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幕上的特工往往勇敢機智，與敵人鬥志鬥勇，而現實中的他們則多隱匿幕後，事蹟不彰。本文主人公汪維恆，便是其中鮮為人知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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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維恆（1896—1971），原名汪益增，又名汪微痕。192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5年跨黨加入中國國民黨，受命潛伏國民黨軍需界高層二十餘年，歷任西北軍需局局長、南京聯勤總部副司令兼經理署副署長、臺灣聯勤總部副司令兼臺灣供應局局長、上海市財政局局長，為共產黨提供了大量情報和軍需物資。
解放後他歷任上海市直接稅務局副局長、局長，上海市地政局副局長、局長，上海市房地產管理局局長等職，曾當選第一至五屆市人大代表和上海市人委會委員。
汪維恆（攝於1945年11月）
1971年1月30日，農曆正月初四下午三時，我的父親汪維恆在上海市黃浦區中心醫院二樓單一病房闔上了眼睛。
在此之前他已好幾天不能說話了，然而“我要求”三個字他一直喃喃於唇間，堅持到油盡燈枯。堅強的母親站在他床邊自語：“這樣靜靜地走了也好......”凝重的臉上沒有眼淚。
母親董紉蘭一輩子追隨父親出生人死搞革命，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而這一次真的是生死離別。站在一旁的我早已淚溼衣襟。父親臨終前不停唸叨的是恢復他的黨籍.......
受命潛入國民黨軍需界
父親原名汪益增，1896年生於浙江省諸暨縣牌頭鎮汪家村一個破落地主家庭。1917年在諸暨縣漁山小學擔任小學教師。1918年，求學於上海法文翻譯學校。1919年，他投筆從戎，赴北京軍需軍官學校學習。1921年他作為軍需軍官學校第四屆畢業生，被派往在浙江慈溪縣的浙軍，先後任營、團軍需官。
在寧波，父親認識了共產黨人張秋人，兩人談得頗為投機，從此書信來往，父親從張那裡真正開始接觸革命思想。1924年，父親與楊眉山、周天僇、許漢城四人經張秋人介紹，在上海正式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他們是寧波地區最早的4位黨員。1925年，國共第一次合作，組織決定派父親跨黨加入中國國民黨。
1927年1月，中共浙江省委提請國民黨浙江省黨部委任他為浙江台州區黨務特派員，到台州、黃岩、臨海、溫嶺各縣整頓國民黨黨務,改組國民黨縣黨部。這些工作,當時都是半公開的。同時，他帶著更秘密的任務，發展共產黨組織。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之後，國民黨浙江省黨部中的共產黨員和左派分子大都犧牲或逃亡，中共寧波地委調任父親為寧波地委團委書記，後調往故鄉諸暨縣任中共縣委組織部長，以縣城區小學教師作為職業掩護。小學校實際上是地下縣委機關。
國民黨發動“四一二”政變，搜捕共產黨人
1928年5月，諸暨縣委積極準備發動暴動。不料，該校黨員教師邊世民練習使用手槍時不慎誤殺了其妻，從而暴露了準備暴動的計劃。諸暨縣委立即決定：各負責人員迅速撤離、走避。父親遵照縣委書記金城（後任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的指示，去南京利用原軍需軍官學校的關係，打入國民黨軍需界，潛伏下來，等待組織來人聯繫。誰知道這一等就是十幾年，父親為了堅持自己革命到底的決心，改名“維恆”。
那時，白區一片恐怖，地下組織全遭破壞，人員不是被捕被殺，就是走避，始終沒有黨組織來找過他，最後連縣委書記金城自己也逃了出去。由於大革命時期沒有黨證，一旦與組織失去聯繫就無法證明黨員身份。父親的黨籍問題後來成了他一輩子的心病。
與組織重新接上了關係
1928年9月，父親到了南京，找到了過去在第四軍需軍官學校任經理處長、時任國民黨中央軍校經理處長的陳良。陳良一向欣賞我父親的正直，當即安排他在國民黨軍需署經理法規研究所學習，三個月結業後先後被派往中央軍校總部、中央軍校洛陽分校任少校軍需科長，隨國民黨87師參加了淞滬抗日戰役。
由於父親為人清廉，工作出色，聲望逐步上升。當時屬抗日派的胡宗南要陳良推薦一位清廉有為的軍需軍官，陳良就推薦了他。胡對他也極為欣賞，讓他隨同轉戰河南、西安，建立後勤基地。
淞滬會戰中的中國軍隊
潛伏在國民黨軍需界，尋找等待黨組織的同時，父親利用職務之便，在南京、洛陽、商丘等地救助、轉移走避的地下黨員，包括金城、金堅、金劍鳴、金丁永、壽松濤、駱子釧、潘念之、張以明、許漢城、邱培書、陳老太、何競華、鍾子逸、祝子韓、陳葵南、何咀英、馬乃松、華林、周天僇等人。
直至1938年8月，經李克農同志首肯，中共南京諜報機關的史永（原名沙文威，後任全國政協副秘書長），找到父親，問他是否願意為黨做事。父親當即爽快地答應了。自此父親與黨組織重新接上了關係。
但誤會也由此產生：父親以為他等了這麼多年，黨終於來找他了；而史永並不知道父親受命潛伏的歷史。這個歷史誤會一直到解放後史永在北京向金城瞭解情況時才解開。
1942年，在國民黨西北軍需局局長任上的父親和我小叔汪益堃，又重新填寫了入黨申請書，由八路軍紅巖辦事處主任錢之光送交黨組織。可誰曾想到，後因形勢危急，紅巖辦事處匆忙撤退，錢之光不得已而將申請書銷燬。
1943年，蔣介石違反國共合作協議，秘密策劃剿共。7月間，他密令胡宗南部準備襲擊八路軍控制的陝甘寧邊區南部的突出地帶。父親得到消息，見情況危急，便與小叔藉故趕到重慶，與錢之光聯繫。錢之光當即派車將他們秘密接到紅巖嘴，去見周恩來、林彪、伍雲甫，及時彙報西北各省國民黨軍隊的兵力、裝備、佈防和調動以及胡宗南部進行封鎖的情況，之後仍從原路返回。後來蔣介石發現八路軍已經察覺他的企圖，便沒有貿然行動，計劃未能實施，延緩了國共合作的破裂。
操練中的八路軍將士
1946年父親任南京聯勤總部副司令兼經理署副署長時，史永特意從上海調往南京配合他工作。這期間，史永經常來我家。每次他來，父親便將我們子女打發到隔壁房內玩耍。這段時間父親將他所掌握的幾乎所有的重要戰役、國民黨軍隊調動、武器彈藥、軍隊運輸補給等情報，通過史永源源不斷傳至黨中央。
尤其是大別山戰役，蔣介石得知劉伯承大軍已渡過黃河，緊急召集最高級軍事會議，經過激烈爭議最後決定，由非蔣嫡系的白崇禧任總指揮，率二十萬大軍向劉鄧大軍發動總攻擊。負責後勤的父親也參加了這次會議，會後他將蔣軍部隊數量、裝備以及進攻路線、出動日期等全部計劃速報史永轉至黨中央。
陳誠將父親調往臺灣
1948年6月，陳誠將我父親調往臺灣出任臺灣第十補給區少將副司令兼供應局局長，為國民黨軍隊退守臺灣作後勤供應的準備。
陳誠沒有想到，在國民黨軍需界供職已二十年的少將汪維恆竟是中共老黨員。
父親的潛伏生涯一晃已過去二十年。如今曙光在前，突然接到了赴臺任命，父親陷入了深思。他知道，一旦去了臺灣，全家很可能就回不來了，他將繼續潛伏下去；而此時國軍敗退臺灣已是大勢所趨，國軍退守臺灣後的軍事部署、武器配備、後勤基地等軍事動向對解放軍尤為重要。因此，他毅然決然攜我們全家赴臺上任，不計個人得失，為解放事業作出必要的犧牲。
陳誠（左）與蔣經國
在飛往臺北之前，他與史永進行了聯繫，報告了他的決定。史永向中共情報機關彙報後通知他：同意父親赴臺，但一旦接到新的命令，應立即撤離臺灣。同時為了配合他的行動，中共情報機關派遣地下黨員許漢城同往臺北，以印刷廠廠長名義往返臺灣與大陸之間遞送情報。許漢城是位外表極其普通的中年人，與父親同時在上海加入中國共產黨又是浙江諸暨同鄉，他們的往來不會引起人們的注意。
父親先抵臺灣，我們隨後乘“太平”輪赴臺北。臺灣那時沒有高樓大廈，多為日式平房，臺灣多地震，平房相對安全。我們先期住在一棟日式花園平房。打蠟地板，活動拉門，榻榻米臥室，小花園草木青蔥，有棵芭蕉樹，一派南國風光。我頭次住這樣豪華的房子，很激動。
可好景不長，後來在對面新造了一棟分立式日式平房，我們搬出了老房子住進了新房子，父母住一套，子女住一套。相比原先的房子（讓給了一個國民黨上將的遺孀）質量和結構差了很多。我們不明白，老房子寬敞有餘、豪華舒適，為何要另造。實際上這是父親特意安排的。我們的新居環境幽靜，一條隱沒在樹蔭中的小路連接著通向市區的大路，這正是他所看中的。
1948年，汪維恆（前排右二）與家人在臺灣，
前排右一為本文作者
他從事地下工作數十年，子女無人知曉他是中共地下黨員，為避免子女的無心之過可能招來的滅頂之災，他把自己的居所同我們的分了開來。
父親到臺灣後，不時將臺灣的軍事情報——部隊換防、武器配備、美軍顧問團活動情況，通過許漢城送回大陸；另一方面他也在等待密令，等待時機，準備隨時返回大陸。經過二十多年的潛伏生活，他一直期盼新中國的成立，尤其盼望能親自迎接解放，這種心情常人是難以體味到的。
1948年底至1949年初短短几個月間，國民黨軍隊“兵敗如山倒”，解放軍渡長江，克南京，挺進杭州，勢如破竹，對上海形成了包圍圈。父親預感到最後的暴風雨即將來臨，他和家庭將面臨著考驗。每天半夜他都與母親緊張地收聽新華社廣播，瞭解形勢新動向，準備一旦接到密令立即撤離臺灣。我偶然一次因病睡在他們的臥室裡，半夜聽見收音機聲醒來，微抬頭見他們在聽新華社廣播。當時年幼並不知道新華社是什麼電臺，隨後又睡著了。
最後一班返滬的船
1949年春，父親突然接到史永的一封信，信裡有一首盼故友迴歸的詩，意思是：迅速撤離臺灣，返滬迎解放。父親又激動又發愁，激動的是終於等到了盼望已久的通知；愁的是無以為藉口返回大陸。
幸而天無絕人之路，臺灣省供應局因局勢變化宣告解散，父親的上司陳誠也在醫院養病。他乘機打電話向陳誠告別，稱母患病要回大陸探望。陳聽後勸他不要“冒險”，遂又派夫人前來極力勸阻，坦言大陸局勢危急，切勿冒險行事。為了避免引起懷疑，父親將全家留在了臺北，於1949年4月毅然隻身飛回大陸。實際上全家離臺的準備工作早就悄然就緒，一旦接通知將立即撤離，只是我們子女矇在鼓裡。
記得1949年5月初的一天，中午放學後我正在用餐，突然有人將我一抱，塞入一輛早已等候的轎車，家母、家兄、家姐和小弟均已然在內。車風馳電掣般開往基隆港。抵達碼頭時天氣陰沉，風急浪高，海水激起浪花恰似山雨欲來風滿樓。我們迅速登上了最後一班返滬的船，船舷邊除了船員已空無一人，沒有多久船啟動了。
此時忽見一輛轎車飛馳而至，下來兩位夫人——陳誠夫人和我們的鄰居，她們朝船上極力招手，呼喚：“不要走，危險！” 但船漸離漸遠。 偌大的一艘輪船上除了我們幾乎見不到其他乘客。一路海浪洶湧，猶如我們激動的內心。回家了，父親怎樣？大陸怎樣？ 一夜過後風平浪靜。第二天清晨地平線上一輪紅日冉冉升起，映出遠處海面上有艘沉船，駛近後才發現，是我們去臺灣時所乘的“太平”輪。就這樣，我們在千鈞一髮之間，有驚無險地回到了上海。
太平輪舊照
回到上海的當天，我們在郊區蔣經國的花園洋房住了一晚，見到了父親。第二天搬進了霞飛路（今淮海中路）833弄7號的一棟房內。由於形勢緊張，為了安全，父親規定進門敲暗號：先兩下再一下，以防不測。我見他整天忙進忙出不知忙些什麼，人瘦了不少卻很興奮。上海除了郊區有激烈的交火外，市區並沒有發生巷戰。
5月27號上海全部解放。第二天，霞飛路上滿街都是解放軍，一排一排，或蹲或躺在地上休息，秩序井然。不久有人敲門，我忘記了暗號的約定，開了門吃驚地看見兩名解放軍站在門口。他們一前一後，灰綠色軍服雖舊卻乾淨，八角帽上有顆“八一”字樣的五角星，說是要見家父。我當時有點緊張，不知發生了什麼事。前面的軍官佩著盒子槍，但他滿臉的笑容又讓我放下了些心。原來他就是大革命時期曾走避在我們家的地下黨員之一、後來的上海市公安局刑偵處處長馬乃松。
向顧準移交國民黨財政局
父親先期回到上海，陳誠挽留未果便宣佈他為駐滬淞滬區補給區副司令。此時他的老上級陳良已任上海市代市長。陳良見到父親很高興，致電陳誠要留父親在身邊，並推薦他在原職以外再任上海市財政局局長兼銀行董事長。
此時父親已無法與在南京的聯絡員史永取得聯繫。於是他利用職務之便，自行開始了迎接解放的準備工作。召集舊部張興國、林安庭、何其偉、樓翔等人，對財政局所有檔案、倉庫進行盤查、造冊，安全封存日偽檔案；同時阻止大量的資金繼續外流。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
與此同時，他還要應對殘留的國民黨軍政要員。湯恩伯要求撥鉅款修固上海四郊的防禦工事，準備頑抗。父親力勸陳良：“勿做敗局的殉葬人！” 陳良聽取勸告，以財政空虛為名，沒有撥款。谷正綱和方治勸陳良提取上海銀行存款換美金帶走。父親說：“這是谷和方的流亡資本，而你將落個盜取公款的罪名。”陳聽後當即撕掉取款手令。
特務頭子毛森和陶一珊脅迫陳良將上海市府各局的檔案、賬冊全部燒燬。父親曉以大義：“這種行為會引起全體市民的恐慌，不利戰爭有害人民。” 陳良聽後反而下令市政府各單位“必須保全財物賬冊，不得銷燬”，並限時造冊備查。其中尤為重要的是一套《徵收房捐依據圖》。它標出了上海市區每條街、巷，每棟房屋面積、結構的詳細圖表。其數量之龐大，若被毀壞，數百名測繪員花幾年時間也難以重新制作。由於它關係到上海未來的市政建設，所以父親派專人嚴加保管，日夜守護，為穩定上海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陳良不僅是父親的老上司而且是老朋友，關係非同一般，對父親幾乎是言聽計從，所以父親一直在策反陳良。他說，陳良大革命時期也曾加入過共產黨，經勸說陳雖已動心，但由於擔心後果最終還是離開了。
市民們夾道歡迎解放軍入城
1949年5月27日，父親以“投誠”形式率員在財政局向軍管會代表顧準、謝祝柯和朱如言交接。交接時我父親要求與顧準單獨談談。他們走進局長辦公室關上門，當父親告訴顧準，他是1924年入黨的中共地下黨員時，顧準當場驚呆了。看著眼前這位五十多歲的國民黨少將，竟然黨齡比自己還長十幾年。
顧準緩緩拿起話筒，撥通了副市長潘漢年的電話。經過確認並聆聽了指示，顧準錯愕的臉方鬆弛下來。掛上電話，顧準緊緊握住父親的手，激動地說“太好了！太好了！”走出辦公室後，交接儀式仍按原計劃進行，在眾目睽睽之下上演了國民黨財政局長向解放軍軍代表顧準交接的一出好戲。隨後顧準派專車送父親去見潘漢年。父親將他從臺灣帶回的軍事情報以及美軍顧問團活動情報等，親自呈交給了潘漢年同志。
一生與錢和權打交道的反腐者
父親是個注重儀表卻不追求時髦的人。他的個子不高，1米70左右，平頭，粗眉大眼，站立挺直，不苟言笑，不怒自威，與其長年在軍隊工作有關。他不抽菸不飲酒而且禁止子女抽菸飲酒。
他一直諄諄教導我們為人要正直，生活要簡譜，勿搞特殊化。我家孩子較多，父母膝下共有六個孩子（我排行第四），1942年小叔汪益堃空難去世，父親又撫養了他留下的五個孩子。家裡養了兩頭奶羊，早晨喝杯羊奶算是唯一奢侈的營養品了。為了教育子女飲水思源勿忘奶羊帶給我們的健康，父親給二哥起名“伯羊”，給我起名 “小羊”，並與母羊合影留念。因公請客一律安排在局內，從不帶家眷參加，也不帶食物回家。
解放前父親歷任國民黨的軍需局長、聯勤司令、供應局長、財政局長；解放後歷任稅務局長、地政局長及房地產管理局局長，一生與錢和權打交道，卻從不為己謀私利。
八年抗戰勝利後，國民黨軍政界一些高官自詡抗戰有功，居功自傲，借權謀利，貪汙之風逐漸盛行。家父當時已是國民黨軍需界的重要人物，以他的為人決難容忍，在反貪腐鬥爭中他得罪了不少國民黨高官，因此兩度遭到撤職，幾近入獄。
1945年父親接到線報，國民黨34集團軍某師虛報軍餉。他得知後立即下令查扣。實是胡宗南部隊一師師長挪用軍餉做生意，自制劣質軍鞋濫竽充數。時任一師連長的蔣緯國與師長沆瀣一氣，利用其特殊身份，密報蔣介石，反誣家父扣壓、貪汙軍餉，發給士兵的軍鞋質量很差。蔣介石輕信其言，不問青紅皂白立即批令，撤職查辦家父，但遭到何應欽堅決反對。何應欽是蔣介石的嫡系大將，他認為應先搞清來龍去脈再下定論。不得已，蔣介石怒召家父以及一師師長和軍需主任。面對不明底細的蔣介石，家父據實彙報了事件經過，並將34集團軍賬冊全部呈上。經軍政部一一審核，證明絲毫不差。蔣介石無奈地取消了對家父的撤查令，復將一師師長查處。
自此，父親在國民黨軍需界更是名聲大振，然而經歷了這樣的遭遇，又知道了事件的背景，父親毅然辭職，不久乘飛機離開西安去南京。沒有料到，胡宗南親自到機場送行以示歉意。父親因不告而別主動向他致歉，說：“在胡司令領導下工作八年，未能幫助胡司令解決生活困難，深為內疚。” 胡宗南也說：“我在此也不會長久的。” 胡宗南是蔣介石黃埔軍校中有名的戰將，抗戰時期蔣介石派給他的任務總是最艱鉅的。
此外，父親查處的大案還有：緝獲衛立煌長官部私運布匹；緝獲蔣鼎文行營私藏大批軍服；緝獲傅作義的西安辦事處套購大批軍布；揭發閻錫山辦事處賄賂案；沒收山西幫“通誠晉”走私軍服案等。
解放後父親任上海市房地產管理局局長，他也從不利用職權為自己和我們搞特殊待遇。記得最初組織上分配給我們東湖路近淮海路的某處洋房，被父親拒絕了。每次母親和我乘電車路經東湖路時，她就會指著路口一處兩層樓的花園洋房說：局裡分配給你爸的，他不要。後又分配淮海路某處居住面積達180平方米的一套公寓，父親說：“要這麼大幹什麼！” 最後要了一套淮海路居住面積88 平方米的公寓。
有一年他赴京學習，上海一位文化界的名人雖已有一套公寓，因結婚又申請要套花園洋房。市房地局領導頗感為難，正逢休假返滬的父親當即否決了此事。他說，“要多為普通老百姓想想”，並舉了當時由於住房困難而發生的一出慘劇：有對夫婦住在樓梯下的儲藏室內，丈夫要到晚上11點後無人走動時才能搭鋪睡在過道里。即便是這樣，由於儲藏室過窄，妻子睡著翻身時不幸將孩子悶死在身下。
我二姐從小體弱多病，患有心臟病，開過刀，長期病休在家。婚後一家三代四口人住在陰沉沉少陽光、用木板隔開的兩間底層內。為此親友們勸父親給她換間陽光較充足的房子。這對父親來說本來輕而易舉，但他卻一直未予考慮。
1950年代初期汪維恆（前排右一）與家人合影，
後排右二為本文作者
“做社會主義的清潔工，我也是開心的”
潛伏國民黨軍需界二十年，父親一直以共產黨員身份做地下工作。然而解放後他才知道，自己的黨籍並沒有恢復，而他和小叔重填的入黨申請書因當時紅巖辦事處撤退匆忙而銷燬。
父親雖然心裡因此很苦惱，但始終沒有放棄要恢復共產黨員身份的心願。他曾對史永說過：“我已經老了，一生寄希望於社會主義革命成功，現在成功了，即使讓我做個社會主義的清潔工，我也是開心的。”
1950年代中期，本文作者（後）與父母合影
1962年我大學畢業後被分配在北京總字725部隊。遵照父親之意，我拜訪了時為全國政協副秘書長的史永（沙文威）。談起家父的黨籍，他說：“在浙江時我知道有你父親這個人，但我們不是一個地區的。很多年後，我與你父親接上的是工作關係，不是組織關係，無法證明他的黨員身份。大革命時期黨組織全被破壞，又沒有黨證，我和金城都是後來重新入的黨。金城那時是諸暨的縣委書記，你父親是團委書記，屬他領導。”
後來我去全國政協大院，拜會時為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的金城。他邀我共進晚餐時說：“你爸是我叫他利用關係避入國民黨軍需界的。我告訴他進入軍需界將來對黨有利，以後會有人來與他聯繫。”又說，“當時局勢很混亂，我自己後來也被打散，逃了出來。那時沒有黨證，我也是後來重新入的黨。”由此看來，在大革命時代許多地下黨員因無黨證都是重新入的黨，金城和史永都是如此，他們不能證明自己，又何能證明他人？
對於這些老前輩，黨中央後來以實事求是的態度恢復了他們的黨籍。同樣，黨也沒有忘記我的父親。
1984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組織部發來1027號批文：“恢復汪維恆黨籍。黨齡自1924年1月算起。”
自此，父親的遺願終於實現，他的在天之靈得以告慰。
部分圖片源自汪仲遠先生
（雜誌編輯 張晶晶丨新媒體編輯 王良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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