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默特左旗把什民族學校的校名，是在1977年確定的。距今只有十一年的時間，但她卻走過了興廢盛衰、艱苦奮鬥的一百七十多年的歷程。她沒有記載，也缺少系統的傳說。怎樣延續到現在，怎樣走過這個歷程，到目前為止還不大清楚。從清朝嘉慶年上溯，完全是一個空白。這個空白給她的延續造成極大的困難。
嘉慶之後，也僅僅有一個蒙、漢文造詣很高，村人尊稱之為嗄把克什(姓名無考)的一個翻譯故事留下一點傳說梗概。這一梗概就成了把什書房(學校)的依據。她證明把什書房正式在公和寺(把什召，下同)院組成。嘉慶十七年到宣統三年整整一百年，民國到解放又是四十年，再加上解放後的三十八年，總計有一百七十八年的歷史。這段歷史，不僅遠年難考，即連民國之後的近代，也多是從眾知情人的口碑中取得的。有人說把什的書房盡是些冬烘老頭，好象算不得學校連接，其實就是這些冬烘先生延續了學校，延續了這裡的文化，也烘出不少後代的“文人”。當然，冬烘先生確實有，而且數量還不少，我們不能用現在的尺子去量古人，把非冬烘的也烘冬起來，似乎不太合適。
據傳說：嘉慶年間，部裡給察哈爾的來文裡有“太阿倒持”一句。這“太阿”，意譯不好說，音譯，蒙古人弄不懂，於是派人來把什求助於嘎先生。先生即時把“太阿倒持”以“雖有利劍，授人以柄”的意思譯成蒙文，來人十分佩服先生學識高深。第二年察哈爾又派人來請他無論如何去察哈爾走一趟。先生推辭不過，去了。他只走了半年就回村了。在他臨走時，把近村住在他家求教的學生和本村人一起組織到公和寺的東禪房學習，並指定負責教的人才走的，周村附讀的人，都在書房食宿。有人問：“這事在嘉慶幾年?”多倫五老人說： “記得書房裡間後牆下放著一個大櫃，櫃裡放著許多蒙漢滿文書和歷年所收學生米麵柴炭的帳，其中有一本嘉慶十七年的學生伙食帳，這帳可能是初組書房時外村學生留下的。”這就是傳說的全部，談這話的是補音泰老人。
補音泰老人，村裡通稱補老爺。因為在清朝他擔任過一度驍騎校，凡驍騎校以上的官，都得稱“老爺”。補老爺，常年在呼和浩特住，只有在每年春節初六到十五這十天，他一定回村念麻尼(注1)。他蒙漢文造詣很深，村史他知道的最多。到目前為止，推求把什的過去跡象，這些片段的傳說還是寶貴的依據。它可以推知把什的書房是從嘉慶十七年開始，以前多半是家庭附讀的方式，家庭附讀可能延續的時間較長。由附讀到書房，由書房到民辦公助的學校，最後才是公辦學校。從學習內容上看，起先單學蒙文，清代加授滿文，因為清朝規定凡學蒙漢文必須加學清文。其後經過“移民實邊”，漢民大批出塞，無限墾牧，牲畜減少，蒙民窮困，人口銳減，漢民逐漸增多，社會上普遍使用漢語，私學裡添了漢文課程，加授清文成了形式，學學字母，念念《聖語廣訓》就算了事。同治之後，機關行文也多用漢文。土默
注1 ：念麻尼——是把什村蒙古族傳統習慣，在每年的春節初六日到十五日十天裡，相約村中十幾位至二十位老人，輪流到願意在家組織經會的人家去辦經會，三天、五天不等，由各家自行決定。經會每天只念一個上午，下午不念了，念時有一個休息時間，在這一時間裡，以談村裡應興應革的，以及有關村史的事為主。
特的唸書人，每年只由書院選取一二名翻譯和筆帖式，還得蒙漢皆通，此外只好回家當兵、當差、當喇嘛。有志青年，流向外地找出路，學習漢文逐漸加重，最後走上專學漢文的路子。“五四”之後，新學已盛，當地學校，還多詩云子曰。至民國十五年(1926)私學開始改為民辦公助的學校，只在原課程外加了一門算術。到民國三十年(1941)之後，學校才改為官學，課程按教部課本進行。民族學校加授蒙古語文，還是後來的事。
當時的教師和學生，在家庭附讀階段，多為家長教子弟，深造才就教於學識修養較高的人，到後專學漢文期間，本村教師感到不足，多向周村聘請，也向內地約請。學生有常讀生(連續十幾年)，有的念二三年就不念了，有念冬書的，也有念幾個月的，情況較為亂雜。
把什學校校址，以公和寺、老爺廟為主，在特殊情況下，也有遷到別處的。如堯先生帶家眷，公和寺，老爺廟住家不便，在後場，東場設書房。也有因公和寺駐兵，學校遷到戶家院。也有因為學校(包括私學)多了，只能在戶家院設。後來辦起了蒙漢兩所學校。公和寺是蒙人辦的，稱蒙校，老爺廟由漢社辦，叫漢校。學校分蒙漢，學生卻蒙漢皆收。從大體上說，蒙校師資質量好，念大書開講的多在蒙校，漢校差，啟蒙學生多罷了。
清代可以考知的教師和學生，不是從嘉慶間開始，因為傳說裡沒有提到教師學生的名字，無從查考，嘉、道間仍屬空白，到咸豐年間可以考知一二。
早期：1853—1869(咸豐三年到同治八年)，所學以蒙漢文為主，兼學清文。教師無考，學生有：補音泰(即補老爺)、旺旺、蘇吉泰、富珠理，多倫五、圪什泰、唐貢、三紅、阿力賓、二毛、六斤、海亮、樹圪東等。這裡單提提樹圪東。
樹圪東姓卜，漢人，總共唸了兩個冬書，因在開始上學時鬧了個紅猴判官的笑話，樹圪東就流傳下來了。樹圪東是專學漢文的，一上學自然是《百家姓》。他學到“雲蘇潘葛”時，好賴記不全，先生火了，讓他一天就唸這一句，樹圪東只好口唸心記。先生外出，同學們玩得挺熱鬧，他只顧看熱鬧不念了，先生一進門，大家歸坐朗讀起來，樹圪東卻把“雲蘇潘葛”忘記了。先生不高興，他不敢問，同學們都念著，他不好問，坐在那裡冥思苦想，忽然想起個“紅猴判官”，於是就念起“紅猴判官”，有些同學聽出他念“紅猴判官”一鬼串，大家都不念了，樹圪東卻在大念“紅猴判官"，引起鬨堂大笑，傳為笑話。從這裡可以確知當時是蒙漢合校的，當然，漢族學生不只是他一個，是可以想見的。
第二批：1870—1901年(同治九年至光緒二十七年)這一階段的學習內容，以漢文為主，蒙文為副，清文成了形式，只走走過場。當時學校分做兩處。一為努尼老人招聘的堯先生(名不傳)，因他帶有家口，書房初設後場，後遷東場。堯先生學識很好，教書也極認真，學生受益多，只教了三年，被呼市請走，在九龍灣設教，是個好先生。另一所書房在公和寺院裡，由白先生掌教(名不傳)，學識也不錯。這時學生，在後場的有：伊力更、吉力更、春風、富森阿、崇權、二桃(女)、崇廉、海寬等。在公和寺的主要有富元、銀寬、珠海、常在、記心兒、昌森、白仁、小二子、成燕、來全、金泉等三十多人。後場書房沒有漢人，卻有把什第一個女學生。金泉、來全是漢族。
笫三批：1902—1917年(光緒二十八年至民國六年)
這一階段已經專學漢文了。教師為李恆泰、章元。學生主要有根成、雲澤(烏蘭夫)、奎璧、康二娃(康濟民)等三十多人，其中有外村人二人，漢人一人。
第四批：1918—1931(民國七年至民國二十年)。
這一階段學校有三處，公和寺一處，公和寺西隔璧福在老漢新房院裡一處，漢社在老爺廟另立一所。公和寺學校叫蒙校，老爺廟學校叫漢校，把什蒙漢分校即自此始，但學生是不分蒙漢的。蒙校的漢族學生並不少。1926年，把什蒙校改為土默特第八國民小學校，校長閻照離，學生增到六十多人。閻校長鑑於學生多坐不下，在校西福在老人新蓋的房裡分設一校，由公和寺撥出學生十幾人，校外另招了八九人，共二十多人，一人照顧不來，又請來尚志廉主管分校。土默特每月支給補助費十四元，餘外都由學生負擔。這期學生只蒙古學校可考的就有恩林、福林(克力更)、聚德、聚才等四十七人，上列四人都是外村蒙族，還有漢族學生十二人，女生一人。
第五批：1932—1949年(民國二十一年至民國三十八年)。
這一時期所學課程較雜，大體雖按部定課程進行，但還雜有學“四書”的。1933年，察素齊土默特第三國民小學因學生沒來源而停辦，全部遷到把什，仍用察素齊第三國民小學校名，學生增多，校舍不足，把什蒙民投資，添蓋教室五間。1940年改名為察素齊把什聯合小學。1941年又改校名為把什板申小學，1942年又改校名為把什板申初級國民小學校，1948年把什學校成為中心小學。同年中心小學遷到察素齊，把什學校又變成村辦小學了。在這改動期間，任教教師計有王國楨、章文秀、丁秀秀、豐文華、郭恩善、郭存貴、李成（火吞？）等。學生人數保持在50—60人之間，全年經費約五百元左右，由土默特旗供給。
淪陷期間，把什學校名存實亡，因為當時歲數大一點的流向外地，參加革命，留校的只是為數不多的十二歲以下的孩子。外地教師不好呆，只由本村人來維持局面。正因為學校盡是小孩子，敵人也不大注意，支援大青山游擊隊的物資多存放在學校，然後設法運上山去。在此期間，參加革命鬥爭的本校學生可考知的有：趙振璧、榮世章、丁守仁、託林、雲文義、雲萬虎、雲文禮、雲文達、李華、雲文賓、李
(注)上面劃分的五批，每批有先有後，兩批交叉的人也多，本文只按時間長短歸上撥下，詳細、準確尚難辦到。
芳(女)、丁彩雲(女)、李培德、李存龍、李林森、雲貴生、王鎖鎖、李滿貴、雲正旭、丁樹林、雲雨林、榮德貴、金計成、榮厚成、李文魁、李貴貴、李計生、雲費明、王貴樹、李貴生、王貴林、德力克(女)。
保送延安學習的本校學生有：雲維善(李志勉)、雲維全(李新民)、雲潤潤(女)、二蘭(女)、丁松秀(黃靜禱)，丁貴善(潮洛蒙)、康桂英(女)等。
1950年，土默特第三小學再次遷回把什。校舍不夠，在把什群眾支持和李成火吞校長的努力下蓋起五間教室，統由地方開支。三個月之後，學校由旗政府接管，定名為土默特第三小學，不久改為土默特旗把什民族初級小學，經費由旗供給。這時除把什學齡兒童外，又從呼和浩特的土默特小學撥來各地學生不少，學生幾乎遍及全旗，於是住校學生增多。全校實行供給制，學生食宿衣被、生活用品和學習用品統由學校供給。當時共有一至四年級四個班，學生五十一人，教室不足，不得不採取複式班教學。1951年賈寶善同志來校，丁貴和、馮發生、榮世德、康福成、雲德清等老師相繼到校，課外開展了文娛活動。
1952年，把什蒙族貧下中農把勝利果實的木料捐贈給學校，一次在公和寺校院建起二十三間房子，全校計有校舍五十四間，學校才按年級分班授課。同年各地學生雲集把什，人數猛增至二百餘人，教師七人，學校更名為土默特旗把什民族中心小學。是年全國工資制度由供給制改為薪金制，學生也由供給改為助學金。當時不論住校與否，每人每月發給助學金七元，貧苦學生另行補助。此時增設了五年級一個班。1955年第一個高小班畢業，學生絕大部分升入相應學校。秋季把什蒙漢合校，學校共有一至六年級十個班，學生達三百餘人，其中蒙古族學生二百餘人，住校生達八十餘人，教職員工五十六人。是時李成火吞任校長，丁貴和為教導主任，康福成教蒙語文兼管總務，學校人多了，社會活動也加強了，文娛活動更為突出，學校成了把什周村活動的中心。
1958年，李成火吞校長調走，丁貴和繼任，榮世德任教導主任，師生共同經歷了反右和大躍進運動。196O年，丁貴和、榮世德調走，董登美任校長，雲如珍任教導主任。1961年，雲如珍調走，錫振華任教導主任。1963年，公和寺大殿被拆除，學校遷往大青山腳下的荒灘。學校只有六個教室，其餘什麼也沒有。1964年，董登美調學區，丁貴和、榮世德調回把什，續任校長和教導主任。同年烏蘭夫主席來把什視察工作，並視察了學校，在黨和政府的關懷及把什蒙古群眾的支持下，從1963一1966年四年裡在把什後荒灘上建起了新的校舍。這時有一至六年級十二個班，教職員工二十五人，其中蒙文專職教師四人：學生六百五十人，其中蒙古族學生二百五十人。經過建校，學校教室宿舍初步足用。
從1950一1966年的十六年間，學校共畢業了二十八個班，學生一千二百餘人，其中蒙古族學生八百多人，以後升入大專院校的四十九人，參加工作任領導職務的二十五人。
1966年，造反派已開始向學校進攻，強佔了公和寺校院，說什麼學校是“反黨叛國的黑據點”，教師是“黑爪牙”，學生是“黑子黑孫”等等，瘋狂地踐踏了黨的民族政策。校名被取消，教師被關押，學生被打跑，民族教師無一倖免。學校變成刑場，教室設立公堂，宿舍成了牢房。白天，校院牆下站滿了身著單衣單褲的全村受害者，在那冰天雪地中，一站就是半天，暴徒們還往受害者的頭上臉上抹雪，甚至還給一些人頸上帶桌面，掛糞桶，他們手持片刀、鐵棍、木棒，威風凜凜地監視著。夜間，按計劃給被關者“吃小灶”(即刑訊)，什麼“壓槓子”、“捆吊烤”是家常飯，“栽杆子”(頭向下靠牆立)、“燒山藥”(把頭塞進爐坑裡，漏下火燒)、“烤饅頭”(逼著把頭放到生旺的火爐上烘烤，不高興還給爐裡倒點水、“夾筆桿”(四指分開，指間夾進筆桿，指尖用鐵絲狠拉)等，統其刑名，不下數百種。
校長丁貴和被活活打死，學校變成人間地獄。十年浩劫，學校停頓了十二年。
十年動亂，不論在精神上、物質上、社會影響上，損失是十分慘重的。劉金財、春花兩位蒙文老師一平反就離開學校回家了，臨走時說： “我這才知道你們是怎麼生活的”。公和寺校院被強佔後，學校多年積累的教學資料、儀器、圖書、桌凳蕩然無存。
1968年，剛剛初建的後荒灘校址，宿佔威以大隊名義把新校址四幢十二個教室計三十八間房，以五萬元賣給旗糧食局做了備戰糧庫。到1975年，雲三娃仍以大隊名義把公和寺校址全部賣給把什供銷社做了倉庫。經過這兩次出賣校址，加上文革時期強佔公和寺校址，把什民族學校已經是一無所有了。到1976年籌備覆校，才由學校聯繫把賣給糧食局的三十八間教室收回。這件事，學校受盡了熬煎，旗糧食局白花了五萬元，大隊佔了大便宜。
1977年，把什民族學校覆校，並開設了初中班。學生增加了，校舍不足，一開始是一室三用，既是教室，又是宿舍，也當飯廳。建校已成了刻不容綬的當務之急了。於是全校師生參加勞動，把什蒙眾也來參加，在各方面的支援下，迅速解決了校舍緊張的困難。這年的十一月上旬，正當籌備覆校慶祝的前三天，學生雲福鎖因患急性腦炎，及時送往醫院搶救無效而死亡，家長來校處理後事說：“孩子得了急病，醫院搶救無效，這不能怨學校，覆校是大事，不能為這事受影響，要求學校找一本蒙文課本放進棺材裡，滿足福鎖一心想學民族語言的願望”。這句話深深地打動了全校人的心。
1978年，雲國正任校長，榮世德任副校長，丁九恩任教導主任，學校逐漸轉入正常。1979年，雲國正調學區，榮世德任校長，丁九恩任副校長兼教導主任。十一月十五日舉行復校暨蒙語幼兒試點班開學典禮，參加慶典的有一千二百餘人。1980年學校直屬旗文教局領導。五月間，旗委決定，由文教局主持在學校舉行前校長丁貴和追悼會，到會來賓有一千三百多人，烏蘭夫副主席給寄來花圈。當時學校有一至八年級三十一個班，其中初中六個班，小學十八個班。此外還有蒙語教學五個班，蒙語幼兒二個班，學生共七百七十七人，其中住校生初中有157人，小學470人，幼兒70人，共697人。
1981年，依據內蒙教育廳指示精神，實行蒙漢分校。當初蒙漢合校時，教師學生合入學校帶來為數不多的破桌凳，漢校校址也歸學校做宿舍，後為公社佔用，分校時公社已遷入新址辦公，漢校校址本應交回，但以蓋了房子為理由，幾經磋商，才以一萬七千元代價由學校贖回歸漢校使用，教師學生將桌椅以移走人數每人一套帶走。
1984年，榮世德改為名譽校長，丁九恩書記調走，校長由敖日格勒繼任，蘇布達任副校長。1985年民主選舉校長，敖日格勒連任校長，趙德生任書記，雲濟友為副校長兼教導主任，蘇布達改幼兒班領導，領導班子變動較大。
土默特左旗把什民族學校走過的歷程，並不是一帆風順的。她經歷了淪陷期的半停頓階段，也渡過日寇投降後國民黨統治時兵荒馬亂、駐兵拉夫的歲月，解放後剛剛走上安定發展的路子，卻又遇上十年動亂毀滅性的打擊，多年經營建設，變成一無所有的境地，地方修建的校址兩次被賣，桌凳設備盜竊一空，直到1977年覆校後，由於各方面的支援，逐漸成為現在的情況。在歷次波折中，前人確實付出極大的精力和心血，但也接受了不少的關注和支持。創業難，守成不易，後人應該重視過去的艱苦，應該把學校辦得更好。
幼兒班的創設，是在1978年土左旗把什民族學校談起恢復民族語言問題時開始設想的。大家深深感到蒙古人不會自己的民族語言的痛苦。恢復民族語言也是土默特廣大人民的迫切願望。過去採用以漢語文授課加學民族語文的辦法，實踐證明，這種辦法收效不大，有許多人用心學了五六年，結果還是不能說，不會寫，聽不懂。加授蒙古語文是不適應實際情況，因而產生了以下一些設想：
一、恢復民族語言，必須走學用結合的路。光學不用，前學後忘，難以鞏固。加授辦法之所以收效不大，主要毛病就在這裡。
二、學民族語文，必須有合適的語言環境，“一齊人傅之，眾楚人咻之”是不會成功的。製造學習語言的環境，實質上也是學用結合，並鍛鍊了聽說能力。
三、充分利用幼兒三至六歲學話最好時期的特點，有利於幼兒學話。
四、鼓勵幼兒多學多說影響親人，鞏固所學。
五、要求幼兒必須常住學校，和保教人員常在一起，不說漢活。
六、課堂決不說漢語，課後提倡說蒙語。
設想終歸是設想，把設想變成事實，還是一個艱難複雜的過程，當時估計的，只是：
一、幼兒歲數小，如何保育護理，還不十分明確；
二、師資缺少，哪裡去請；
三、校舍桌凳沒有，經費從哪裡來。
實際工作中的一切困難，當時還沒有預計到。
1979年3月初，旗文教局黨委擴大會議決定把創建蒙語幼兒試點班的任務交給把什民族學校，民校校長榮世德主動承擔了這一任務。開始籌建，得到蒙古群眾的熱情贊助和支持，於是在校院西北角騰出一棟舊房，大隊支援了木料進行翻修，全校師生和把什蒙古群眾參加了勞動，抬土、壘牆、擔水、和泥、搬石頭。宿舍、教室、辦公室、幼兒活動場所，初具規模，到十一月間，土默特左旗把什民校的蒙語幼兒試點班正式誕生了，招收了五十三名幼兒，分為兩個班。入學後，幼兒全部住校。
幼兒班的誕生是全校教職員工付出了極大精力創建的。幼兒班新到校的老師也都參加了勞動，親身投入籌建活動。年高體殘的蘇文秀老師和來自烏蘭察布十七歲的斯仁老師，一到校就投入戰鬥，主動承擔了清除垃圾、平墊校院、粉刷牆壁、油漆桌凳的工作。蘇布達老師原為錫盟阿諾旗的小學教師，為支援土默特恢復民族語言的事業，毅然應聘，沙茹娜老師，在家鄉已領到大慶油田的招聘表，也放棄這一機會同蘇布達老師一道來校。當她們到校時，正值房屋翻修未久，屋裡很潮溼，她倆二話不說，親自找木板搭床鋪。
幼兒班開始，一連串困難也跟著迎了上來，離開媽媽奶頭不久的孩子，吃、喝、拉、撒處處需人護理，起、睡、鋪、疊樣樣離不開老師，洗手臉、穿衣服、梳頭扎辮，都得老師關心，一時照顧不到，自然要出問題，即便事事留心，有時也會發生事故。
幼兒想家是常情常事，有的偷著往家跑，有的因想家哭鬧，有的貪玩碰傷，有的互相打罵。有一次家住朱爾溝村的孩子布和，晚間不見了，估計是往家跑了，一個五六歲的孩子，夜間單身跑三四十里路是會發生危險的。幼兒班老師著急得很，騎車子追，步行查問，一直追出十幾裡才把布和追上。布和找回來了，誰能知道他不再跑?蘇布達老師主動經常和他在一起關照他，夜間摟著他睡，日久了，他跟著蘇布達老師不離，夜睡間常把老師叫媽媽，一個還是姑娘的老師被孩子叫媽媽，總有點不自然，但她深知布和跟自己近多了，心裡很高興。幼兒班的老師們常說：“我們遠離故鄉，日夜操勞是累一些，但一看到孩子會說自己的民族語言，心裡是滿高興的。”孩子們年齡小生活不能自理，離開家來過集體生活，又有些不習慣，每逢假滿常推託不願離家。家長為了鼓勵孩子去學校，常給帶一些孩子愛吃的東西，卻沒注意到孩子吃多了，肚子脹得哭鬧，著了涼又要拉肚子。安排好孩子們的生活，過生活關，成了不容忽視的工作。幼兒班的目的是學會日常使用的民族語言，必須過語言關，過語言關之前還得先過生活關。
幼兒班沒現成課本，教材都得教師自己編。從牧區請來的老師漢話不大通，教的又是一夥連半句蒙語都不懂的孩子，這是十分困難的事，但幼兒的模仿性、適應力都很強，不久就克服了這一困難，用蒙語代替了漢話。這兩關過後，困難少了，孩子們也習慣了，本村幼兒在放假後還留在學校玩不回家(外村有家長來接)，孩子們學到的話多了，能用民族語談話了。有些孩子放假回家當起小先生來，教弟妹和父母學民族語言，家長高興得不得了。這一情況傳開後，呼和浩特市中蒙醫研究所大夫丹津老人，專程來把什幼兒班訪問。幼兒教師把孩子們集中到教室，丹津老人親自用民族語言和孩子們交談。起先孩子們不大說話，老大夫就先用蒙語講笑話，孩子們聽得都笑了。老人知道孩子們聽懂了，接著和孩子們拉家常，孩子們敢說話了。丹津老人笑著說：“我來考考你們，讓誰回答誰回答，回答得好，我請大家吃糖，行嗎?”孩子們齊聲說：“行”。老人一連問了七八個孩子，都回答得挺好。中間有沒學過的詞，還當面請教，老人高興極了，和孩子們說笑開了。這時太陽落山了，老人趕快出去給買糖，供銷社早已下班關門了。丹津老人詢問售貨員的住處，有人建議：“下班了，明天再買吧。”老人說：“不行。我不能騙孩子們!”他終於設法找到供銷社的人，買了不少糖果，回校給孩子們吃。
幼兒在一年裡學會課堂用語、日常生活用語，通過講故事也學得了一些社會用語，但對牧區常用語知道的很少，於是在假期組織到牧區學話的夏令營。1980年到四子王旗走了四十來天，學生五十餘人，參加了“那達慕大會”，受到當地政府和群眾的照顧和歡迎，也學到不少新語彙。
記得在幼兒班初到烏蘭花還在找住地的時侯，一個牧民裝束的老太太來問：“你們是不是賣小孩子的?要賣我買一個。”教師把實情告訴給她，她說：“可勒克依(可憐的)!土默特人丟了蒙古話，這麼大的孩子，來這麼遠學話。”
1981年，王慶老人來校，考查了幼兒班學習蒙古語的情況，臨走時他說：“我教了一輩子蒙文，總沒想到從幼兒抓起，這辦法很好。一個不會蒙話的孩子，在一年裡學到這樣實在想不到!”
同年，呼和浩特市教育局蘇魯局長來校視察，並當面試問了所學蒙語情況，認為這辦法是成功的。內蒙語委舍諾主任來校視察，對幼兒班極為讚賞。
1979年，土左旗旗委雲瑞書記撥款給建校舍。內蒙社會科學院浩帆同志給了五百元為幼兒班寢室、教室糊了頂篷。內蒙民委李森主任撥一萬五千元給幼兒班蓋房子。覆校暨幼兒班開學典禮中，各單位、個人總共捐贈財物達四萬元。幼兒班的校舍就是在這樣支援下興建起來的。
1982年，學校組織了第二次夏令營活動，地點在錫盟的正白旗。學校鑑於上次與當地學校合班上課的辦法，對牧區的實際接觸太少，收效不大。這次採取把幼兒分散到牧民各戶，既可學話，又能熟悉牧區生活。這一辦法一經協議確定，牧民一下子把七十多名幼兒搶光了，有幾家沒搶上，還得從搶得多的幾戶中抽補解決。夏令營結束時，學校去人挨戶訪問、致謝，並送去幼兒伙食等一切費用，領孩子到集中地，可是牧民老爺爺說什麼也不收這些錢款，並要將孩子親自送往集中地。盛情難卻，只好答應他的一切要求。到了集中的日子，也就是走的日子，牧民老爺爺親自把孩子送了來。孩子們上車了，他們圍住車吩咐孩子們。開車前，請求他們離開車身，他們只向後退了一步，眼裡掉下了淚。車開動了，孩子們淌著眼淚招手，牧區老爺爺也哭泣著揮手。當時情景確實萬分感人，全體教師也都流了眼淚。當車走到半路時，孩子們拿出牛奶、奶豆腐、奶皮給接他們的老師吃。老師問這些東西是從哪裡來的?孩子們說：“在我們離開牧區爺爺家時，爺爺給我們準備了這些東西讓我們在路上吃，還每人給了我們一元錢，讓我們在火車上買蘋果吃”。啊!慈祥的牧區爺爺，偉大的民族情感!
蒙語幼兒班是一顆新生弱小的幼芽，她極需要陽光、雨露、肥料和護理。她沒有經驗，缺少借鑑，單靠幾個人的設想去辦，不足和錯誤是肯定不會少的。幸蒙各方關心者(包括集體和個人)的耳提面命，親自來學校具體指導，使我們糾正了不少錯誤，改進了不少工作。如中國蒙古語文學會(包括八個省區)，呼市蒙古幼兒院、呼市蒙古學校，都給我們作了具體指導。親身來校指導的，從省區來說，有新疆、西藏，青海、寧夏、雲南、廣東、吉林、遼寧、黑龍江，其中有二、三次的。遼寧省阜新蒙古族自治縣來校多次，並派幼兒教師七人在學校住了三個月，對我們幫助極大。從民族角度來說，有漢、蒙、回、藏、彝、壯、維吾爾、朝鮮等。
從1980年到1982年旗政府撥款在點什氣籌建了蒙古學校，把什民族學校幼兒班的學生已升到三年級，在1982年10月，蒙校校舍建成，把什蒙語小學班全部遷去。用民族語文授課的小學，正式在土左旗出現了，學生幾乎是由把什民族學校全盤端去的，教師也撥去一大部。從把什撥去的小學二年級學生畢力克達賴在全市蒙語授課數學競賽中取得了第一名。
土默特左旗把什民族學校幼兒班從1979年創始到1986年為止，總計辦了十九個教學班，學生五百五十五人。1982年把什民族學校一至三年級學生二百一十六人撥歸蒙校後，本校只辦幼兒班，沒有小學班了。這是把什民校幼兒班的大致情況。
目前，土左旗幼兒班已在全旗展露新姿，並向發展的道路上前進，恢復土默特民族語言的曙光，已經出現。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深願後繼者突破困難奮勇前進，一定要把這一工作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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