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發端於萃英門的蘭州大學，在百餘年辦學的風雨歷程中，湧現了一批批鉅儒風雅、德高行遠的“大先生”，他們的精神穿越時空、獨樹一幟。值此110週年校慶來臨之際，學校特推出“萃英大先生”百十載師德典範人物，以此激勵廣大師生牢記新時代教育的使命，在“雙一流”的偉大建設中砥礪前行，再創華章！
植物細胞生物學家 鄭國錩
鄭國錩（1914-2012），江蘇常熟人，植物細胞生物學家、中國細胞生物學奠基人之一。
新中國成立後，尚在美國留學攻讀博士學位的鄭國錩和所有的留學生一樣都很高興，以“科學救國”為信仰的鄭國錩，更是迫不及待要回國參與建設新中國。他的導師赫斯金以願意招他的妻子為博士的條件，希望留下他們夫婦在美國繼續做研究，但先生堅持回國。回國後的鄭國錩夫婦，接到了南開大學、同濟大學等數家高校邀請，我校也不斷致信和發電報，懇切要求先生來校工作。先生的父母以及親戚朋友都勸他選擇條件較好的上海等沿海城市，但先生最終選擇了我校植物系。先生自己說：“如果為了生活享受和優越的工作條件，就可以留在美國不回來，當個美籍華人。現在回來了，就是想為新中國做點有益的工作，那就應該到最需要的地方去。”“生活艱苦，不怕；沒有條件，創造。”關於蘭州條件的艱苦，先生曾在2009年蘭大百年校慶時不無幽默地說：“來之前，蘭大說能提供有玻璃窗的房子給我們住。來之後一看，原來是紙糊的窗子中央嵌了一塊小玻璃”。
先生初到蘭州，植物學全系只有6位教師，14名學生，動物系的師生也差不多，兩系學生相加不到30人。設備更是少的可憐，只有一臺不能切片的切片機，一個不保溫的保溫箱，顯微鏡雖有幾架，但性能很差，能在顯微鏡下觀察的切片也很少，圖書只裝了半個小書架，全系的圖書和切片還不及他們從國外帶回來的多，實驗室也沒有幾間。
艱苦的條件沒有嚇倒先生，他下定決心，要從頭開始，克服困難，建設蘭大生物系。1953年，先生當選系主任，將一腔熱血都投入到學院建設中，購置教學和研究設備，訂購圖書，又將威斯康星大學的同學、植物生理學教授呂忠恕先生請了來，為蘭州大學生物系增加了很強的力量，加上北京大學等校分配來的及自己選留下來的畢業生，終於使得蘭州大學生物系初具規模。
在蘭州這樣的西部地區取得任何成果都是要忍受常人難以想象的困難。正如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所寫：“科學之路，遠非坦途，我所走過的路就像攀登珠穆朗瑪峰”。面對取得的成績，他非常謙虛地說：“我做的事只是一個科研、教育工作者應該做的，沒什麼值得稱道的”。
先生一生愛崗敬業，忠於職守，始終如一地堅守在教學第一線，在90多歲的高齡時依然堅持每天去辦公室忘我的工作。他說：“什麼是享樂？工作。什麼是快樂？看到學生幹得好”。
先生對待學生的錯誤格外嚴厲卻從不因之產生成見，先生常給學生講三句話：為學先為人；業精於勤，勤能補拙；行成於思，思可創新。他帶研究生，“只給一把鑰匙，自己放開研究”，但是必須要老老實實做事，不浮誇。他教導學生不管走到那裡，最終都要回到祖國。他總是關注著自己在海外的學生的情況，一有機會就動員他們儘快回到祖國、報效國家。2003年，先生將20萬港元獎金全部捐贈給學校，並在生命科學學院設立了“鄭國錩生命科學獎學金”，以鼓勵學生成長成才。
先生勤儉節約卻樂於助人。 在生活上極其簡樸，堅持節約資源、不浪費國家一分錢，他的學生曾因丟棄半截載玻片而受到他的批評，“你們不久也要當教師，一定要養成節約的習慣”。他的學生回憶說，“在我們進入實驗室後，導師多次強調節約一張濾紙、一張蓋玻片和一張載玻片的重要性，國家財產不能浪費，要節約每一分錢。”與節儉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先生的慷慨助人。先生把大量的錢用於工作和購買文獻，每年定期悄悄向紅十字會等公益組織捐出數額不菲的捐款。每有災難，先生都會第一個向災區捐款。平時，自己身邊的工作人員和研究生在經濟上出現困難或生病，他都會慷慨解囊，幫助他們度過難關。2008年春，有一位研究生生病動手術，先生雖然對這位研究生不認識，但他立即讓人給這位研究生送去了2000元。
斯人雖逝不可忘，煙霞燦爛橙桔芳。先生用自己的行動闡釋了老一輩知識分子的高尚情操，給後來人樹立了光輝的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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