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扶貧，在政策上是大陣仗，也是中國的世界性成就。
2018年，前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就在接受中國媒體聯合採訪時表示，中國幫助聯合國實現了千年發展計劃的減貧目標。潘基文談及中國改革開放40年來的成就時表示，改革開放使數以億計的人口擺脫了貧困，在這一進程中獲益的不僅有中國人民，也有其他國家的人民。世界銀行也曾指出，發展中國家在2010年提前實現了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中的減貧內容，即在1990年水平基礎上將極端貧困率減半。潘基文認為：“如果詳細審視數據，這一目標得以完成，中國功不可沒。”
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農村居民收入水平持續提高，生活水平顯著改善，貧困人口大幅減少，我國農村從普遍貧困走向整體消除絕對貧困。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貧困人口減少7.4億人。按當年價現行農村貧困標準衡量，1978年末農村貧困發生率約97.5%，以鄉村戶籍人口作為總體推算，農村貧困人口規模7.7億人；2017年末農村貧困發生率為3.1%，貧困人口規模為3046萬人。從1978年到2017年，我國農村貧困人口減少7.4億人，年均減貧人口規模接近1900萬人；農村貧困發生率下降94.4個百分點，年均下降2.4個百分點。
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動員全黨全國全社會力量，打響脫貧攻堅戰，脫貧攻堅成效顯著，取得了決定性進展。按現行貧困標準，2013年至2017年我國農村減貧人數分別為1650萬、1232萬、1442萬、1240萬、1289萬人，不僅每年減貧人數均在1000萬以上，而且打破了以往新標準實施後脫貧人數逐年遞減的格局。五年來，農村累計減貧6853萬人，減貧幅度接近70%，年均減貧1370萬人；貧困發生率也從2012年末的10.2%下降到2017年末的3.1%，其中有17個省份貧困發生率已下降到3%以下。
中國扶貧顯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問題也不是沒有。第一個問題是，扶貧與鄉村振興的關係；第二個問題是城鎮化與鄉村振興的關係。
授之以魚，不如授之以漁，這個古老的道理幾乎人盡皆知，於是有人就想到通過鄉村振興來解決扶貧的可持續性問題，避免貧困反彈，其邏輯是隻要鄉村的產業振興了，貧困人口有了工作，就“可能”會有錢了，脫貧也就會有保證。可問題在於，中國遠非所有貧困人口都有勞動能力。有一些數字講出來很嚇人。在我國，有4060萬失智失能老人，他們根本沒有勞動能力。此外，根據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精神衛生中心在2009年公佈的數據，全國各類精神疾病患者人數就在1億人以上，其中重性精神病患人數已超過1600萬。這部分人口基本也沒有什麼勞動能力。尤為值得關注的是，中國近十年來，文盲率並沒有一路走低，反而在降至4%之後出現了大幅反彈，2010年4.08%，2013年4.60%，2017年又達到了5.28%，這意味著全中國還有6000萬人根本就是文盲。這樣的人即便有部分工作能力，顯然也不會是什麼收入良好的工作，對他們而言，脫貧依舊是個大問題。
所以，授之以魚，不如授之以漁，其實只是在理論上行得通，很多貧困人口實際是沒有工作能力的。
再來看城鎮化與鄉村振興的關係。鄉村振興需要人口留在鄉村，甚至要吸引城鎮人口返回鄉村，鄉村的產業才能談得上是振興，可問題是，這樣又與城鎮化存在矛盾。城鎮化要求人口流向城鎮，通過城鎮的更多工作機會來增加收入，解決貧困問題。由於這樣的矛盾存在，所以無論是鄉村振興，還是城鎮化，都僅能解決部分地區部分人口的脫貧問題，要在較高標準下解決脫貧問題，鄉村振興與城鎮化都將會感到無力，這是客觀現實。
那麼在脫貧的攻堅階段以及可持續性方面，究竟應該怎麼辦呢？
對於這個問題，還是應該採取實事求是的態度，貧困人口最困難的部分，還是要期待通過增加福利供給來解決。也就是說，國家的福利制度必須保持持續性的進步，這是解決貧困人口的核心與關鍵。現在很多地方，通過直接付錢的方式來幫助貧困人口，這種做法雖然簡單，但對很多失能失智的真正低端貧困人口是非常必要的，實際上這就是一種福利供給，只不過是一種非制度化的福利供給。地方政府有錢的時候，就可以提供，政府沒錢的時候，比如一些地方公務員工資都發不出來的時候，自然也就無法提供了。所以，真正的解決方案，還是要靠制度化的國家層面的福利制度，沒有這樣的制度保證，扶貧還是會有眾多人口角落處於黑暗之中，無法全部顧及。
最終分析結論（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扶貧、減貧以及脫貧，是一項複雜而特殊的社會福利工作，關係到中國人的長期福祉，從制度著眼，爭取並且創造制度性成果，遠比項目式的扶貧更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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