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默特文史資料:知青回憶錄·李小芒·下鄉白廟子大隊

下鄉白廟子大隊的短暫經歷·白廟公社白廟大隊知識青年 李小芒

土默特文史資料:知青回憶錄·李小芒·下鄉白廟子大隊


1968年9月9日下午4點,赴內蒙古土默特左旗的知青專列從北京站準時發車。天陰沉沉的,天氣悶熱。在我校50多位赴土左旗插隊的知青乘上大巴到北京車站途中,下了一場雷陣雨,到了車站涼快了許多。雖然下了陣雨,但車站裡送別的人群依然熙熙攘攘。我也在其中,紮根邊疆、建設邊疆的宏偉藍圖,好像就在眼前晃動。

我們的火車走的是豐沙線,過了豐臺沒多久就進入了河北。我當時被學校指定為臨時帶隊的負責人,在車上,突然被叫到土旗知青辦一位40多歲的男同志面前,他告訴我,我們學校的知青本來是分配到劉家營子大隊的,因為這個大隊共7個生產小隊,我校的知青正好分成了7個小組,每個小隊分一個小組正好好,但是由於知青辦工作人員的疏忽,把我們分到了白廟子大隊,這個大隊卻只有6個小隊,那第7小組只能分到劉家營子的第7生產小隊了。我明白了,這是知青辦把兩個學校應去的大隊搞混了。就說調換回來不就結了,也保持了我們學校知青集體的完整。但這位同志不同意,說是那樣會更麻煩,還說劉家營子第7隊是一個獨立的自然村不會影響整體的。沒有其他選擇,我也只好同意。

9月10日天剛亮,一群軍人穿著軍大衣站在站臺上高喊,火車進入內蒙古啦(豐鎮站)!軍管會代表進入車廂祝賀。上午9點左右,我們順利到達呼和浩特火車站。由於車站正在裝修,車站廣場坑坑窪窪,我們又乘解放卡車前往距離呼市16公里的白廟子村。進村後,村支書楊吉恆,40歲左右,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給我的感覺,村支書的水平不低。然後,在村委會吃了一頓地道的土旗白菜豆腐花椒麵燉菜,每人一大碗還有白饅頭。吃完午飯,各自去各個生產小隊。

我分在第5小隊,我隊6個女生2個男生。我在家,上有哥、姐,下有妹、弟,幾乎沒做過飯,根本就不會做。好在我小組女生多,我的親妹妹也在其中,會做飯的人多,我儘管不會做,也關係不大,只是由於女生多,晚上洗涮用水量大,苦了兩位男生每天多挑好幾擔水。男生宿舍的房東:王滿旺(蒙古族),30多歲,老王對我們熱情周到。女生宿舍房東王大爺有兩個兒子,女生住的是王大爺為大兒子準備的新房,我們小組吃飯就在女生宿舍。記得有一段小插曲:一次,我想找小木頭棍幹什麼記不起來了,抬頭一看,房樑上有一十字形木棍,不知何用,我蹬板凳隨手取了下來。第二天,王大爺找到我說那個十字木棍和布條是“鎮邪”用的,可不能取下來!我聽到後連忙道歉,王大爺原諒了我。第三天,一個新的十字架安放在原處,近一年的時間裡,我時常出門前抬頭都要看一看它。

剛下鄉的9月份,生活還不錯,幾位女生大顯身手,兩位男生輪流拉風箱,日子過得蠻好。國慶前,把隊裡給的食用油和自己帶的大油吃得精光,沒有油的日子可不好過,醬油燉白菜、小米粥、柴鍋烙玉米餅。沒有一點油的玉米餅,拉嗓子,菜難以下嚥。正在困難之時,看地的解放軍戰士(部隊在村裡有一塊莊稼地,需要戰士看莊稼)慷慨地給了我們1斤多食用油,讓我們度過了國慶節。

頭一年插隊,知青吃國家供應的口糧,每人每月還有4兩食用油,一直到1969年9月底。知青小組生活實在不怎麼樣,有了猛吃,沒了湊合,沒有計劃性,沒法和一個家庭相比。文革中的1968年市場供應極差,知青兜裡有幾元錢,只能買些日用品。我所在的5隊,一個工分7毛左右,一年下來扣掉口糧,還能有六七十元的收入,這就算不錯了。就是食用油比較少,一個人一年2斤左右,不足城市供應的一半。記得冬季農閒回京,父母為我們到處採購肥肉,然後煉成豬油放到大口瓶中讓我們帶回村裡,那真是全家總動員。土旗老鄉愛吃花椒,北京正好限制每人每次一包1角錢,我們就發動大院小孩每人拿1角錢去買花椒,回到村裡按人頭平分。

5隊對知青還不錯,工分開始記9分,1969年又漲到10分(成人滿分10分),其實我們的勞動水平就和女社員相當,只是有把子力氣使不上勁。剛到村裡的頭3個月,基本上就剩秋收和場面上的活了,隊長熱情教我們幹農活,隊裡小夥和我們交朋友,農村人的確挺好的。我這個人幹活挺笨的,就說點灶火吧,開始一拉風箱火就滅,費了半天勁,用了一大捆高粱秸才勉強點著火,可人家只用一小把柴火就可以點著,所以該學的地方多著呢!

我的學校當時比較“左”,我的父母1945年參加革命,卻不能被承認,把我的出身算做了“職員”,到了農村就與中農劃成了等號,我的親妹妹因學校不同而與我出身不同。這樣的劃分,就使我與基幹民兵擦肩而過。1968年11月,我們穿上了北京市政府發給的深藍色棉襖棉褲棉帽子,11月下半月又到察素齊開知青學毛選代表大會,滿大街可以看到穿藍色棉襖、棉褲的年輕人。農閒時分,與同組男生東人民回到了北京,在春節前又趕了回來。

1969年的除夕,大隊特意組織活動,在公社會議室舉辦文藝表演,參加的社員還不少,知青表演的小合唱,音樂使用的二人臺哭長城的曲譜。春節過後,我與四小隊隊長曹元小參加貧宣隊,到公社的毛扣營大隊搞政治宣傳活動。我們到了那裡,住在大隊部,睡在土炕上,白天分別到各社員家吃派飯(付給人家糧票和錢)。有生以來第一次吃不同風味的早中晚餐,挺有意思的。記得有的社員特意做炸糕、豬肉燉菜,熱情洋溢;有的社員家做的“花兒”(玉米小米麵發酵成糊狀、用少量油脂攤成餅,熟了以後對摺)好吃,也有的沒做好,又酸又臭,不管什麼味道都得吃下肚。曹隊長,40幾歲,豪爽,既能忽悠,又講政策;每天除了念念報紙,就是口頭批了批“一貫道”(毛扣營村好像解放前一貫道多些)。半個月一晃就過去了,我圓滿完成任務。

1969年3月,我們乾的活是打坷垃,每人一個木頭大錘,社員一字排開把地裡比較大的土疙瘩打碎,小隊副宣連召特別風趣地與我們聊天、開玩笑。3月下旬,全村40多位知青到察素齊參加北京知青大會,軍管會於才作報告。春夏參加鋤地、間苗勞動,是比較辛苦的活計,腰疼暴曬口渴,那時沒有塑料桶、玻璃瓶之類,只能休息時到地頭喝大桶井水,太陽似乎移動很慢。後來老了,我對孩子們說過,美國阿波羅登月,我們正在“修理”地球!在這期間,大隊搞了幾次批鬥大會(批“土匪”),我等知青代表參加。會前,看地解放軍李華文對我影響很大,他特別囑咐我們不要參與大隊的批鬥,少說話。我照做了,一句話沒說,沒動作。五六月份被派到大隊參加蓋土坯房,和泥、運土坯等勞動。7月參加麥收,有的地用鐮刀割,有的地卻用手拔,記得當時兩手上都有血口子,儘管這樣仍在堅持。

麥收以後,知青撥款下來了,隊裡為知青蓋房子,蓋了一大一小,大房女生住,小房男生住,還有一間糧倉。然後,忙於分麥子,秋收玉米、高粱、糜米、穀米等場面活,隊裡幫助建地窖和購置家庭用具,知青沒花一分錢。直到11月中才基本農閒。

1970年3月,知青又到察素齊開大會,回來被派到大隊去人力打井、蓋房等。回到隊裡,又與瓜田曹貴大爺用鐵鍬翻地,做種瓜澆水的營生。農閒之餘,豬倌老王請我們吃餵豬的煮土豆,滿香的。一次,為炒莜麥,我拿去了鐘錶,還成了社員們的笑料,其實也就用過一次,看炒得顏色即可,根本用不著看鐘表;小組糧食加工:噴米、磨面等都給算工分;還讓每天兩人留下做飯。端午節,社員們都說,機械碾出來的黃米麵不好吃,要用石碾壓出來的才好吃,人工推碾真是力氣活,碾出5公斤黃米麵,一個多小時,我和東人民一圈又一圈不停地跑,渾身大汗淋漓。還曾與車倌老王到3公里遠的什不更村磚窯拉青磚,我與東人民連裝帶卸半天時間,土旗一帶的兩輪馬車,一個騾子兩匹馬,農田地頭都可以走,車倌甩起鞭子來真威武。

夏季天熱,我與鄰居小夥跑到房頂去睡覺,前半夜蚊子叮咬,後半夜涼風習習,鄰居小夥被吹感冒了,我還沒事。秋天小組也分到高粱稈,我們也學著社員的模樣,放到房頂去曬乾,留著到冬天燒火用。我與東人民到田間地頭砍野生蒼耳子樹苗曬乾燒火挺好的,但不能像社員那樣背太多,捆綁也屬技術活。知青小組準備的燒柴比社員都多,因為使用比較浪費。

1970年春,我小組女生非要養豬,大家當寵物來養,給豬抓蝨子、撓癢癢,村裡獸醫來給豬看病,看是知青養的,分文不要。我們男生夏天去打豬草,煮熟為其增加營養,地裡挖苦菜(野生、產量少),豬特別愛吃。1970年年底,小組的知青們都回北京探親,我因為到公社當了話務員,因此不能回京。我們餵養的豬長得很大了,卻成了我的負擔,隊裡的小夥伴幫我餵養,我也經常去照看,那時的豬就像寵物狗,我走到哪,它就在後面跟到哪,可有意思啦。

4月24日晚間,我國第一顆人造衛星上天成功,知青與年輕社員、大小隊長還在村裡遊行,敲鼓慶祝一番;5月20日到集寧市開知青代表大會;7月份又到察素齊開三幹大會。四五月份農忙時節,我妹妹與我小組另一女知青,要回京,已經到了呼市火車站,被我追了回來,現在想起來,當時太過認真。1970年,基本沒幹農活,打井榦了1個多月;蓋公社衛生院的房子幹了近1個月。夏季又抽到大隊搞轟豬扣工分聯合行動,一個小隊兩個代表,全是年輕人參加。但由於得罪人,參加人越來越少,最後就剩我和三隊的五保戶宣毛兩人了。宣毛老漢帶著我全村轉,同時還到公社、供銷社、電工房、糧食加工站等地瞎轉。此時就認識了公社書記李富貴,李書記和藹可親,1970年10月他把我調到公社話務室當了話務員(掙工資,農村戶口),話務員的工作很是辛苦,就一個人值班,夜間有時還要叫呼市醫院救護車,這個醫院沒有,轉下一個醫院接著叫。

由於工作需要,1971年的春節沒能回家探親,我與5隊小夥伴:大苟、二苟和二娃子一起度過的,我從供銷社花1元錢買了一個牛頭,小夥伴褪毛,清燉,喝著青梅酒(買不到白酒),過了愉快的除夕。

1971年3月,知青小組普遍伙食太差。由大隊出面,在5隊女生宿舍原址成立了知青食堂,伙食大大地改善了許多。我雖然在公社上班,也到知青食堂吃飯。我小組養的豬,此時正好被淹死,我與東人民、尹哲夫、秦夢山4人,把豬分割清洗乾淨,成了食堂第一頓美餐,吃飯之餘,我們還可以打打羽毛球、聊聊天。

1971年7月,我的話務員的工作讓位於公社某幹部的女兒,我不得已只好怏怏離開白廟子,走進土左旗工廠,從而結束了插隊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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