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家裡的電視有個電影臺，輪番播放香港的電影，可以說我是在港片的滋養下成長的。當時無意看的很多類型電影，如今大多已經成為經典，唯獨有一部恐怖片，雖鮮少人提及，但給我幼小的心靈造成很深刻的印象，電影名為《生死線》。
說到恐怖片，我們第一聯想到的元素多是妖魔鬼怪，但正是由於此類題材的“超現實”，往往難以喚起觀眾內心深層的恐懼。《生死線》的驚悚，在於它展現的故事與現實攸關。
電影的場景設定在一個封閉的小島上，島上有一戶人家，一位癱瘓的老婦和她的三個怪兒子。一位老師領著學生進入島上旅遊，其中一位女學生被三兒子看中，三兄弟強行“提親”。為逃出孤島，老師及學生與三個瘋子展開生死較量。
這是一個常見的故事模式：正常人進入一個封閉的環境內，被欺凌打壓，要麼被同化，要麼大開殺戒。如果說《生死線》將背景設置得太小，因此顯假，那將整個故事的格局放大，就是《盲山》。
《盲山》根據現實故事改編。
大學生白雪梅因急於給家庭還債，誤信假扮成採購草藥員的人販子，被帶往山村，喝了一杯水昏迷後，醒來身上的錢和身份證都丟失。她才發現自己被拐賣給了一個光棍，被成親、強姦、打罵、囚禁，最後生下孩子。
電影中白雪梅的反抗及逃跑，是噩夢的逐步升級。
第一次逃跑，她從山中跑到馬路，一輛汽車的出現，讓觀眾燃起希望，司機卻因為白雪梅身上沒錢而拒載，導致她被追趕過來的村民逮住。
第二次逃跑，白雪梅用自己的身體，從雜貨店老闆那裡交換來四十塊錢，終於趕到鎮上，並順利坐進開往省城的大巴，結果大巴剛啟動，村民的出現，大巴司機事不關己的態度，警察說的那句“有病到醫院去，別在這兒妨礙交通”，摧毀了白雪梅和觀眾確立起來的慶幸，她再次被抓了回去。
最後一次逃離，父親帶來了警察，終於將她救回警車內，本以為這次安全無虞，沒想到車子沒開多遠，又被群情激奮的村民攔下，白雪梅仍然沒法走出村莊。
觀者代入到主角身上，很容易體會到無望和壓抑感。但最恐怖的是，整個村莊的人並不認為這是一種犯罪，相反，從村長，到老師，再到郵遞員，甚至同樣是其他被拐賣到山村的女孩，人們的漠視和習以為常的反應，形成一個密不透風的惡之網，把主角牢牢罩住。反射到現實中，讓觀者油然生出一股寒意。
這種切膚的恐怖，在於作惡之人都是“普普通通的人”，劉瑜在《惡之平庸》中為此點明：“我能想象這些人愛打麻將，看《還珠格格》，唱卡拉OK，要是路上碰見個問路的，沒準還會熱情指道。”
在集體中，惡被消弭併合理化了。弔詭的是，作惡的當事人往往渾然不覺。當人們混入一場暴動中，容易往中心那個“罪人”身上踢一腳，並自我慰藉到：反正不會致其死亡。這種惡行細小、普遍、難以察覺，甚至我們自己都實施過——在小時候我們幾乎都曾無意識地排擠、欺負某個“異類”，僅僅因為他是轉校生、長得不好看、身體有殘疾。
身邊的普通人也會作惡，這就是一種放之四海皆準的恐懼。
在導演拉斯·馮·提爾那部場景極簡的《狗鎮》中，因逃離追殺，女主角格蕾斯闖入了狗鎮，為了在此地避難，她必須以勞作償還恩情。又因為得知她被通緝的身份，村民的心理地位陡然提高，對她的欺凌變本加厲，他們開始任意踐踏她，人性的邪惡在這個過程中慢慢顯露出來。哪怕是話劇化的佈景，代入主角的處境中，仍然讓人不寒而慄。
怎麼化解這股彌散不開的恐懼，在於最後的復仇。也正是主角最後爆發的力度，決定電影的高潮。
在《狗鎮》中，格蕾斯的身份最後揭開，原來她是黑幫老大的女兒。父親找到女兒，將權力交給她，格蕾斯認為“村民都是普通人”，又認為“世界少了這個村子會更好”，她點頭示意，緩緩說道：“先殺掉孩子，讓母親看著。”冷眼旁觀屠村行動。用“以暴制暴”的行為，完成了報復。
主角最後大開殺戒越徹底，實則是在幫觀眾消解觀影過程中積攢的恐懼情緒，釋放壓抑。
韓國電影《金福南殺人事件始末》，環境仍是孤島，受害者仍是女性，施害者這次變作她的家人，並由家人輻射鄰居。一次逃跑未遂，金福南的女兒被丈夫施暴致死，面對調查，村民集體幫腔，掩飾罪過，絕望的金福南因此爆發，手刃身邊人。電影用了將近四十分鐘的篇幅來展現金福南的復仇，可謂大快人心。
去年大熱的影片《逃出絕命鎮》，同樣也是一個“異類”（黑人）進入封閉世界（白人世界）的故事。
黑人青年克里斯與白人女孩露絲相戀，受露絲盛情邀請，克里斯來到了一座位於小鎮的屋宅，見到了露絲的父母和兩位黑人傭人。在父母和氣的表面下，克里斯慢慢覺察到異樣，最後出逃時刻，他才發現自己原來是被誘導到這個地方，成為這個變態家庭的實驗對象。
《逃出絕命鎮》的評價兩級，這部電影在美國提名了一堆獎項，很多專業的電影雜誌將其評為年度十佳。據說影片最後克里斯的復仇，激起了美國本土影院很多觀眾的掌聲。
在亞洲地區，脫離了黑人白人對峙的種族語境，雖說快感會大打折扣，但血濺場面仍舊解恨。克里斯從意識到被排擠，進而被催眠，再到被囚禁，在死亡關頭觸底反擊，穩固的視角，流暢的敘事，讓觀眾壓抑的情緒得以大大紓解。
再來說說2016年另外一部大熱的電影《傑出公民》。
這部電影的類型定義為“喜劇”，但在觀影過程中，透過“粗糙”的鏡頭，人物“荒誕”的舉動，聯繫個人經歷與主角身份的共通，我慢慢從中感受到一種生理上的窒息。
這種恐慌的產生，究其原因，是劇情的“過於真實”。電影講了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小說家丹尼爾，有一天回到闊別40年的家鄉薩拉斯，參加為其舉辦的“傑出公民”表彰活動，在短短的4天時間裡，他遇到了形形色色奇怪的人。而村民也從一開始的歡迎，慢慢表現出敵對的態度。
導演拍了自己的小鎮，同時也是全世界的小鎮。當鏡頭聚焦美景和淳樸的民風，每個小鎮都怡人。但我們知道，作為一個耀眼的“外來人”，此地不宜久留，因為一旦深入封閉環境的結構中，勢必會打亂一些秩序，神奇的人心就會觸發一些故事發生。
在《傑出公民》中，人物和情節都現實，但丹尼爾的到來，如同水滴入油，格格不入，因此在彼此的互動中帶出了濃濃的怪誕。我想有北上廣深大城市生活經驗的青年，都能很容易代入故事的情境中，get到丹尼爾最後的恐懼。
群體作惡的故事全球適用，並且經久不衰。
在過往的歷史中，已經有太多的現實案例，比如美國著名的“塞勒姆審巫案”：1692年初，塞勒姆村的兩個姑娘尖叫並肢體扭曲，村裡一致認為，女孩們中了巫邪，與此同時，她們的症狀波及到了村裡其他姑娘，在巨大的壓力下，人們指認、抓捕村中那些被討厭的人，施以酷刑，逼迫他們承認自己與“魔鬼”簽訂了契約，最終恐慌的村民們處決了20個人。電影《激情年代》即是根據此史實改編。
展示一個個體邪惡的電影，是犯罪電影。挖掘整個群體人性邪惡的電影，則是恐怖片的集大成。這種恐怖感原始、穩固、殘酷、與己相關，往往能引起我們深刻的共鳴，激發內心深處的恐懼，並且擔憂在不久的將來，這樣的事故會再次發生的可能性。
幸好，在邪惡的群體環境中，總還有人冒著生命危險，做大善之舉。正因為此，才讓一個家庭、小鎮、國家、乃至世界，美好地運行下去。這也是相比人性本惡，人性本善更受擁戴的原因。斯皮爾伯格導演的《辛德勒的名單》就是這類電影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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