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无感，干部不满”是当前基层治理中面临的某种困境，笔者以为，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政策的制定或执行存在问题。政策本身如果存在问题必然导致基层干部群众的反感及反弹，自不必赘言。相对来讲，有些政策可能出发点是好的，但在执行过程中操之过急、脱离群众，对党和政府的威信影响可能更大，尤其需要我们警惕。在我国的“压力型体制”下，任何政策的执行都难免强调“讲政治”，经过了层层部署、层层加压的阶段，并且很多采取签订责任书、制定任务表、与考核评定挂钩等措施，这固然能够确保相关部署的迅速落实，形成强大的声势和动力，但在层层压力之下，也很容易忽略掉基层真正的声音。特别是一些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可以预见到从基层村（社区）到镇街、县市乃至省部级层面，相关的反对及质疑一定曾经传递到某一层级，但最终因为政策压力大，而没有引起真正的重视，千难万难抵不过一句“要讲政治顾大局”，造成工作虽然做了，但群众意见很大。（如前些年在我国北方各省市因“煤改气”出现的“用气荒”、“用电荒”等问题，一度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
第二，干群关系基础的变化。应该认识到，我们的干部过去确实善于做群众工作、善于发动群众，有着密切的干群关系，但这是建立在两项前提的基础之上的：一是干部确实有做群众工作的意愿和精力，前者属于观念、思想层面，可以依靠思想政治教育来引导；但关于后者，在当前基层工作任务日益繁重、很多岗位早就“996”的情况下，基层干部已经很难有精力深入细致地去做群众工作了。二是基层群众处于“熟人社会”——确保干部只要能够与部分群众建立较为紧密的联系，就可以发挥他们的“纽带”或“桥梁”作用，实现对大多数群众的辐射带动，但现在，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熟人社会”瓦解，哪怕基层干部影响再多的群众，也只是沧海一粟，转眼就消失于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了。
第三，国家治理结构转变的阵痛。我们一直强调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归根结底还是要变过去的“人治”为“法治”，在这样的前提映照下，“群众工作”中很多以前惯用、好用的“感情牌”、“实惠牌”，渐渐变得束手束脚、不再好用，只能不厌其烦地做“思想工作”，“口惠而实不至”。另一方面，法治社会、公民社会的建设仍然滞后，老百姓之所以“信访不信法”，归根结底还是在于“信法”成本太高、收益太低，需要连斩“司法公正”、“执行顺畅”、“高效快捷”等五关六将，相比而言，“信访”确实比“信法”管用和快捷，有切切实实的实惠。应该说，我们现在正处于国家治理结构转型的“阵痛期”，但用什么方式、以什么原则来应对这些“阵痛”，将很大程度影响我们最终的“转型方向”。
因此，真正破解“群众无感，干部不满”的问题，就需要我们即抓细微、又谋长远：
其一，继续加强对党员干部的党性教育和宗旨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切实明确“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其二，切实落实为基层减负的工作部署，让基层干部有精力、有时间真正走进群众、接近群众，聆听群众的真实想法，密切干群关系。
其三，在开展基层治理中，也要有所为、有所不为，顺应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的要求，真正推动国家治理法治化进程，推动公民社会建设，坚决做到依法执政、公平执法、公正司法，真正变“人治”为“法治”，在国家权力与群众需求间搭建新的关系、构筑新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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