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正承擔教育部海歸項目《東西方漢學史》23
作者 京都靜源 教授/文學博士
第四章儒家文化圈所屬國的漢學研究：歷史學為中心
引言
在本章中，我將對古代日本、古代朝鮮、古代越南在古代、近代社會中對中國古代史學著作 和中國古代史的研究進行總結。在現代東西方漢學史上，作為漢學研究大國的日本，以其對 中國古代史的研究取得了令人震憾的成就，這和古代日本對中國史學著作和儒家思想的長期 受容有直接的淵源關係。在現代韓國和朝鮮、越南的中國古代史研究，就其深度和廣度、研 究水準和研究成果來看，都是無法和日本相比的。但是，在儒家文化圈所屬的古代漢學史研 究上，這三國的中國古代史研究並沒有出現如今天這樣大的差別。
第一節中國史籍的傳入和出版
在《高麗史·列傳》中就有在太學中對學生們進行“授以九經、三史”之說的記錄，可見在 當時的朝鮮，“史”和“經”的地位是一樣的。在古代日本和古代越南也如此。作為漢學的 經典之一，史書和經書在儒家文化圈所屬國中的意義和價值是一樣的。因為在古代中國，修 史是儒家的傳統之一，更是理解儒家經典的一個必要補助。
劉知幾在《史通·史官建置》中說：“用使後之學者，從被囊篋而神交萬古，不出庭戶而窮 覽千載，見賢而思齊，見不賢而內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懼，《南史》至而賊臣書，其 記事載言也則如彼，其勸善懲惡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則史之為用，其利甚博，乃人生之急 務，為國家之要道。有國有家，其可缺哉?故備陳其事，編之於後。”
實際上修史和對歷史進行研究一直是中國古代思想史研究的重點課題。歷史哲學、思想史學、哲學史不學的研究，可以看作是歷史研究或通史研究中的一個專題研究組成。純粹的通史著作只是史料的堆積，史學著作正如劉知幾在《史通》中所說的那樣，是才、學、識三者的統一。這裡的“識”是一名歷史學家的史學觀、哲學史觀、思想史觀的具體體現。在古代中國，一名史學家的史學觀、哲學史觀、思想史觀實際上是需要和儒家正統思想保持一致的，並且又是儒家政治制度的一個反映。這才是所謂“正史”的史學傳統。以此達到“記事載言”和“勸善懲惡”的目的。因此，研究《史記》、《漢書》和《資治通鑑》等史學著作，總可以從中看出史書作者的歷史哲學觀、思想史觀、哲學史觀等內容。
第一、中國史籍的傳入
有關中國史籍的傳入問題，其起點應始自《史記》的出現。在此之前，如《尚書》，作為儒 家經典之一，在儒家文化圈所屬國的漢學受容過程中並不具有通史意義。早在372年高句麗 建立太學之時，所學內容除經書外，史書為《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 、《晉春秋》五部史籍。見《北史·高句麗傳》：“有五經、三史、《三國志》、《晉春秋》。”又見《舊唐書·高麗傳》：“其書有五經及《史記》、《漢書》、范曄《後漢書》、 《三國志》、孫盛《晉春秋》。”
如上所述，在《高麗史·列傳》中就有在太學中對學生們進行“授以九經、三史”之說的記 錄，這就說明了在古代儒家文化圈所屬國的漢學受容過程中，“史”的教育是作為“經”的 教育的輔助地位而出現的。即：以“史”作為“緯”來完成對“經”的受容。也是以對“史”的學習來了解“經”產生的文化背景。
稱德天皇景雲三年，即769天皇向大宰府賜史書五種，即：《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又可見《續日本紀》中的詳細記錄：“神護景雲三年，大宰府言：‘此府人物殷繁，天下之都會也。子弟之徒，學者稍多，而府庫但蓄五經，未有三史正本。涉獵之人，其道不廣，伏乞列代諸史各給一本，傳習管內，以興學業。’詔賜《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各一部。”可見，“涉獵之人，其道不廣”正是針對接受經學的文化背景而言的。
大庭修博士在《中國典籍在日本的傳播和影響》(《日本における中國典籍の傳播と影響》) 一文中說：“在正倉院的寫經所關係文書中，寫經生寫《漢書》和《晉書》的記錄並不少見 ……這意味著作為新的歷史書在當時已經被注意到了。”大庭修《日本における中國典籍の傳播と影響》論文。
在古代朝鮮，比較重要的中國古代史學著作的刊行，如：太宗三年，即1403年，元代胡一桂著《十七史纂古今通要》一書在古代朝鮮刊行。同年，《宋朝表箋綜類》一書也被刊行。世宗七年，即1425年，又刊行了漢代司馬遷的《史記·越王句踐世家》。世宗九年，即1427年，又刊行了《史記世家》。在世宗時代，又刊行了漢代班固的《漢書》。世宗八年，即1436 年，又刊行《資治通鑑》。在宣祖時代，又刊行了范曄的《後漢書》、餘進的《十九史略通考》二書。宣祖三十八年，即1605年，又刊行了《史纂》。在英祖時代，又刊行了宋代範祖禹的《東萊先生音注唐監》、鍾惺定《明紀編年》 二書。英祖四十八年，即1772年，又刊行了《十九史略諺解》。正祖二十年，即1796年，又刊行了正祖編的《史記英選》、《漢書列傳選》二書。純祖八年，即1808年，又刊行了《續資治通鑑綱目》一書。純祖十九年，即18 19年，又刊行了《十九史略通考》一書。哲宗十年，即1859年，又刊行了《國語》一書。
在古代日本，比較重要的中國古代史學著作的刊行，如：東山天皇元祿十四年，即1701年， 又刊行了《晉書》、《南齊書》、《梁書》、《陳書》、《新唐書》、《五代史》。中御門 天皇正德三年，即1713年，又刊行了《大明一統志》。在江戶時代，又刊行了《史記評林》 、《漢書評林》、《三國志》。
以上諸多史書的傳入，使儒家的歷史觀、特別是其修史思想在古代朝鮮有了發展的基礎。所 以在古代朝鮮的第一部通史《三國史記·新羅本紀》一書中就有了和儒家史學思想保持一致 的歷史觀：“國史者，記君臣之善惡，寓褒貶於萬代。不有修撰，後代何觀?”而在古代越南的通史《大越史記續編》中也提出了以下的觀點：“國史何為而作也?蓋史以記事為主，有一代之治，必有一代之史。而史之載筆，持論甚嚴……善者可以知為法，惡者可以知為戒”。饒宗頤博士在《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一書中曾對古代朝鮮、古代越南的史學在接受中國古代史學思想上作了如下論述：“宋人統紀之學影響且及鄰邦。高麗李益即其一例。李穡撰 《益齋墓銘》雲：初公讀史，筆削大義必法《春秋》。至《則天紀》：‘那將周餘分續我唐日月，後得《朱子綱目》，自驗其議之正。’《益齋亂稿》卷九有策問一則雲：‘問帝王之紀，若四進之相待有不可紊……祖龍、巨君見謂紫色蛙聲，餘分閏位，而子長述秦之紀，溫公紀新之年，何也?……是皆不可不辨。’可見其說之一斑。安南史籍亦然，如黎嵩著《大越通鑑總論》，有歷代國統分合之圖，即其著例。”饒宗頤《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因此，在儒家文化圈所屬國的史學研究中，首先是 對儒家正統史學思想的受容。以此實現了史學受容和經學受容的統一。
實際上，所謂的“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只是表達了孔子的“必也正乎名”的正統 儒政治理念在史學上的追求!上述所謂“記君臣之善惡，寓褒貶於萬代”和“善者可以知為法，惡者可以知為戒”之說完全是劉知幾《史通》中所謂的“記事載言”和“勸善懲惡”之 說的翻版。
第二、國史學和讀史傳統的形成
上述史書的流傳和刊行，首先刺激了其本國史的正式形成。如，《三國史記》、《高麗史》 、《大越史記》、《大越史記全書》、《越史略》、《日本書紀》、《大日本史》等名著的出現，標誌著儒家正史思想在古代朝鮮、古代越南、古代日本的受容階段的完成：“國史學”在上述三國的出現，取代了古代中國史的儒家歷史主義傳統的價值取向，只保留了儒家修史的正統史學觀和史學記事方法，研究古代中國史成了建築自身國史學的重要工具。
在古代日本，還曾多次進行過有關中國史籍的學術講座活動。比較著名的如下：769年，天 皇向大宰府賜史書五種：《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晉書》。872 年開始，由巨勢文雄博士進行《後漢書》講座。為時七年。879年開始，由菅原道真進行《後漢書》講座。為時二年。919年開始。由菅源淳茂博士進行《漢書》講座。為時三年。1143年，藤原賴長開始講授《南史》。1190年，藤原親經開始為天皇講授《史記·五帝本紀》 。1324年，花園上皇制定“今年所欲讀書目錄”中，史籍有《左傳》、《國語》、《漢書》 、《後漢書》、《史通》、《華陽國志》、《南北史節要》、《南北史抄》等書。1332年，光嚴天皇開始讀《漢書》。1381年，東坊城秀長博士開始為天皇講《後漢書》。1600年，藤原惺窩為德川家康講《十七史詳說》……等等。因此之故，日本歷史學家坂本太郎博士在《修史和史學》(《 修史と史學》)一書中說：“在平安時代，貴族和官員中學習中國史籍的人增多起來了，即使是不想成為學者、而把‘讀《史記》’或‘通《漢書》’當為一種自我修養途徑的人也很 多。”坂本太郎《修史と史學》，吉川弘文館，1989年。上自天皇下到百姓，“讀《史記》”或“通《漢書》”是和對《孝經》、《論語》等儒家經典的受容具有相同的意義和價值。在古代日本的讀史熱潮的衝擊下，出現修史的現象是不足為奇的。即：從對古代中國史學著作的學習中誕生了古代日本的史學，亦即日本學術界所謂的“國史”。
第二節中國古代史研究
儒家文化圈所屬國對中國古代史進行研究的學術著作的分類問題，我在此把這一問題分成通 史研究、斷代史研究、史學著作研究、史學理論研究四個方面進行說明。如下：
第一、通史研究
在儒家文化圈所屬國的中國通史研究中，一直以《史記》、《漢書》、《資治通鑑》為中心，但沒有出現獨立於中國史書之外的通史觀。當時的通史研究以對中國歷史發展過程的敘述 為主，利用的史料也沒有超出中國古代正史的範圍之外。更不要說利用邊疆史料來考證和補 充中國古代史籍記錄之不足了。從某種意義上說，儒家文化圈所屬國在古代社會的中國古代 通史研究，只是一種對中國古代史的重大發展過程的介紹。
如，在古代日本平安時代的聖武天皇神龜五年，即728年，由大學寮的文章博士和文章生們 集體編寫的《紀傳道》一書，是以《史記》、《漢書》、《後漢書》、《文選》、《爾雅》 為中心編纂的一部有關上古中國通史的著作。這可以說是古代日本漢學史上的第一部中國通 史。
鎌倉時代的藤原茂範著有《唐鏡》一書，是古代日本漢學史上著名的中國通史編年體史書， 此書的記述內容始自伏犧時代，下到晉代為止。這裡的“鏡”字的意義，和中國古代著名的 《資治通鑑》之“鑑”字的意義相同。如，古代日本史學著作有《大鏡》、《增鏡》、《今 鏡》等名著問世，是“以史為鏡”之意。這反映出當時古代日本史學思想的發展，是古代中 國儒家史學思想的複本。
古代朝鮮在世宗十六年和二十年，即1434年、1438年二年間三次再版《資治通鑑綱目訓義》 一書。此書主要作者是李季甸。此書是朱子史學思想的一個註解，是朱子學在古代朝鮮的一 個組成部分。明宗二十一年，1566年，安璋著有《漢書傳抄》一書。他只是在追求“史·漢 筆法”的現時意義，有衝破古代朝鮮科舉文章之規範的用意。
古代日本在江戶時代中期，古川香山著有《五史要覽》、《資治通鑑證補》等書。後藤世鈞 著有《十九史略》一書。村山隆著有《十八史略便蒙》一書。黑巖茲庵著有《歷代君臣要略》，記錄了從周代開始到明代末期歷代君臣的主要大事和政績。江戶時代出現的上述各書，對於當時的古義學說的興起，提供了歷史學上的背景。
古代朝鮮在顯宗八年，即1667年，姜沆編有《綱鑑會要》等書。肅宗四年，即1678年，趙維韓著有《史纂抄選》一書。肅宗三十四年，即1708年，權以生著有《史要眾選》一書。正祖十五年，即1791年，魏伯珪著有《十九史略續集大明紀》一書。純祖八年，即1808年，金定寓著有《續資治通鑑綱目》一書。明宗十二年，即1857年，洪仁謨著有《續史事翼箋》一書。等等。高宗十五年，即1878年，李正應編有《綱目集要》一書。這一時期的古代中國通史研究，和前一時期相比，為古代朝鮮王朝提供治國借鑑的意義更多一點。
古代日本在江戶時代晚期海保漁村著有《十七史經說》一書。平原謹齋著有《二十四史類覽》。明治時代岡本況齋著有《十八史略答問》一書。等等。這一時期的古代中國通史研究開始具有了脫離儒家歷史主義傳統和政治功利目的的傾向在內，這和當時的日本國史學和日本思想史學的獨立、政治的維新有直接地關係。
在儒家文化圈所屬國的古代社會的中國通史研究中，沒有出現從社會經濟史角度、政治制度 史角度等方面進行研究的著作。特別是近代社會中，在西方社會中的中國通史研究遠遠地走 在前面時，後來的東洋史學大國的日本還在完成自身國史的建設。
第二、斷代史研究
在東西方漢學史意義上的對古代中國的斷代史研究起自對斷代史書的研究。古代朝鮮和古代 日本的這類研究，其論著並不具有現代學術意義上的“研究”含義在內，只是對古代中國斷 代史書的簡介和說明。
如，對先秦史的研究，在古代朝鮮的顯宗十四年，即1673年，李恆福著有《魯史零言》一書。
如，對兩漢史的研究，古代日本江戶時代的松平定信著有《漢書論說》一書，是系統地研究 西漢歷史的評論性著作。但也是完全使用《漢書》之說。江戶時代末期的小永井小舟著有《漢史一斑》一書。在古代朝鮮的明宗二十一年，即1566年，安璋著有《漢書傳抄》一書。
又如，對唐史的研究，江戶時代的中村蘭林著有《南唐書略》、《舊唐書纂》。江戶時代末 期土井鰲牙著有《舊唐書地理圖十三圖》。
再如，對明史的研究，古代朝鮮在肅宗二十九年，即1730年刊行李玄錫編著《明史綱目》一書。同年，又刊行了姜沆編有《明紀編年》等書。古代日本江戶時代中期的大久保就山著有《明史稿點》一書，他是太田錦城的學生。木村愚山著有《明史稿訓點》。後藤世鈞著有《明史紀事》一書。
如，對元史的研究，後藤世鈞著有《元明史略》。
又如，對清史的研究，江戶時代的中川忠英著有《清朝紀聞》一書，是研究當時風俗習慣的 一部著作。村瀨季德著有《清名家小傳》一書，收錄了明末清初錢牧齋等三十七人的傳記。 江戶時代末期的小永井小舟著有《清史略》一書。增田岳陽著有《滿清史略》、《清史覽要》等書。
等等，以上的研究，敘述和簡介仍然是斷代史研究的基礎，“以史為鏡”的意義已經很模糊 了，儒家歷史主義傳統也被打斷了。
第三節中國古代史學著作研究
儒家文化圈所屬國在古代社會中對古代中國史學著作的研究，可以分為四點進行考察：校對 研究、專題研究、用語研究、文獻研究。
第一、校對研究
此是以版本學研究為中心的。古代中國的印刷術的發明，極大地改變了世界文明的歷史進程 ，中國書籍也由此而傳遍整個世界。因為印刷和版本上的問題，校對之學，作為古代中國學 術體系中的一門科學，是進行學術研究的必要基礎之一。
漢代劉向《別錄》中說：“校讎，一人讀書，校其上下，得謬誤，為校。一人持本，一人讀 書，若冤家相對，為讎。”因此，對傳到日本的史籍進行校對具有其必要性的。而古代日本，特別是江戶時代以後所謂的“校”還有對史籍進行斷句和訓點的含義在內。這和古代中國對白文史籍進行手批有相同的意義。
如，對《史記》的校對，江戶時代的恩田維周著有《史記辨誤》。有井齋著有《史記標註》 一書。明治時代的岡本況齋著有《史記傳本考》、《史記考文》。
又如，對《漢書》的校對，岡本況齋著有《漢書考文》、《續漢書考文》。
再如，對《十八史略》的校對，明治時代的服部南郭著有《十八史略校》。雨森精齋著有《 標纂十八史略校本》。岡本況齋著有《十八略校本》等書。
其他，如，江戶時代中期的雨森精齋著有《南北史校勘》等書。江戶時代末期的土井鰲牙著 有《資治通鑑校定》。堀南湖著有《新唐書校刊》等書。
等等，校對後的著作準確的流傳，為明治時代東洋史學的興起準備了客觀物質基礎。又見朱 雲影在《中國史學對於日韓越的影響》一文：“江戶中期，因為受清朝考據學風的影響，所謂‘考證史學’開始抬頭。清儒顧炎武、閻若璩、戴震、錢大昕等的著作，當時日本漢學家都非常愛讀。自井上金蛾提供折衷考證學風，使關東風氣為之一變。”朱雲影《中國史學對於日韓越的影響》，見《大陸雜誌》第24卷第9期。
因此，從學風上說，江戶時代開始的對古代中國史籍的校對工作，是當時國內的考據學學風
的影響所致。此種學風對明治時代東洋史學的興起，在史學方法論上有重大的意義。
第二、專題研究
儒家文化圈所屬在古代社會的中國古代史著作的專題研究，主要以對《史記》、《漢書》、 《資治通鑑》三書為核心。朱雲影在《中國史學對於日韓越的影響》一文中說：“日本古來以‘右、國、史、漢’或‘孟、莊、左、馬’為漢學精華。朱雲影《中國史學對於日韓越的影響》，見《大陸雜誌》第2 4卷第9期。”
比如，對《史記》的研究，室町時代的月舟壽桂著有八卷《史記抄》一書。此書和當時的《周易抄》又是研究古代日本語發展史的重要的著作。《史記抄》一書，在古代日本有兩種最為著名。一種是月舟壽桂的八卷《史記抄》，一種是桃源瑞仙的十九卷本《史記抄》。這兩種《史記抄》都是以記述《史記》為中心內容的著作。
江戶時代中期豬飼敬所著有《史記天官書圖解輔注》、《太史公律·歷·天官三書節窺》、 《漢書長曆考》等書。池永碧於齋著有《史記律曆書解》等書。岡本況齋著有《史記傳本考》、《史記考文》等書。思田維周著有《史記補證》、《史記證》等書。香川南浜著有《史記辨解》一書。齋藤鑾江著有《史記文評》一書。菊池高洲著有《史記文訣》一書。清田徇著有《史記律》一書。角田九華著有《史記通》一書。塚田大峰著有《史漢補解》一書。
近藤春雄博士在《日本漢文學大事典》中介紹了《史記》對日本古代文學的影響時說：“《史記》在我國流傳的歷史是十分久遠的。聖德太子的十七條憲法中就有‘如環無端’一語，這顯然是以《史記·田單列傳》中的‘如環之無端’一語為基礎的。天平勝寶九年施行的養老律令中就規定了要講述《史記》、《漢書》、《後漢書》。到了平安朝時代，在大學的《紀傳道》中規定了要學習《史記》……在對古代日本文學的影響方面，以《源物語》為首，從物語的構成到物語的方法都以《史記》為本。而且，在《平家物語》、《太平記》中，以《史記》為源泉的語言，可以明顯看出來的就非常多。”近藤春雄《日本漢學大事典》，明治書院，昭和60年。因此之故，直到今天，讀過幾遍《史記》的普通日本人非常多。在東洋史學界，能以日語訓讀對《史記》的重要篇章進行背誦的學者時有可見。日本著名的作家司馬遼太郎曾有文章專門談到這一問題。
又如，對《漢書》的研究，在古代朝鮮的明宗二十一年，即1566年，安璋著有《漢書傳抄》 一書。在古代日本的江戶時代，戶崎淡園著有《漢書解》、《後漢書解》等書。恩田維周著 有《漢書考》、《漢書質疑》等書。同樣也是江戶時代的漢學家塚田大峰著有《史漢補解》一書。岡本況齋著有《漢書律曆志圖志解》、《漢書筆記》等書。
再如，對《資治通鑑》的研究，江戶時代的清田絢著有《資治通鑑三編批評》一書。江戶時 代中期的石川香山著有《資治通鑑證補》一書。古代朝鮮在世宗十六年和二十年，即1434年、1438年二年間三次再版李季甸的《資治通鑑綱目訓義》一書。
等等，古代日本和古代朝鮮的漢學研究，對《史記》、《漢書》、《資治通鑑》這三部史籍 具有濃厚地興趣，而這三部書籍正可說是儒家正史思想和歷史主義傳統的一個集中表現，對 於古代日本和古代朝鮮的政治運作具有借鑑的作用。
第三、用語研究
儘管在當時的日本、朝鮮和越南，使用漢字和漢語已是一種歷史現實，但是自身語言和文字 正在形成中，致使受容漢字和漢語與今天相比，在難易程度上是相同的。對漢字和漢語的精 熟掌握是僧侶和科舉士人的專利。而對普通人來說，認識漢字並能在學習史書時使用有關有 解說文字的參考書是十分必要的。因此，對古代中國史籍中用語的研究，成為文字訓詁學、 音韻學在古代日本的一個表現。
如，對單個字的研究，江戶時代皆川淇園著有《史記助字法》一書，此書共收錄了《史記》 中常見的助字二百二十個進行說明。
又如，對句子的研究，江戶時代岡白駒著有《史記鐫》一書，此書把難以理解的句子排列出來進行說明。
這類研究和當時的古代日本、古代朝鮮漢學界中的文字訓詁學、音韻學的研究是並行不悖的。當時的中國學術界，如江郵二王的文字學著作、段的《說文》注等著作，正是古代日本漢學界進行學習的先例之一。用語研究對中國古代史籍的理解提供了幫助。
在以上諸書中，皆川淇園的《史記助字法》一書比較有影響。此書又名為《太史公助字法》 。分為上、下兩卷。共收錄《史記》中常見的助字二百二十個。他把古代漢語語法用字分為實字、虛字和助字三種。在具體說明《史記》中的助字使用法時，每一助字則援引十幾列《史記》中語言來進行說明。對近現代日本漢學界的漢語語法的研究有一定參考價值。
第四、文獻研究
對古代中國史籍的文獻研究是現代日本漢學的重點之一，在古代社會中，這種研究略有成就 的只是對《史記》的註解研究。而那種版本學意義上的比較和訓詁學意義上的考證的史事研 究，在東洋史學誕生之前，幾乎處於中國古代歷史文獻研究的複製階段。
如，對史事進行考證的研究，江戶時代的赤井東海著有《戰國策遺考》一書。太田晴軒著有 《戰國策考》一書，豬飼敬所著有《補修〈史通〉點煩》等書。橫田惟孝著有《戰國策正解》一書。
又如，目錄學的研究，如，岡本況齋著有《漢書注引用書目》一書。
等等。對以上各部史籍的研究，在其研究的內容和觀點上，並沒有走出當時中國學術界的實 際水準之外，實在沒有更多的價值可言。當時的日本保存了不少中國已經失傳的文獻著作， 但是沒有利用這批資料研究中國史籍和經學著作，這實在是個遺憾。
第四節史學理論研究
對古代中國史的發展和史學著作進行評論的著作的出現，總算為古代日本的中國史研究打開 了一點局面。這是值得稱道的地方。
如，江戶時代伊藤東涯著有《經史博論》、《經史論苑》等書。羽倉簡堂著有《詠史》、《史訐》、《資治通鑑評》、《讀史剳記》等書。其中， 《史訐》一書是對《資治通鑑》、《通鑑輯覽》、《續通鑑》等書進行評論的著作。堀南湖著有《讀史雜記》一書。安積艮齋著有《史論》、《讀史偶論》等書。
這類評論性著作，即古代的中國史學家們所謂的“史觀”。現代學者們常常喜歡使用“歷史 哲學”這一術語。
第一、國史學和儒家歷史觀
在古代日本，如，《續日本紀進書表》中有云：“世紀有史觀：善雖小而必書，惡縱微而無 隱，皆能徽烈絢緗，垂百王之龜鑑，炯戒昭簡，作千禮之指南。”又如，《日本後紀》中也 說：“無隱毫釐之疵，鹹載錙銖之善，炳戒於是森羅，徽猷所以昭晰，史之為用，蓋如斯與 。”在古代朝鮮，如，《東國綱鑑進書表》中曾說：“與治興，與亂亡，興亡可鑑於既往，不虛美，不隱惡，美惡當示於將來。”在古代越南，如，《大越史記續編》中提出了以下的觀點：“國史何為而作也?蓋史以記事為主，有一代之治，必有一代之史。而史之載筆，持論甚嚴……善者可以知為法，惡者可以知為戒”。上述史觀，在記錄史事之善惡、進行從政之借鑑上完全和儒家的修史目的和歷史主義傳統保持一致。
依劉知幾《史通·書事》一章所述，儒家史觀的中心目的是以下八點：一曰達道義。二曰彰 法事。三曰通今古。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賢能。六曰敘沿革。七曰明罪惡。八曰旌怪異。這 八點是儒家對修史的要求。也是其史觀的集中表現。古代中國學者的史觀是建築在儒家歷史 主義傳統基礎之上的，正史只是對儒家政治理念的說明。
第二、古代天文學基礎的欠缺
修史事業總是以新王朝對舊王朝的取代為前提。這是因為古代中國的儒家歷史主義中有一個 天文學信仰基礎存在，即《易傳》中所謂的“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之說。顧頡剛先 生在《秦漢的方士與儒生》一書中把這一天文學基礎總結為以下三點：五德終始說、三統曆 說、明堂說。這是古代中國的史學家們進行修史事業的天文學基礎，也是建立正史觀的歷史 依據。用古代中國史學家們的話來說即所謂“統紀”。但是，古代日本對古代中國史的發展 和史學著作進行評論的著作，因為在易學的受容上古代中國天文學基礎的欠缺，出現在古代 日本漢學家著作中的評論，幾乎沒有這類“天人感應”式的史觀。這為明治時代德國史學的 傳入和東洋史學的興起，準備了良好的受容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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