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的普利策新聞特寫攝影獎，頒發給了攝影師凱文·卡特的作品《飢餓的蘇丹》，普利策獎被稱為新聞界的諾貝爾獎，是全球新聞業的標杆和最高榮譽。
然而在兩個多月後，在南非的約翰內斯堡，凱文·卡特被發現在車上自殺身亡，並在車上發現一紙條，寫著：真的，真的對不起大家，生活的痛苦遠遠超過了歡樂的程度。
2010年上映的電影《槍聲俱樂部》，用類似紀錄片的形式，講訴了凱文·卡特和攝影師格雷格·馬霖諾維奇、肯·烏斯特布魯克、若昂·席爾瓦四人，在凱文獲獎前的一段傳奇歲月，電影根據格雷格和若昂共同完成的同名回憶錄改編。
他們四人共同的身份是戰地攝影師，1990年至1994年是南非最混亂的時期，戰亂和屠殺每天都在發生，而他們四人總會出現在衝突的第一線，拍攝了大量的新聞照片，讓全世界都看到了血腥的南非。
我們都知道戰地記者的危險，但在電影裡更直觀的看到他們的危險時，仍會捏一把汗。他們為了拍出好的照片，往往需要站在兩幫人的中間，雖說大家都不會主動去攻擊記者，但難免會遇到擦槍走火，或者會有殺紅眼的極端分子出現。
格雷格是四人中第一個獲得普利策獎的，在一次衝突中，有一個人全身被點滿了火，在痛苦的掙扎過程中，一敵人衝上來一刀砍向他的頭，格雷格拍下了這張照片，後來這張照片被稱為“沙巴拉拉之死”，獲得普利策獎。
電影裡在格雷格獲獎的慶功宴上，有一名記者出於嫉妒，陰陽怪氣的說格雷格只是走了狗屎運，正好拍下了照片而獲得了普利策獎。肯聽見了，對這名記者反諷道：是的，他只是狗屎運，剛好找到附近有人身上著火，又很狗屎運，身邊有一傢伙拿著匕首，還差點砍中他的脖子，這時他仍然眼睛要盯緊快門、檢查光圈，才狗屎運拍下了這張照片。
從肯的話中，我們可以體會到，他們經常出現在危險的最中心，與死神擦肩而過，即使如此，他們仍不忘拍出最好的照片，讓我們看到最真實的照片，已經不能用職業精神來形容他們了，他們是一群有理想的人。
同樣在這次慶功宴上，凱文對格雷格說，最近一直在做一個夢，夢中自己快要死了，被釘在一個十字架上，有一個很大的鏡頭對著自己對焦，不斷的放大。沒想到，後來這個夢成為了現實。
不久後，凱文因為吸毒被報社開除，因此凱文來到了另一個戰亂國家蘇丹，因為戰亂，這裡有著大量的難民。凱文在拍攝難民的時候，看到了一個瘦弱的小女孩跪在地上，而身後不遠處，有一隻禿鷲對小女孩虎視眈眈。
凱文按下快門，拍下了這一幕，也就是後來被稱為“飢餓的蘇丹”的照片，凱文也是因這張照片而獲得普利策獎。
按理說凱文獲得了普利策獎，應該收穫名譽與金錢，然而媒體卻話鋒一轉，指責凱文為什麼不去救這個小女孩，而只顧自己拍照片。在媒體的煽風點火下，凱文被廣大的吃瓜群眾釘在了道德的十字架上，接受拷問。
其實在格雷格獲獎的時候，也被黑人記者說他是白人政府的傀儡，靠非洲人的血賺錢。凱文也曾自嘲說，他們就是一群拿著相機，看著別人在自己眼前死去的人，這是他們的工作。
做為戰地記者，他們一邊要對自己的工作恪盡職守，一邊要看著一個個人在自己眼前死去而無動於衷，然而他們真的有錯嗎？
電影中沒有交待那個被禿鷲盯上的女孩後來怎麼樣了，實際上，凱文拍完照片後，驅趕走了禿鷲，並確認了女孩的安全才離開。儘管這樣，凱文仍受到人們的指責。
在電影中我們能看到，他們四人做為戰地記者，每天要面對眾多死亡，他們同樣也會感到害怕和無助，以及對自我的譴責，但是一想到相機在自己手上，想到自己的職責，他們必須按下快門，拍出最有力量的照片。也正是因為有了他們，我們才能清楚的看到戰場最真實的景象，而不是新聞裡冰冷的文字和數字，這樣才會讓更多的人關注，讓人們陷入思考，這難道不也是一種拯救嘛。
電影裡凱文在接受一次採訪中，說：要成就一張偉大的照片，它要能使人捫心自問，它不能只是畫面壯觀。我認為，我和格雷格的照片都是這樣。我們出門看見不好的事情、邪惡的事情，你會想盡份力，而我們做的就是去拍攝一張照片，向大家展示，但並不是每個人都會喜歡他們所看到的，身為記者必須瞭解，要傳遞這類信息可能會喪失性命。
想起最近很火的一部電視劇《我們與惡的距離》，我們都應該好好看看，真的不要隨意去指責他人的行為，因為我們無法站在他人的位置和角度，去看待他人的問題。
當然凱文的自殺不僅僅是因為道德的指責，在電影的後段，最後一次拍攝中，肯不幸中彈身亡，格雷格也中彈受傷。好友的死亡和生活上的一些問題，也是造成凱文自殺的原因之一。
感謝電影《槍聲俱樂部》，讓我們看到了一種不一樣的理想，看到了死亡會如此的接近，看到了這群最可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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