霖已經得到消息了。當時的警察總監吳炳湘往曹宅打過電話，說學生遊行時有人高呼要懲辦曹汝霖，提醒他們注意。”
管事燕筱亭在筆錄中說，他們接了電話，就給去總統府的主人又打了電話告知。曹宅內外都安排了巡警，等曹汝霖和時任駐日公使的章宗祥一起從總統府回來後，內左一區的警察署長又登門安撫。
以為“關上門就得了”的曹汝霖低估了學生們的憤怒。下午四點左右的時候，遊行的隊伍到達曹宅大門前，他們先是砸門，見久砸不開就砸碎了門房的玻璃，爬進去打開了大門，後面的學生蜂擁而入。門口的四個巡警見學生進去了也就閃到一邊，並未阻攔。
此時見勢不妙的曹汝霖躲進了浴室，而章宗祥則藏到了地窨子（地窖）裡。學生們在客廳和西院裡摔砸物品，有人用報紙澆上汽油點起火來。西服革履的章宗祥沉不住氣從地窨子裡爬出來，立刻被學生們發現，說那不是曹汝霖麼！圍上去就是一頓暴打。打完以後章宗祥被隨從拉著從東門跑了出去。
章宗祥萬萬沒想到這頓打還沒挨完。曹宅南面有一家油鹽雜貨鋪，6月28日，雜貨鋪掌櫃慶祥向京師地方審判廳推事孫葆璜和書記官周召棠詳細描述了章宗祥第二次被打的經過。
筆錄裡這樣說：“那天有一個三十幾歲身穿汗褂、戴頂洋帽的白胖子扶著一個穿著汗褂身上有血，腦袋上是用白布兜著的人，還有一名保安隊的人，來到我們鋪子裡，說是躲避躲避，不要緊的。我問那個保安隊的人叫什麼名字，他就給我寫了一個字條，我才知道他叫何文貴，是保安隊長。當時我不知道那個一身血的人是章公使，就把那三十幾歲的人和那個一身血的人安排在後面的櫃房裡躲避。後來有學生追過來了，學生頭一次進到櫃房裡去的時候，那個三十幾歲的人拿出一張名片給他們看，他們看後說不是他們要找的人，就退了出去。後來又來了更多的學生，把我們的鋪子都圍上了……接著又有二十多人進去把那個身上有血的人揪到外面去了，那個三十幾歲的人攔不住，我兒子也不敢攔。我見這個人被揪了出去，就把門關上了。接著又看到在我們鋪號的西邊一點，挨著曹宅大門那邊，被揪出去的那個人又在捱打……後來是保安隊攔住了一輛車，才把被打的人拉到醫院去了……”
章宗祥被打得有多慘？王蘭順老師說，當時章宗祥被送到了日本人開的日華同仁醫院，據外科醫生平山遠出具的傷勢診斷書：頭部挫創，全身各部打撲傷兼腦震盪。精神朦朧，應答不明，時發哼聲……但沒有骨折。
如今整個院子在格局形態上發生了根本的變化
火燒趙家樓後，曹汝霖被巡警圍護著從後門逃跑，50多間房被燒了11間，門窗、傢俱、什物悉數搗毀。巡警當場抓捕了32名學生，逐一做了筆錄，但沒有人承認究竟是誰點的火。
由於社會各界對“火燒趙家樓事件”的援助支持，全國又相繼出現學生罷課、工人罷工，眼看整個狀態失去控制，北洋政府被迫免去了三大賣國賊曹汝霖、章宗祥和陸宗輿的職務。陸宗輿同時還被開除了鄉籍。
“曹汝霖、陸宗輿最後還是投靠了日本人，章宗祥被打以後，可能教訓比較深，沒有投靠日本人，後來有人看到他在上海豫園那邊給人抄信為生。”講到這裡，王蘭順老師招呼大家跟隨他進入趙家樓飯店的內部。他遺憾地補充道，如今整個院子在格局形態上發生了根本的變化，與過去完全不一樣了。
日本投降以後，趙家樓的房子被定為敵產收回。解放戰爭時期，國民黨的一個將軍曾住在這裡。1958年，趙家樓飯店正式開業，1999年，趙家樓飯店被定為區級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尋訪成員陸續走進飯店一層的金勺圓餐廳，服務員們正在進行營業前的準備工作，對我們的到來似乎習以為常。餐廳的牆壁上懸掛著關於五四運動的史料介紹，顯示著這家飯店非同一般的過往。
走出趙家樓飯店時，門口聚集著五六名跨在自行車上的外國人，一位金髮的中年女士站在那幅浮雕前正解說著什麼。
100年前的這把火，以不可遏制之勢在全國迅速蔓延開來，照亮了中國現代史幽暗的前夜，它的餘溫即使歷經百年也吸引著愛慕光明的人靠近。
尋訪活動的第二站是位於北池子大街箭桿衚衕的陳獨秀舊居、《新青年》編輯部舊址。據檔案顯示，1942年3月30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學習組的發言上說：陳獨秀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現在還不是我們宣傳陳獨秀歷史的時候，將來我們修中國歷史，要講一講他的功勞。王蘭順老師告訴大家，陳獨秀舊居的院子不大，但影響不小，整個新文化運動的肇始和走向都跟這個小院息息相關。
因為交通管制，預訂的大巴車遲遲沒有趕到，熱情高漲的尋訪成員們決定跟著王蘭順老師步行前往箭桿衚衕，還有人打趣：“咱們也感受一把當年學生遊行的激情！”兩公里的距離著實不近，好在走上金寶街不久，大巴車迎面開來。
100年前陳獨秀在這條窄窄的小巷裡也來來往往不知多少次了吧
在智德前巷口，王蘭順老師先總體介紹了這一地區的歷史概況。智德巷其實原來叫孔德巷，因這裡曾建有一座中法合辦的孔德中學而得名。“文革”時期，人們誤以為這個巷名跟孔子有關，遂改成了智德巷。
更早時期，這一帶是清初英親王阿濟格的住宅，佔地約有40畝地。後來，阿濟格因企圖攝政被削爵下獄，整個王府被收，並在此基礎上修建了光祿寺。當然今天光祿寺已蕩然無存。
尋訪團成員跟隨王蘭順老師沿智德前巷、智德西巷、騎河樓南巷一路穿行，原本安靜狹窄的巷子，因為我們的到來頓生熱鬧。有人感慨，100年前陳獨秀在這條窄窄的小巷裡也來來往往不知多少次了吧。
按照指示牌拐入箭桿衚衕不久，一對並不寬大的紅色如意門出現在眼前，門旁立有一塊書寫“陳獨秀舊居”的石質標牌。走進院門，整個院落不大，南北兩排房一目瞭然，如今已被佈置為展廳，專題展出《新青年》與新文化運動的介紹。
王蘭順老師告訴我們，現在陳獨秀舊居的門牌號是20號，但在他居住時其實是9號。院子的主人是一戶姓孫的人家，他查閱檔案得知，清末宣統時期，孫家就購買了這處房子，說明這是老宅，但房子很普通，面積也不大。此後孫家一直居住於此，直到陳獨秀舊居修復起來，才最後一個搬走。
從5月4日到6月8日，陳獨秀共發表了7篇文章和33篇《隨感錄》
1917年受蔡元培邀請，陳獨秀來到北京大學做文科學長，租住北大紅樓附近的箭桿衚衕9號。此前在上海的《新青年》編輯部也一併遷來，編輯部在南房辦公，家眷在北房起居。
王蘭順老師說，評價“陳獨秀是五四運動總司令”這句話的根據在哪裡？翻開史料就會發現。
1919年5月4日當天，陳獨秀髮表了《兩個和會都無用》的文章，號召人民站起來，不要迷信那些政治家和外交家，自己解決問題。
5月9日，北大校長蔡元培被迫離京，有不少人勸陳獨秀也離開北京，但他表示：“我腦筋慘痛已極，極盼政府早日捉我下獄處死，不欲生存此惡濁的社會。”
5月11日，陳獨秀髮表了《對日外交的根本罪惡》，文章中指出：現在可憐只有一部分的學生團體，稍微發出一點人心還未死盡的一線生機。僅此一線生機，政府還要將它斬盡殺絕，說他們不該干涉政治，把他們送交法庭訊辦。像這樣辦法，是要中國人心死盡，是要國民沒絲毫愛國心，是要無論外國怎樣欺壓我們，政府外交無論怎樣失敗，國民都應當啞口無言。
5月18日，陳獨秀髮表了《為山東問題敬告各方面》，指出：“現在日本侵害了我們的東三省不算事，又要侵害我們的山東，這是我們國民全體的存亡問題，應該發揮民族自衛的精神，無論是學界、政客、商人、勞工、警察、當兵的、做官的、議員、乞丐、新聞記者，都出來反對日本及親日派才是。”
5月26日，陳獨秀又發表了《山東問題與國民覺悟》一文，提出“公理不是能夠自己發揮，是要強力擁護的”。我們“應該抱定兩大宗旨，就是：強力擁護公理，平民征服政府”。在《為山東問題敬告各方面》《山東問題與國民覺悟》兩文中，他大聲疾呼：“呵，現在還是強盜世界，現在還是公理不敵強權時代!”
6月3日，北京數以千計的學生湧向街道，開展大規模的宣傳活動，被軍警逮捕170多人。次日，又逮捕學生800餘人，從而引發了新一輪的大規模抗議活動。
6月8日，陳獨秀撰寫了《研究室與監獄》，他寫道：“世界文明發源地有二：一是科學研究室，一是監獄。我們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這才是人生最高尚優美的生活。”
從5月4日到6月8日，陳獨秀在《新青年》同人創辦的報紙週刊《每週評論》上共發表了7篇文章和33篇《隨感錄》，為學生運動搖旗吶喊，推波助瀾。
社會各界人士紛紛呼籲要求釋放陳獨秀
6月9日，陳獨秀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為了實現宣言中聲明的“惟有直接行動，以圖根本之改造”， 6月11日晚，他效仿學生到前門外新世界遊藝場散發《北京市民宣言》，不料被便衣警察跟蹤逮捕，送交京師警察廳。第二天，警察又對他在箭桿衚衕9號的家進行了搜查，搜出來一些傳單及函件等。
陳獨秀被捕後，北京各報在第一時間進行了報道，引起京師警察廳的震怒。檔案顯示，6月14日，京師警察廳以書面形式向國民公報館發出警告：“一則曰：近日外間發佈之《市民宣言》傳單，政府疑為陳氏所發。再則曰：政府認此次學生風潮發難於北京大學，皆陳君鼓吹新思想所致，故有拘捕之舉。”
陳獨秀被捕的消息傳遍全國之後，社會各界人士紛紛呼籲要求釋放陳獨秀。6月15日，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致函京師警察廳；第二天，北京大學教授劉師培等幾十人聯名呈請警察總監；6月20日，民國大學校長又聯名幾十人遞交呈請；6月25日，安徽同鄉會致信警察總監吳鏡潭；次日，安徽省長致電京師警備司令部、警察總廳……
在幾天的保釋聲浪中，學界共有69人署名，其中有著名的教授，也有普通的中學教員，有新派人物，也有舊派人物。
迫於社會各界的壓力，1919年9月16日，在入獄三個月後，京師警察廳最終釋放了陳獨秀。但他並沒有得到完全的自由，警察總監命令陳獨秀所居住的中一區警察署對陳獨秀實行“豫戒”，由該地巡官隨時視察，按月呈報情況。
得知陳獨秀出獄的消息，北京各大報紙又均以醒目的標題做了報道，北京大學的進步團體還舉行了歡迎會。李大釗以一首《歡迎陳獨秀出獄》的詩，熱情讚揚他堅持真理的鬥爭精神。
由於陳獨秀被捕後《每週評論》就被查封了，出獄後的他將全部精力都放在了《新青年》的編輯上。自1915年9月15 日創刊至1926年7月終刊，《新青年》共出版了9卷54期。
1920年1月，陳獨秀離開了箭桿衚衕9號返回上海，此後他的命運跌宕起伏。而這座小院在近百年時間裡也幾易租客，直到2015年騰退、修繕工作全部完畢，這處新文化運動開始的標誌地才敞開大門，迎接恩惠於那場文明洗禮的後人們。（後續相關報道請關注11、12版）
閱讀更多 北青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