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4日，倫敦泰晤士河邊燃起熊熊火焰。但是倫敦人絲毫不慌亂，反倒挺開心。這把火是他們故意放的，燒的是藝術家做的木質模型，還原了1666年倫敦城的天際線。1666年9月，一場大火在倫敦燒了四天，城市的五分之四付之一炬。350年過去，為了紀念歷史上的火災，倫敦人乾脆來了個“昨日重現”。夠朋克，夠硬核。
巴黎聖母院起火的那天，我碰巧去看了個法國電影，“新浪潮祖母”瓦爾達奶奶的《五至七時的克萊奧》。電影散場沒幾個小時，當東八區的我們差不多睡著的時候，聖母院燃燒的圖片攻佔了網絡，撩撥失眠的人們。一覺醒過來，發現人們正以千奇百怪的姿勢隔岸窺視，魯迅先生那個略帶牢騷味句子開始自動加載：人類的悲歡並不相通。
有個亦真亦假的段子不久後開始流傳：某君在A平臺歡呼，一百多年前火燒圓明園的“大仇”終於得報，在B平臺痛惜人類文化遺產的流失，在C平臺假裝文藝青年，摘抄《巴黎聖母院》經典段落。結果，皆贏得滿堂喝彩，受眾感到強烈共鳴，稱讚該同志三觀端正、志趣高雅。
很難考證某君是否查有此人，上述幾種情緒倒是真實地存在，並且真實地撕裂著早已創痕累累的虛擬社交空間。熱點來襲，總有一大波網友迫不及待地站隊，彷彿如果不火速升起一面立場鮮明的旗幟，就不配用4G。
或幸災樂禍，或義憤填膺，抑或含淚抒情，這麼些濃烈浮誇的情緒，竟然都起源於遠在巴黎的一場火災。這麼充沛的感情完全引不起敬意，反而讓人困惑。說白了，那都不是真正的共情，不過是蹭熱點而已。
蹭熱點的時候多歡實，往往遺忘就多徹底。對一場災難，如果只是追逐熱點般輕浮窺視，燒完就算，便辜負了災難的教益。
24小時之內，巴黎聖母院燃燒的視頻被觀看了數億次，激起了強烈的心靈震撼。《經濟學人》一篇文章裡有句話很讓人玩味，大致的意思是，喚起人們情感共鳴的，與其說是這座建築本身滿目瘡痍的場景，不如說是“失去它可能意味著什麼”這個問題。
被燒燬的尖頂在大革命時就被拆毀，後來才重建；革命後很長一段時間，聖母院幾乎被廢棄，到了二戰時，又差點毀於納粹的炸藥。儘管歷經劫難，但巴黎聖母院穿越了850年的時間存活下來，連接著過去和現在，象徵自由和永恆。
“失去它”究竟意味著什麼，是多數人有生之年從沒想過、或者壓根不敢想的問題。很多年以後，我們中的許多人，還是不會忘記目睹塔尖被大火燒融時的震懾感。它如此龐大精美，似乎超越了時間，超越了族群和文化，人類彷彿永遠不會失去它。但眼看著它轟然倒塌，永恆性立刻受到動搖，人們不能不惶恐、不能不沉思。
目前，誰也不能斷定起火原因，只知道，在發現起火點之前大約半小時，火警響過一次，但沒有人找到火情。這讓人不禁想起雨果在《巴黎聖母院》序言裡說的那個手刻的希臘詞彙“命運”。不過也算“幸運”，玫瑰花窗等諸多文物都倖存了下來，加之3D模型資料豐富，重建只是時間問題。
但關於永恆的沉思，不會隨著傷疤的修復就消失。人類自以為能掌握命運，但其實隨時都在面臨失去。建築如此，人更如此。健康，愛情，親人，乃至自己對自己的掌握，不會失去的事物是不存在的。
人們不停紀念失去的東西，撫摸傷疤與裂痕，正是對命運的正視、對歷史的敬畏。 這大概也是為什麼，英國人對1666年大火念念不忘。火災過後十二年，倫敦還遠未從滿目瘡痍中回血，一座火災紀念石柱就在起火點布丁巷被豎了起來。爾後，大火對倫敦“可怕的訪問”，一直被這座紀念碑反覆“艾特”。火災後的倫敦實力詮釋了什麼叫“浴火重生”。災後重建刺激了經濟的快速增長，之後，倫敦逐漸成長為國際大都會。那是火災前的倫敦遠遠無法企及的繁榮。但英國人拒絕翻篇，一根紀念石柱，既是時間的標記，也是命運的警示。這個“大熱點”，已經被銘記了三百多年，還將繼續被銘記。
順便一提，這場火是從一個忘了熄滅爐子的麵包店燒起來的，由於環境因素、人為疏忽，一發不可收拾。當時，天主教陰謀論甚囂塵上。一個天主教鐘錶匠莫名被指控，又莫名承認縱火，儘管毫無證據，卻還是上了絞刑架。火災紀念柱上，一度刻有“教皇黨徒的陰謀詭計，縱火焚燒這座新教城市”的銘文，直到19世紀30年代才被抹去。
人類彷彿總也逃不脫自負與愚蠢，而災難總能不動聲色，把這一切照個透。
從文化的語境看，火往往有著雙重象徵含義，既意味著毀滅，也意味著救贖。
毀滅與救贖之間，永遠隔著一個問題，失去究竟意味著什麼。巴黎真美好，尤其在瓦爾達的黑白鏡頭之下。女主角克萊奧最終等到了讓她緊張的體檢結果，不算好，她需要化療，可她卻釋然了。下午五點到六點半，在巴黎街頭的遊走中，她完成了自我救贖。她沒有變得更堅強，只是不再那麼害怕失去，坦然接受了真實的自己，以及自己真實的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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