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新民晚報消息 他，曾是上海的一位普通工人，身負機密使命來到戈壁荒灘，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的核心部件在他的手中誕生。因加工的最後關鍵三刀，又被稱為“原三刀”。他的名字叫原公浦。
如今，這位85歲的“功勳工人”卻因為吃不起抗癌藥而又一次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最新消息，原公浦的藥費問題有望在近期得到解決。
原公浦和夫人
24日，記者走進原公浦位於閔行區梅隴鎮梅隴一村一間60平米老公房的家裡，不足7平方米的客廳牆上掛著兩幅字和一張電視海報，“原三刀”三個字直入眼簾，兩幅字分別是“黃河黃浦 大勇大公”和“黃浦江邊男子漢 蘑菇雲下國公人”，裡面均藏著“公浦”兩字。
原公浦腰挺得筆直、聲音響亮、思路清晰，安詳地端坐在椅子上，首先就與記者娓娓道來他與原子彈的故事。
“我的偶像是中國的保爾”
“你知道中國的保爾是誰嗎?”原公浦笑著問記者。
原來，原公浦積極好學，只有看書一個愛好。《把一切獻給黨》是原公浦最喜愛的書，書中的吳運鐸被稱為中國的保爾，是原公浦的偶像，他也想成為那樣的人。
我國“兩彈一星”元勳之一的錢三強曾形容他：“你是一顆螺絲釘，一顆非常重要的螺絲釘”。他這顆螺絲釘，當年手握的就是原子彈的“心臟”——鈾球。
關鍵的核心部件鈾球，應由最出色的車工來加工完成。在眾多的優秀車工技術選拔中，6級車工的原公浦技高一籌。於是，主刀加工的重任就落到了他的肩上。為此，他承受了極大的心理壓力。
這是一項“看不見的刀山火海”，不僅要確保鈾球質量達標，還要避免產生中子輻射的臨界事故，打磨鈾球的過程中，會受到中子輻射的影響，原公浦不得不穿上厚重的防護服，但加工標準不變，加工鈾球的難度進一步加大。
那些日子裡，原公浦每天用同樣大小的鋼球練兵，最後能達到一刀吃進去，不用看就知道削下了多少。
回想起當年加工鈾球的最後三刀，原公浦記憶猶新。
原公浦當年的工作照
車一刀，停下來量一下尺寸，然後進行第二刀，再停下來仔細測量。車完最後一刀，原公浦長長地鬆了一口氣，癱坐在了椅子上，此時已是1964年5月1日凌晨。檢查員報告：核心部件的精確度及尺寸等各項數據全部達到設計指標。原公浦和他的同事們，用普通的機床，加工出高精度的產品，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蹟。從此，原公浦便有了“原三刀”的雅號。
1964年10月16日，羅布泊上空傳來驚天動地的巨響，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了。到這時為止，原公浦一顆懸著的心才放了下來。
藥費危機
退休後，原公浦離開奉獻了美好歲月的戈壁灘，回到了上海。然而，天有不測風雲。一向身體硬朗的原公浦患上了前列腺癌，還發生了“骨轉移”。
原公浦服用的國產試驗藥
兩個版本的印度仿製藥
今年85歲的原公浦告訴記者，近年來為了控制前列腺癌病情的惡化，他需要長期服用抗癌藥。一種美國進口的抗癌藥沒進醫保前需要3.5萬元一瓶，相當於一個月的用量，現在進醫保後是1.5萬一瓶，自費部分約6000多元;中國仿製藥還沒上市，只在試用階段，自己的試藥期已滿，無法再免費試藥。所以目前只能吃3200元一瓶的印度仿製藥，這個錢是自費的。
除了抗癌藥，原先生表示自己眼睛和腎臟等也有疾病，他在上海沒有大病醫保， 退休工資4260元，老伴3000多元。老兩口目前每個月將近8000元退休工資顯得捉襟見肘。即便加上每年數千元的各種補助在內，除去正常生活開銷外，能夠用於看病的部分非常有限。
多方救助正在進行中
同時，原公浦也表示，社會各界對他還是很關心的，各級政府、原單位等也對他進行過多次慰問，社會各界也對他進行過各種捐助。
梅隴一、二、六居委黨總支孫曉華書記告訴記者，他不太說自己有多困難，就是呼籲國產試驗藥能儘快上市並且能進醫保。逢年過節居委會都會給原公浦送米送油進行上門慰問。
記者獲悉，梅隴鎮鎮政府表示一定會盡最大努力幫助原公浦，在各界合力下相信功臣的困難會得到妥善的解決。
今天，上海市百將公益基金會給原公浦送上了慰問金和水果。會長潘振秋告訴記者，基金會願意將原公浦的藥費納入他們的“兩彈一星”資助項目中，可以全額負擔原公浦使用美國正版抗癌藥的6000多元自費部分。原公浦正在考慮之中。
原公浦小女兒告訴記者，閔行區相關部門也正在和原公浦積極對接，相關幫扶方案正在研究溝通中。
“夫人是被我騙去大西北的”
原公浦15歲時從山東老家來到上海學徒，1956年，原公浦所在的工具廠合併到上海汽車底盤廠。原公浦入了黨，擔任了團總支書記。一年後，他認識了比他小5歲的上海姑娘郭福妹。兩人日久生情。郭福妹的母親一開始反對女兒跟原公浦談戀愛。當時，原公浦工資75.28元，每月要寄20元給老家的父母。郭福妹的母親看到他的質樸、上進、孝順。漸漸鬆了口，她也希望女兒能幸福。
1959年4月23日，原公浦和郭福妹結婚了。三個月後，原公浦決定去大西北工作。原公浦全身心撲在了學習、工作中，連每年一次的探親假都放棄了。再見郭福妹已是兩年半後。
原公浦和郭福妹合影
原公浦具體做些什麼工作，郭福妹並不知曉，原公浦說不能講。但郭福妹知道，肯定是對國家很重要的事，所以她願意為了支持丈夫，忍受相思別離之苦。
1963年2月，原公浦和郭福妹的大女兒出生了。遠在戈壁灘的原公浦沒有親眼看到女兒出生。他想念郭福妹，想見女兒，就寫信給郭福妹，希望她去戈壁灘，去他工作的地方。基地的領導也常常敦促有家室的工作人員把妻子“騙”去，不要把戈壁灘說得太苦，等夫妻團聚了，大家才能安心工作。原公浦響應“號召”，在信中說：“這裡牛奶當水喝，騎著馬打獵……”這些說辭是大家統一的。
郭福妹果然“上當”了。她向單位申請把工作關係調去了原公浦那裡。可是大女兒才半歲，郭福妹猶豫要不要帶女兒一起去。這時，母親站出來了：“把孩子留在上海，我來帶。那裡到底是什麼情況還不知道呢，你們都要工作，這麼小的孩子怎麼帶?而且孩子戶口留在上海，總比去那裡好。”郭福妹滿懷感激，跟母親依依惜別。
到了戈壁灘，看到原公浦住的8平方米的小房間裡僅有一張床、一張桌子、兩把椅子，郭福妹哭了。這裡遠比上海艱苦得多，別說牛奶了，連大米都限量供應，很多時候要吃青稞、粗糧。日子雖然艱苦，但夫妻總算團聚了。
2004年10月16日，原公浦在北京紀念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40週年大會上發言
1965年，懷孕7個多月的郭福妹獨自乘了三天的火車回上海待產，而原公浦總有忙不完的工作，他之後又參與了第一顆氫彈和中子彈的製造。不久後兒子出生了，剛滿月，郭福妹又帶著襁褓中的兒子回到了戈壁灘。
1994年原公浦退休，小女兒在原公浦退休回上海多年後，才從甘肅回到了上海。
雖然有時會感到委屈，但是郭福妹從來沒有後悔嫁給原公浦，原公浦在郭福妹的心中，永遠是那個質樸、上進、孝順的小夥子。
以上圖片均來自新民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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