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稼先離世已經多年了，但其家中的陳設一如既往。許鹿希老人將丈夫生前用過的用具都標上了年代、使用日期，連鄧稼先坐過的沙發上的毛巾都沒換過。有變化的，是屋裡多了一尊鄧稼先的半身銅像。
許鹿希指著那對沙發對我說：當年楊振寧來看望鄧稼先，就是坐在那裡。
1958年8月的一天，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所長錢三強把鄧稼先叫到辦公室，幽默地對他說：“稼先同志，國家要放一個大炮仗，調你去做這項工作，怎麼樣?”
那是一個改變命運的夜晚。
許鹿希說：“那一夜，他一反常態地無法安睡。到後來，他跟我說，他要調動工作。我問他調哪去，他說這不能說，做什麼工作也不能說。後來，我說你給我一個回信信箱的號碼，我跟你通信，他說也許這都不行。”
“當時我們聊到了十幾年前，國家備受侵略者蹂躪、日本的飛機肆無忌憚轟炸的情景。往日的情景或許觸發了他。過了一會兒，他突然說：‘我的生命就獻給未來的工作了。做好了這件事，我這一生就過得很有意義，就是為它死了也值得!’”
第二天，鄧稼先像變了一個人，從不喜歡照相的他，帶著妻子、四歲的女兒和兩歲的兒子，到照相館照了一張全家福。這或許是他要留給親人的紀念吧!
之後，鄧稼先走了。
許鹿希感到一種莫名的傷害，因為，除了丈夫那些簡短的話，沒有一個人給她解釋什麼，丈夫就這樣活生生地從身邊“消失”了。其實，她哪裡知道，鄧稼先為了國家利益的無悔選擇，不僅對她和家人是一種傷害，即使對鄧稼先本人，也是一種傷害!他的一切都將不告父母不告妻兒，沒有個人的行蹤，不能發表學術論文，不能公開作報告，不能出國，不能與朋友隨便交往。就算工作成績再大、功勞再大都將無人知曉，一輩子都不會看到自己聲名的成長，甚至到死也只能默默無聞!
但是，為了祖國，鄧稼先認了!
鄧稼先與許鹿希是青梅竹馬，又有著師生之誼。
鄧稼先是安徽懷寧人，是清代篆刻、書法大家鄧石如的六世孫。許鹿希比鄧稼先小4歲，是著名民主人士許德珩教授的長女。許德珩與鄧稼先的父親是相識幾十年的老朋友。許鹿希上了免收學費的北京大學醫學院，那時，鄧稼先在北京大學當助教，給許鹿希上過物理課，對這個富有才華的女孩印象極佳……
鄧稼先從許鹿希身邊“消失”的時候，鄧稼先34歲，許鹿希只有30歲，幼小的兩個孩子一個四歲，一個兩歲。
“稼先接受原子彈的研製工作後，人就變得沉悶了，不愛說話了，”許鹿希說，“他的眼神似乎看到了地球之外，就像提琴演奏家們在演奏的時候，眼神是‘空’的，不是看著眼前的樂譜，而是看到了另外一種境界。”
在許鹿希的記憶中，鄧稼先幾乎從未休過探親假。“從1958年他被調去搞原子彈，到1986年他去世，前後28年間我們聚少離多。他的工作保密性太強了，而且當時紀律十分苛刻、嚴格，他不能多說，我也不能多問。甚至我的北京醫科大學的同事都不能來家裡，免得出事。至於他突然回來和突然走以及什麼時候回來我根本不知道，什麼時候該走的時候，一個電話，汽車馬上就在樓底下等著，警衛員一來就馬上走了。”
為此，很多人都曾問過許鹿希，為什麼能夠忍受和丈夫分離長達28年?她說，是因為她不僅見過“洋人”，還見過“洋鬼子”;不僅見過飛機，還見過敵人的飛機在空中盤旋轟炸自己的家園;不僅捱過餓，還被敵人的炮火逼著躲進防空洞忍飢挨凍。
她說因為有了這些與鄧稼先共同的經歷，才使她能夠理解鄧稼先，理解他的事業，同時，她覺得自己也有那一份責任，那一份對祖國的責任。然而，30歲的女人要帶兩個不懂事的孩子，要照顧有肺病的公公和有哮喘的婆婆，同時還要追求自己在事業上的前程，其艱難可想而知。
面對這麼多艱難，許鹿希寧願自己默默地承擔一切。她對丈夫說：“放心吧，我是支持你的!”
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的消息發佈後，人們又蹦又跳，高興極了。
許鹿希說：“很多人問我，1964年10月16日晚上，你是不是和大夥兒一樣，手裡舉著紅色號外，高興得又蹦又跳，歡呼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了?我如實地回答說：不是，我當時只覺得提到嗓子眼兒處的心，落下去了。謝天謝地，終於搞成了!那年，我父親許德珩已是74歲的老人，他一手拄著柺杖，一手拿著號外，站在客廳裡，高興地連聲說：太好了!太好了!並對正在家中探訪的老朋友中科院副院長嚴濟慈問道：‘是誰有這麼大的本事，把原子彈給搞出來了?’嚴伯伯立刻笑了起來，說：‘嘿!你還問我?去問你的女婿呀!’一語道破，許德珩恍然大悟，於是兩位老朋友都哈哈大笑起來了。”
“從原子彈、氫彈，到中子彈……我們擔心極了，一個接一個地擔心。每成功一次，我們家屬也只是相互串門問候一下而已!”
鄧稼先與他的同事們，一代人完成了其他國家五代科學家才完成的任務，一口氣從原子彈到氫彈到中子彈，從小型化邁進到電腦模擬核試驗。
“鄧稼先一共進行了32次核試驗。32次裡有15次是他親自在現場指揮。他是主要的業務負責人。就我們國家而言，一顆原子彈氫彈做成以後要有一個專家簽字，這個簽字等於向國家保證——這個彈做成功了，可以放了。這個字是鄧稼先去籤，簽完字後鄧稼先說非常緊張，就好比把腦袋別在褲腰帶上，萬一不行就不得了，可是每次都行了。所以人家給鄧稼先起了一個外號，說鄧稼先是福將，可這福將真太難當了。”許鹿希說。
1979年，一次爆炸實驗失敗了，為了找到真正原因，必須到那顆原子彈被摔碎的地方去找回一些重要的部件。鄧稼先說：“誰也別去，我進去吧。你們去了也找不到。我做的，我知道。”他一個人走進了那片地區，很快找到了核彈頭。他用手捧著，走了出來。最後證明，那次失敗是降落傘的問題。
就是那一次，強烈的射線嚴重地損害了鄧稼先的身體。從他們尋找部件時留下的照片中可以看到，鄧稼先僅穿了件簡易的防護服。
“當時殘損部件放出的射線，至少需要三米厚的混凝土才可以防住。”許鹿希說，“當我知道他受到輻射，身體嚴重受損後，急得直跺腳，想各種法子幫他恢復!不過，打那以後，他衰老得很快。以前爬山時，他能一鼓作氣爬到山頂，可後來剛到半山腰，他就已經疲憊不堪了。”
鄧稼先承受了這一切，隱姓埋名28年後，他的生命因過度燃燒而成了殘燭。
鄧稼先被確診為直腸癌那一天，是1985年7月31日。從這一天到1986年7月29日，是許鹿希與丈夫相處的最後一段日子。這最後一年，許鹿希異常心酸。
仔細算來，許鹿希與鄧稼先結婚33年，朝夕相處的日子只有6年，而能過快樂而平凡家庭生活的就只有結婚的前5年，其餘時間，獨守家中的許鹿希除了思念就是每日惴惴不安的擔心。
即使在鄧稼先生命的最後一年，他也不能完全屬於她。
手術後，因白血球數目太低，血相太差，必須中斷治療，醫生建議鄧稼先回家休養。預感到日子不多了，他對許鹿希說：“我有兩件事必須做完，那一份建議書和那一本書。”他指的是向中央提出的關於我國核武器發展的建議和規範論。
1986年的國際形勢是，除了中、法兩國，另外三個核大國都已達到了在實驗室內用計算機模擬核彈爆炸試驗的高度。因此，他們就主張核禁試，目的在於限制別人發展、維持優勢地位。不言而喻，中國必須也在達到這個高度以後，才能停止核試驗和在此條約上簽字，否則，多年的努力必將功虧一簣。所以，雖然重病纏身，鄧稼先也一定要留下這份建議書。
在起草這份重要的建議書時，鄧稼先已經知道自己是癌症纏身，生命就要走到盡頭了。他感到了時間的緊迫，幾乎是置一切於不顧，在和生命進行最後的賽跑。
那時候，因為疼痛劇烈，不斷地注射止痛針，他身上的針眼密密麻麻，皮肉都扎爛了，滿頭虛汗。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他以高度的責任感和事業心，以頑強的意志在病榻上思索、工作，拼命要做完這一件事。他不斷地約同事們到醫院來商量，病房變成了會議室。經過和九院的同事們反覆研究討論，多次修改，在鄧稼先逝世前的三個多月，終於完成了給中央的建議書……
有一天，鄧稼先拉著許鹿希的手，向她描述原子彈爆炸時的壯麗景象：奇異的閃光，比雷聲大得多的響聲翻滾過來，一股擋不住的煙柱筆直地升起……沉浸在那自己創造的“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的詩意中，他的聲音雖然微弱，卻是那麼堅定：“我不愛武器，我愛和平，但為了和平，我們需要武器。假如生命終結後可以再生，那麼，我仍選擇中國，選擇核事業。”
那天，在舒伯特迷人的音樂中，鄧稼先又一次拉著許鹿希的手，默默地吟誦著肖貝爾的歌詞：你安慰了我生命中的痛苦，使我心中充滿了溫暖和愛情……
因為是癌症晚期，鄧稼先疼痛難忍，許鹿希雖然是醫學博士，很心疼，但也束手無策，她只能抱著他哭泣。
1986年6月24日，全國各大報顯著版面刊登著同樣的文章——《兩彈元勳鄧稼先》。這無疑又是一次大爆炸!此刻，北醫大的領導和同事們才知道許鹿希的丈夫是做什麼的，世人才知道鄧稼先是幹什麼的。
1986年7月29日，鄧稼先用最後的呼吸回應了28年前的領銜受命：死而無憾!
他臨終前留下的話仍是如何在尖端武器方面努力：“不要讓人家把我們落得太遠……”
“如何評價我丈夫呢?我覺得他把自己的聰明才智都給了祖國和人民，他沒有虛度一生，還是做了一些事情吧!”許鹿希說到這裡時，平靜的臉上有了欣慰的表情。
1996年7月29日，是鄧稼先逝世十週年的日子，我國進行了最後一次(第45次)核爆試驗。在試驗成功的當天，我國政府即發表聲明：“中華人民共和國鄭重宣佈，從1996年7月30日起，中國開始暫停核試驗。”它顯示了中國與其他核大國一樣，跨過了原子彈、氫彈、小型化和中子彈以及核禁試等階段，屹立在世界的東方。從此，寂靜的羅布泊將被人們永遠懷念。
鄧稼先的精神、品格和成就令無數後人肅然起敬，深深懷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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