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起西藏，人們會聯想到的詞大概是“朝聖”，這和影視作品的影響不無關係。但是電影裡的西藏，只能用來朝聖嗎？近幾年來，創作者們的態度正在改變。比如最近上映的一部涉藏電影，講的就是一個現代派的荒誕故事。
司機金巴行駛在青藏高原無人區的公路上，撞死了一隻不知道從哪冒出來的羊。司機金巴因此產生了負罪感，想要把這隻羊送到廟裡去超度。
在途中，他遇到了一個同樣叫金巴的殺手，殺手要去殺他的殺父仇人瑪扎。殺手金巴在中途下車後便消失無蹤。雖然司機金巴的情人認為，在現代社會，此事非常荒謬。但是，這事卻在司機金巴的心中縈繞不去，他一定要去一尋究竟。一個如夢境般荒誕又充滿著寓言氣質的故事，就這樣在高原上徐徐展開。
這是繼2016年公映的《塔洛》之後，導演萬瑪才旦的又一部新作。這部名叫《撞死了一隻羊》的新作，除了改編自導演本人的小說之外，還改編了次仁羅布的短篇小說《殺手》。
《撞死了一隻羊》劇照
在電影上映之際，我們對導演萬瑪才旦進行了一場專訪。萬瑪才旦的電影主題總繞不開傳統與現代、信仰與世俗、身份的迷失與尋找等現代化的精神困境。從“藏地三部曲”（《靜靜的嘛呢石》、《尋找智美更登》、《老狗》）到《塔洛》，我們能發現這種衝突越來越劇烈。這也包含了萬瑪才旦對藏區在急速現代化過程中傳統和未來的思考。在《撞死了一隻羊》裡，萬瑪才旦似乎對藏區的未來有了新的期待。這一次，萬瑪才旦是如何書寫他的藏地情懷的？
萬瑪才旦，中國第一位藏族導演，被中外電影界視為最重要的藏族導演。曾憑《塔洛》獲第52屆臺灣電影金馬獎最佳導演提名。《撞死了一隻羊》獲得第75屆威尼斯電影節地平線單元最佳劇本獎。
雖然《撞死了一隻羊》與萬瑪才旦以往的影片一樣，仍然以藏地為背景，但是，萬瑪才旦首次融入了一些類型片的元素，如復仇和殺手。在敘事結構上，萬瑪才旦首次打破以往順敘的結構，中間插入回憶與夢境，並且首尾呼應，形成了“輪迴”敘事結構。在視覺上，萬瑪才旦用了三種顏色對應回憶、現實和夢境三種不同的時空情境，並用4:3的復古畫幅虛化片中的時代，增強形式感。除此之外，萬瑪才旦還設置了大量的意象和象徵符號，營造了一個龐大的“隱喻迷宮”。
如此具有形式感、夢境感和荒誕感的影像，似乎與萬瑪才旦先前偏寫實的影片形成了鮮明反差。從2005年萬瑪才旦拍攝《靜靜的嘛呢石》開始，我們就能在萬瑪才旦的電影中看到伊朗電影，尤其是阿巴斯導演對他的影響。他和許多伊朗兒童片一樣，拍攝故鄉小孩的日常生活，他們大多都是非職業演員。導演拍攝的方式也是半紀錄式的，因為他希望通過影像儘可能地表達一個真實的藏區，而不是外人所想象的藏區。在《尋找智美更登》中，他像阿巴斯許多帶有反身性質的電影一樣，由一個電影導演帶著攝製組，去尋找出演智美更登的演員為線索展開。我們也能從萬瑪才旦所帶起的“藏地新浪潮”導演，如松太加和拉華加的電影裡找到伊朗電影的痕跡。那麼，為什麼萬瑪才旦在《撞死了一隻羊》裡，影像風格會發生如此大的轉變？
1
沒有刻意地去改變風格
這跟文本本身有關係
新京報：與“藏地三部曲”和《塔洛》相比，你在《撞死了一隻羊》中加入了許多風格化很強的視覺元素，形成了強烈的荒誕感。到底是什麼因素促使你在影像的美學基調上，從寫實轉變到寫意呢？
萬瑪才旦：我以前拍的電影都比較寫實。《撞死了一隻羊》跟我以往拍的電影形成了一定的反差。因此，大家可能會出乎意料，覺得我好像刻意地改變了風格。其實，我並沒有刻意地去改變風格，這跟文本本身有關係。
這可能跟原著小說本身有關。次仁羅布的小說《殺手》的風格，跟我以前創作的小說很接近。這也是我對《殺手》感興趣的原因之一。當我遇到了這樣的題材、故事、還有講述方式，我就要使用一個相對應的影像風格，而不是我突然想轉變影像風格，然後我才找這樣的小說來拍。我覺得這裡面還是有創作的內在一致性的。
《撞死了一隻羊》，萬瑪才旦 著，廣東花城出版社2018年7月版
新京報：形式是為內容服務的。
萬瑪才旦：對。
新京報：可不可以這樣說，以《撞死了一隻羊》為起點，你的影像會加入一些更虛幻或更魔幻的元素，開始往你的小說靠攏？
萬瑪才旦：這也不是靠攏。的確，我的小說的講述方式，還有所營造的意象，跟《撞死了一隻羊》是很接近的。在這部電影以前，在我的小說裡，只有《塔洛》被改編成了電影。而《塔洛》是一部比較寫實的小說。在《塔洛》之前，我的很多小說都不是寫實的。所以，以前若大家看過我的小說和電影，就會發現我的小說和電影有著很大的反差。
新京報：你的小說和電影很不一樣，但它們有沒有什麼互相影響的地方？你現在還寫小說嗎？
萬瑪才旦：我現在還寫小說，但寫得不是那麼多了。我在2000年之後才開始學電影。我現在回頭看我2000年以前的小說，發現很多其實是可以改編成電影的。
當然，我學習電影也影響了我的小說創作。比如說，我小說裡的對話方式，敘事節奏和一些設計都在我上電影學院之後發生了改變。
新京報：你曾說你受八十年代的中國文學很深的影響，你能談一下這些影響具體都體現在什麼地方？是在問題意識上，還是在形式上？
萬瑪才旦：都有。因為八十年代是我的文學閱讀年代。那時我接觸了很多文學作品，包括中國的和西方的。我一開始接觸了很多現實主義的東西，比如革命現實主義、批判現實主義，形式比較單一。
在八十年代初期，很多西方現代文學進來了，許多中國大陸的作家也寫出了類似的、比較有實驗性質的作品。比如餘華、閻連科、格非、蘇童、殘雪等，這些作家都是那時先鋒作家的代表。我先有了這樣的閱讀經驗，然後才慢慢進入到寫作的實踐中去。我也寫出了類似風格的作品。像《撞死了一隻羊》就是帶點荒誕的，魔幻現實主義的作品。所以說，這肯定不是我突然轉變。
2
打破復仇傳統
新京報：你其他的訪談裡曾說過，《撞死了一隻羊》更關注藏區人民生命個體的覺醒，而不是對於一個族群寬泛的瞭解。請問該如何理解這種“覺醒”呢？
萬瑪才旦：我覺得這跟傳統有關。在《撞死了一隻羊》裡面，電影涉及一個復仇的傳統。這個傳統在康巴藏區是很牢固的。若有人殺了你的父親，你就要找到仇人報仇。這個仇人的後代長大以後，就要殺你報仇。這是一個輪迴的傳統，週而復始，從不間斷。
在我看來，這不是一個好的傳統，我希望這樣的一個傳統能夠終止。而這部電影講的就是這種傳統的終止。殺手金巴找到了殺他父親的仇人，但他最終放下殺他的念頭。但是，殺手金巴很難從這樣的傳統中走出來，因為這樣的傳統影響力還是很大。對殺手金巴來說，不殺仇人是一種恥辱。
因此，我們就可以在電影裡看到另一個金巴，他就是司機金巴。他代替殺手金巴在夢中完成了復仇。只有終止了這樣的壞傳統，個體才有可能覺醒。所以，我們在影片中也會設置一些暗示。在影片的最後，司機金巴在夢裡殺了瑪扎之後，他走到天葬臺。他在第一次抬頭看的時候，看到的是一隻禿鷲，這是傳統的符號。當他再次抬頭看的時候，他看到一架飛機，這是現代的符號。到最後，司機金巴好像完全釋然了，觀眾能第一次看到他摘下墨鏡的臉，他也露出了很自然的微笑。這些道具和表情的設計，都在為影片的走向而服務。
新京報：在現代化進程中，藏區的變化很大，舊有的社會結構和生活方式發生了劇烈的變動，很多傳統也失落了。這種回不去的故鄉、失落、遺憾的情緒，現代化的精神困境在你之前的電影序列中體現得淋漓盡致。從《靜靜的嘛呢石》到《塔洛》，這裡面衝突是越來越劇烈。像你剛剛所說的，不知可不可以這樣理解，在《撞死了一隻羊》裡，在夢境裡的金巴似乎在現代和傳統的對立項中達成了某種和解。這是你對這個問題達成了某種和解嗎？你怎麼看待這種在急速的現代化進程中，文化傳統逐漸失落的精神困境？
萬瑪才旦：我覺得這很難說是一種和解。不是說進入了一個新時代，所有的問題就都能解決的。每進入一個新時代，我們都會面對很多新問題，就像《靜靜的嘛呢石》、《尋找智美更登》和《老狗》，它們對應著不同的年代藏區所面對的問題。
《撞死了一隻羊》的年代設定比較模糊，它可能是發生在八十年代中期或末期的故事，這可能比《靜靜的嘛呢石》、《尋找智美更登》和《塔洛》所設定的年代更早。所以，在電影中，你可能會看到那個年代的一些符號，但是具體的時代所指並不明確。在這部電影中，金巴結束了那樣的一箇舊傳統，走進了新時代，但這並不代表新時代裡就不存在什麼問題。到了《靜靜的嘛呢石》所刻畫的九十年代末，我們就會發現許多現代的新東西，不斷地闖進我們的日常生活。每個年代的狀況都是不一樣的。
《撞死了一隻羊》劇照
新京報：被金巴放下的傳統有什麼具體的或更深的所指嗎？
萬瑪才旦：在這個電影裡面講的就是復仇的傳統。而這種傳統是一個輪迴。所以，這部電影也是用輪迴的結構來呈現。司機金巴第一次撞到羊，到最後換輪胎，進入夢境，其實都是發生在同一個地方。佛教裡面講，生命是輪迴。復仇也是一種輪迴，金巴希望去打破這種相對血腥暴力的輪迴。
3
寓言體作品
增加文本開放性和審美可能性
新京報：你很喜歡用一些對比或者鏡像或者倒影的手法，比如《尋找智美更登》中老闆的愛情和蒙面女孩的愛情互為鏡像。在《撞死了一隻羊》裡，兩個金巴也是某種鏡像或者倒影，一體兩面，甚至在倒影裡的司機金巴，進入了殺手金巴的夢境。你為什麼喜歡用這種手法？不知道這是受到誰的啟發？
萬瑪才旦：沒有受到誰的啟發。因為這是一個很簡單的、直接的又有效的表達手法。在我的小說裡，我也會經常用到這種手法。這次在《撞死了一隻羊》裡用得比較多。
兩個金巴本身就是一種對比。其中一種是外在的對比——司機金巴看起來很強悍，而殺手金巴看起來很瘦弱；另一種是內在的對比——司機金巴看起來雖強壯，但內心很柔弱，充滿著慈悲，他撞了死了一隻羊，要把它送到寺院找僧人唸經超度。而殺手金巴則相反，他有著找殺父仇人的執念。這個執念引導著他行走了十幾年。故事發展到最後，有著如此強烈執念的一個殺手，在他的殺父仇人已經老去時，反而變得很柔弱，心裡充滿慈悲，大哭一場就離去了。司機金巴在他的夢裡反而變得很暴力，替殺手金巴殺死了瑪扎。這也一種對比。
《尋找智美更登》劇照
新京報：為什麼要用《我的太陽》當作時空轉換的一箇中介？
萬瑪才旦：這跟我自己的經歷有關。很多年以前，我是在高原上聽到這首歌的。因為我們之前聽的都是帕瓦羅蒂很激昂的男高音。我們在那樣的環境下，突然聽到一首藏語的《我的太陽》，給我一種很荒誕的感覺。這種感覺就深深地留在了我的心裡。
在寫這個劇本的時候，我很自然地想起了這首歌，和有關這首歌的記憶。我覺得把這首歌放在電影裡很合適。這部電影的講述方式，本身就不是“正常”的，放這一首歌進去，更能凸顯電影的荒誕感。
另一方面，我不會把這首歌很生硬地直接放進劇情中。我也讓這首歌跟劇情有一些關聯。司機金巴的女兒和這首歌有一個對應關係。在司機金巴和殺手金巴聊天的過程中，司機金巴說，他的女兒就像“他的太陽”一樣，這也是他喜歡這首歌的原因。我們可以看到那時車上掛著他女兒的照片。
在影片結尾的夢境裡，奏響的是意大利語的《我的太陽》。也許平時我們不會講某種外語，但是在夢中，我們可能能夠聽懂某種外語。我用這個來強化夢的荒誕性、不合理性或超現實性。
新京報：你的電影裡總有許多寓言或隱喻，就像一個龐大的“隱喻迷宮”一樣。你曾在其他訪談中也說過，《撞死了一隻羊》的寓言性質很強，你是怎麼看待寓言和隱喻對於電影的重要性的？你為何會喜歡用寓言？
萬瑪才旦：寓言本身就有這樣的特點。以前很多人會評論我的小說是寓言體小說。我覺得寓言體的作品會更好。這樣的作品雖會有一些模糊性，但它能增加文本的開放性和審美的可能性，也能使一個文本擁有更多的解讀維度。特別現實主義的作品讓大家想象的空間就比較小。所以，為了讓作品的外延增大，創作者要做很多設計。
新京報：所以你ch在創作時，是先想好了要表達的象徵意義之後再去設計符號的嗎？
萬瑪才旦：在一些主題或者意義比較明確的作品中會這樣。另一些時候，我在創作時是比較模糊的。我不會特別強調這個作品的意義是什麼，它本身就具有多義性，每個觀眾或者讀者都會有自己不同的解讀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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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能看到現在導演
拍涉藏題材電影的真誠態度
新京報：在你以前的訪談中，你經常被問到你怎麼看待自己藏族導演的身份，你表示不想去區分民族，只想拍出“真正意義上的電影”。但是，你的電影從創作團隊到題材和內容，包括你喜愛表現的追尋的主題、失落的情緒、傳統與現代的碰撞的故事，它的基底都深深根植於藏文化。但另一方面，你又追求一種普世的藝術表達。你怎麼看待這一種矛盾？
萬瑪才旦：作為一個創作者，我得面對我選擇的題材的問題。我選擇了一種題材，就必須得很瞭解它，以及它背後的文化，這也是我選擇與這些主創人員合作的原因。我們可以發現，以前很多涉藏題材的電影或文學作品，經常帶著某種偏見或者外在的眼光來看待藏族。
另一方面，不管一個創作者面對的是什麼題材，首先都要解決創作本身的問題。《撞死了一隻羊》雖然是一個涉藏題材作品，但是在創作的層面上，它跟全世界其他創作者所要面對的問題是沒有區別的。
新京報：你怎麼看待一個導演的文化身份跟他作品的關係？比如我們說到賈樟柯會想到他的汾陽。你對這種文化身份會有使命感嗎？
萬瑪才旦：使命感是有的。我身邊的很多朋友，他們也都會對許多涉藏題材的作品感到不滿意，因為它們所反映的藏區生活或其他層面的東西很淺，也不太真實。因此，我們希望有一個真正懂自己民族的歷史文化的人，能瞭解自己民族在當下的處境和現狀去創作。這當然就有了一種使命感。當然，在更多的時候，我更希望我是作為一個純粹的創作者去介入我所要面對的題材。
新京報：那藏族導演這個標籤會不會困擾你？比如說，有人可能會說是因為你的藏族身份才關注你？
萬瑪才旦：這個倒沒有。
新京報：那你怎麼看待張揚這樣的導演所呈現的藏區呢？張揚的文藝片《岡仁波齊》在內地電影市場受到熱捧，票房破億，類似的題材還有松太加的《阿拉姜色》，這部電影的口碑很好，但相比之下票房表現並不太好，你怎麼看待這種現象？
萬瑪才旦：我覺得這一切都在發生著變化。在以前，他們更多地會用一種外來者的目光進行審視。但現在發生了變化，因為許多藏族創作者冒出來了，他們的視角是內在的。他們的關注點也不一樣。比如說朝聖，《岡仁波齊》和《阿拉姜色》雖然看起來是一樣的朝聖題材，但它們關注點、著重點很不一樣。
而且，這幾年創作者們對涉藏題材的態度，其實也在發生著變化。他們更願意去用一個真誠的態度對待涉藏題材，更願意去親近藏文化、去了解它，而不是那種高高在上的審視，或者有著其他意圖的創作。我們能在他們的作品中看到這種真誠。
《岡仁波齊》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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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地新浪潮”將會呈現出多樣化的局面
新京報：你也做了松太加的《河》、拉華加的《旺扎的雨靴》的製片人，這兩部電影都用孩子的視角展現藏區的人情地緣，跟《靜靜的嘛呢石》很像。這種表達方式跟許多經典的伊朗電影很接近。你之前也說過，你在電影學院期間很欣賞阿巴斯，還有其他的伊朗電影。所以到底是你建議讓他們採取這種視角拍電影，還是說是藏區導演在電影生涯的開端時，會不約而同地在伊朗電影中吸取養分？這是為什麼呢？
萬瑪才旦：這不是我建議他們選的題材，是他們自己選的。大家不約而同地選擇從伊朗電影中吸取養分，也跟各種各樣的因素有關。我當年受伊朗電影啟發，也同樣是這些原因。我之前也想寫一些涉藏題材的劇本，但是別人告訴我，這些題材的可操作性不強。我也慢慢地瞭解到，什麼樣的題材可以拍，我們可以從什麼樣的角度比較容易地切入現實。這跟外在的因素有關。
新京報：你也曾說過現在的藏語電影仍然處於小眾狀態。現在像松太加、拉華加等藏族導演也冒出來，你怎麼看待“藏地新浪潮”的未來？你對藏語電影有什麼期待？
萬瑪才旦：我覺得在創作的層面上肯定會越來越好。大家對電影的理解也會越來越不一樣，人才的儲備也會越來越多。創作新人們的追求，對電影的審美和對風格的追求肯定也不盡相同。從形式到內容，未來肯定會呈現出一個多樣化、豐富的局面。
另一方面，藏語電影肯定也面臨著許多困境。首先是市場，中國電影市場還是以漢語為主，少數民族語言電影生存難度比較大。當然，少數民族語言電影的市場也在擴大，肯定也會越來越好。
《撞死了一隻羊》劇照
6
電影是一種容易讓創作者浮躁的東西
新京報：在藏區，你的電影的影響力如何？普通的藏族觀眾是怎麼看待你的電影的？他們會不會覺得你的電影太“藝術”？
萬瑪才旦：在2001年《靜靜的嘛呢石》出現的時候，我在藏區掀起了電影熱，許多年輕人也希望來學習電影。現在，這樣的年輕人越來越多。至於會不會太“藝術”，這得分不同的觀眾。
新京報：想知道你的下一部電影《永恆的一天》現在進展如何？這部電影跟安哲羅普洛斯的《永恆和一日》有什麼關係嗎？
萬瑪才旦：劇本已經完成了，現在在等待時機。跟安哲羅普洛斯那部電影沒有什麼關係。
新京報：你對現在的青年導演有什麼寄語嗎？
萬瑪才旦：電影可能是一種容易讓創作者比較浮躁的東西，所以我希望年輕的電影創作者們不要浮躁，希望他們能好好地去解決創作本身的問題。
作者
：徐悅東
：榕小崧、覃旦思；校對：薛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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