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日情緣
1958年5月，法國南部發生反政府的暴亂，人們紛紛要求戴高樂出來執掌大權。
1958年5月，主題為“ever onward”亞運會在東京如約舉行。
1958年10月，80%的法國人贊成戴高樂推行的新憲法，法蘭西第五共和國成立。法國自此走上一條與眾不同的大國之路。
1958年10月，332.6米高的東京鐵塔拔地而起，成為當時亞洲最高建築物。
1958年，修建東京鐵塔現場
法國、日本，這兩個看似不在同一片頻道的的國度，似乎從一開始便共享同樣的故事，連接著同樣的命運。
1997年，時任法國總統的雅克·希拉剋到訪日本，當即確認法日文化年，加強這兩個“八竿子打不著”卻又“同呼吸，共命運”的兩極的聯繫。
希拉剋是左右逢源的，他將法國自塔列朗、拿破崙開始的外交智慧運用到極致——和中國當局者說中文，又把自己的寵汪取名為“相撲”。國際關係中，多極化的另一番意思便是“平衡主義”，說白了就是誰也不得罪，最終受惠的是自己。
隨後，2003年9月在法國出版的《內部交易》一書，曝光希拉剋與日本情人產有“私生子”，一時引起眾多西方媒體的獵奇趣味。
薩科齊時期，法日關係一下子從“蜜月期”轉為“噩夢期”，日本動漫作品甚至將薩科齊刻意安排為一個“同性戀”的角色。
奧朗德奉行靈活、務實的外交政策，又給予日本“與之地位匹配的大國關係”。在法國的日本動漫佔據整個國內市場的40%之多，法國也一躍成為日本動漫銷量第一外來國。
更有意思的是，發明於法國本土的米其林餐廳竟被日本這一“學生”後來居上。最新數據顯示，東京的米其林餐廳總數已超越巴黎，穩居全球“老大”位置。以美食遐邇聞名的巴黎竟僅能望其項背，“屈居”第二。
愛恨情仇
二戰之後，全球剛從法西斯的陰影中解放出來。晉升為法蘭西第五共和國總統的戴高樂對日本這個“法西斯國家”沒有天然的好感，一上臺的演講，就將日本定位為“吸血鬼民族”。可以說，從一開始，法國對日本這個國家就充滿著戒備。
反過來，日本恰好欣賞法國人身上的浪漫、情調和灑脫，這是東方島國所匱乏的。1958年竣工的東京鐵塔以巴黎的埃菲爾鐵塔為模板，遠望而去，東京鐵塔附近街景的裝飾像極了巴黎的香榭麗舍大道。
巴黎下雨，淋溼東京
自明治維新以來，日本就進入到以歐美為師的“快車道”。從語言演化到風俗習慣，日本對於法國這位老師的遵從，體現在方方面面。
日語當中的“形”自然借鑑的是漢語，但其很多與時尚、文化、美食相關的語彙都是直接將法語的音譯為“片假名”。對於會法語的人來說，日語竟然是似曾相識的語言。
遊走在東京街頭，看起來稍微有些品位的餐館、酒吧，都無法抗拒法文“畫龍點睛”般的修飾。很多日本愛情劇的走向，也都少不了“女主角告別舊情，遠赴巴黎開啟另一段精緻生活”的套路。
法國知名的馬卡龍（Pierre Hermé）在法國本土有18家分店，而在日本竟有14家分店。可以說，對馬卡龍的厚愛程度，日本遙遙領先其他國家和地區。就連”巴黎綜合症”這一負面現象，都“正面地”反映出日本對法國高度的期待值和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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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綜合症
巴黎綜合症（Paris Syndrome），是日本人在法國巴黎工作或度假時發生的一種精神紊亂狀態。有禮貌的日本人因為對巴黎存有過高的期望，而在實際接觸巴黎這個城市或是巴黎人後，發現巴黎人也有粗魯的一面且該城市也不如預期中美好，因而感到難受。
病症表現為噁心、失眠、抽搐、難以名狀的恐懼感、自卑感、蒙羞感以及被迫害妄想症，甚至是有自殺傾向。
此症狀在2004年於法國精神病學雜誌《Nervure》中被提及，屬於司湯達綜合症的一種。每年估計100萬遊客中發生該病的比例為“每年一打病例”，少數受痛苦折磨者被遣返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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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文化本質是秩序，秩序的維持就需要對全球先進者的學習和改進，將一切細節發揮到極致，成就完美的“日本製造”。對於法國時尚、美食、服裝等領域專注的研究，使日本很快地佔領了屬於自己的“文化高地”，輻射出其在全球不可替代的影響力。
《紐約時報》在其頗有人氣的美食專欄中，以《日本廚師在巴黎的崛起》為題，關注了日本人進駐巴黎美食市場的文化現象。一位日本進駐巴黎的日本廚師說，在巴黎更讓他興奮，這裡有非同尋常的機會。尋求機會，超越對手，這是日本的“野心”。
逐漸地，自成一派的日本文化秩序形成，曾經的學生成為如今的老師，它也終有權力對自己的老師說“不”。
2019年伊始，法國雷諾CEO卡洛斯-戈恩因“涉嫌金融犯罪”而被日本扣押近2個月。一石激起千層浪。法國財長勒梅爾拋頭露面為這位法國籍人士據理力爭，向日方嚴正交涉，提出“無罪推斷原則”，但這一方式並未對日方造成絲毫壓力。
4月22日是卡洛斯·戈恩拘留期限的最後一日。當天，日本檢方追加起訴了戈恩。理由是，他被懷疑將日產資金轉到兒子的公司。鐵面無私的日本司法，讓法國看到了大和民族柔軟溫和背後的“唯我獨尊”。
“戈恩案”讓法國嘗試到一個“可畏可懼”的日本。就在4月23日安倍雙腳剛踏上法國大地之時，法國總統馬克龍就表示對戈恩案高度重視，“尊重日方司法體系，但要求戈恩的人權不被侵害”。
巴黎夢工廠
無論是G7還是G20，美國、英國、法國、日本，都是繞不過去的“西方大國”。但和前三位“老牌老師”相比，日本似乎永遠都處於“小弟”的被動角色。2019年6日，日本大阪將舉行20國集團領導人峰會，首次舉辦這樣的全球盛會，日本更是“高度重視”。
此次安倍訪問歐美，就是要在大會舉辦之前“探探風向”，找到日本真正的位置。古往今來，日本似乎就是一個很懂得審時度勢的國家。
大唐盛世，日本幕府不畏洶湧波濤，不惜人力物力向中國輸送遣唐使，將所吸取的制度精華為我所用，這在日本歷史上稱為“大化改新”，也是日本文明發展的轉折點。工業革命之後，日本向歐美學習的熱情“高燒不退”。從明治政府開始，絡繹不絕的留歐、留美人才將西方世界最為先進的經驗，帶回國內。
進入到20世紀，日本發現俄國實力在西方世界的“鬆動”，藉助英國的“中立政策”，發動了駭人聽聞的日俄戰爭，打擊了俄國在遠東的勢力，自己更是在遠東地區分得了一杯羹。戰爭之後，日本開啟對外擴張到發展模式，並開始進入到大國崛起的道路中去。
《全球通史》：日本的勝利似乎已對整個東方產生了非常明顯的影響
現如今，國際社會更是進入到“大洗牌”的格局，日本更不可能讓自己缺席。2017年1月，特朗普成功當選為美國第45任總統，安倍第一個就趕赴紐約與特朗普會面，成為特朗普成為總統後會見的第一個外國領導人。反映之快，震驚寰宇朝野。
英國脫歐“一拖再拖”，局勢撲朔迷離。日本在英企業第一時間明作出反應，表明要採取“觀望”態度，如果有何“不妥”便做好退出英國市場的準備。而此次安倍如此盛大的“歐美行”也沒有加入“英倫元素“，耐人尋味。
法國是日本增強其世界影響力的“爆破點”，日方希望法國的肯定或是“默許”成就其在歐洲乃至整個歐美社會事務中的主動姿態和獨立氣場。這種做法似乎可以追溯到20世紀初，日本最先“拉攏“英國對抗俄國。果不其然，在安倍訪法期間，其多次表示願意加強日本與歐盟的合作。一向“及時雨”的安倍，當然不會放棄表達對巴黎聖母院大火災修復的意向。
馬克龍在上臺以來，確實是想將法國回覆到戴高樂“高光時刻”。為此，他側重在全球環境、節能減排、人權保護等問題上做文章。然而，特朗普高調退出《巴黎氣候協議》後，馬克龍更是毫無顏面可言。恐怖主義和國內暴亂的陰雲遲遲盤旋在法國上空，久久不願離去。
全球氣候框架也好，人權保護與國家安全也罷，在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裡，再無懈可擊的制度設想，也苦於遭遇無人配合的尷尬。法國畢竟是孤掌難鳴。但此次安倍的法國之行，給馬克龍帶去一個大大雙擊的“手掌”，也給法國一個“讓世界再次偉大”的可能。安倍明確強調，日本願意在全球環境、恐怖主義等問題方面，加強與法國更深層次的合作。
日本也是法國在亞洲寄望，法國希望日本能夠在東亞地區堅守“西方社會價值觀”，能夠壯大自身在多方面的話語權。在法國看來，大國崛起不是件壞事，但各個權力主體的制衡，似乎是法方更願看到的。其實，從戴高樂開始，法國所極力倡導的“多極化”便是國際社會各方力量再平衡的演繹。法國人固然在乎自己曾經的輝煌，但其所秉持的“多極化格局”莫不是承認現實的一種政治考量。
縱觀西方社會，美國是“老大”，日本似乎只有唯命是從的“命數”。德國和日本在很多方面相似性都太大，但它們均非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在國際政治的很多方面，都是“弱者”。英國是否真正意義上脫歐，未來不可知。俄羅斯強硬，合作互信確有障礙。法國，無疑是日本打開“西方大門”的最佳鑰匙。
安倍在西方世界中的穿梭往來
在G20大阪峰會召開前夕，日本訪法已經透露出安倍政府對“自由貿易”和“全球共治”的濃厚興趣。眾所周知，如今國際貿易時常會被保護主義的陰雲遮擋，自由貿易成為一國飛速前行的掣肘。作為一個資源短缺的島國，日本當然不願意自身的經濟處於“自給自足”的“小確幸”之中。精密科技、人工智能、互聯網技術，這些本屬於日本的強項，豈能被歷史的煙雲所覆蓋？同時，日本的強項也是法國的強項。法國在航天、交通、高科技發展等方面躋身世界前列。安倍志在通過與法國這一西方大國的“強強合作”，傾力打造日本與西方世界在全球共治方面的交集，以期發揮日本在諸多方面的話語權和領導權。
1889年，第4屆世博會在巴黎完美開啟。埃菲爾鐵塔驚豔亮相於世，世界上第一套攝影明信片在巴黎誕生，五一勞動節在此次會議上最終審議通過。大膽暢想未來，成就自己。巴黎無疑從此成為全球文化的一顆璀璨明珠。
2025年，世界博覽會將在大阪舉辦。“構建未來社會，想象明日生活”是其口號。日本這一嚴謹縝密的國家，正在為其未來的發展深謀遠慮、排兵佈陣。也許，法國那般天真浪漫的路子，亦是日本編織夢想的一個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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