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梁山伯、祝英臺是否確有其人

梁山伯、祝英臺的故事，在我國可以說是家喻戶曉，婦孺皆知。梁祝故事的傳播除了口耳相傳以外，更得益於舞臺藝術。例如，京劇有《英臺抗婚)、山東琴書亦有“梁祝”的劇目，影響最大的是經過整理的越劇《梁山伯與祝英臺》，流行全國，特別是由袁雪芬、範瑞娟主演的我國第一部彩色舞臺藝術片問世後，梁祝自此“走向世界”，曾有國際友人譽之為中國的羅密歐與朱麗葉。但是，歷史上是否實有梁祝其人其事?如果有，他們是哪個時代，什麼地方人?抑或根本是“ 街談巷議，道聽途說”的“小說家”之所造?這是一一個個饒有興味的“謎”。

否認有梁祝其人其事者認為:梁祝和《白蛇傳》、《牛郎織女》、《孟姜女》合稱中國四大民間故事，後來編成戲劇。儘管戲劇和故事十分動人，但畢竟是傳說，因此事實上不存在其人其事，進而言日:梁祝死後豈能化蝶?孟姜女焉能哭倒長城?至於織女和白娘子一個是天女，一個是白蛇所化，屬“子虛烏有”，其理自明。此是一家言，聽來頗似有理。

然而持梁祝實有其人其事的也有不在少數。江蘇某報曾刊登過一篇短文，說祝英臺原是明代俠女，梁山伯原是前朝書生，兩人本來毫不“相干”。只是祝英臺為民造福，死後人們為她安葬，挖掘墓穴時發現下有梁山伯墓，遂為之合葬才演繹出“梁祝”故事來的。這則軼聞” 曾引起人們的興趣，可惜語焉不詳，未說明來源，不知所據何書， 因此無法進一步探究此說的真偽。 又據《杭州日報》1958年1月20日報道，杭州市有關部門當年開發鳳凰山旅遊風祝書院”等風景點時，第一期工程則將開闢梁祝故事中的“草橋緒拜”、“十八相送”、“梁祝書院”等風景區。報道中雖冠以 “民間傳說”，但給人的印象是梁祝曾經在此地活動過。

其實，研究“梁祝”是否其人其事早已開始。歷史上有些嚴肅的學者亦進行過研究探索，清代乾嘉時著名經學家焦循就是其中一人。他在《劇說》卷二中引宋元之際劉一清的《錢塘遺事》及自己親身見聞，說全國至少有四座所謂梁祝墓。第一處墓葬地在河北林鎮之說，見劉一清的《錢塘遺事》。第二處墓在山東嘉祥縣，焦循曾親見祝英臺墓的碣石拓片。他在《劇說》中說:“乾隆乙卯(1795 年)，餘在山左，學使阮公(即阮元)修山左《金石志》,州縣各以碑本來。嘉祥縣有祝英臺墓，碣文為明人刻石。”第三處墓在浙江寧波，此說是嘉慶元年(1796 年)焦循到寧波，聞其地亦有祝英臺墓，載於志書者，詳其事雲:“梁山伯、祝英臺墓，在鄞西十里接待寺後，舊稱義婦冢。”焦循在記載中雖然未說親見其墓，但據浙江一老新聞工作者說，解放前該地除有梁祝墓之說

裂，而埋璧焉。事聞於朝，丞相封‘ 義婦家’。”第四處揚州祝英臺幕，焦循其本持否定態度:“及吾郡城北槐子河旁， 有高土，俗亦呼為祝英臺墳。餘人城必經此。或日，此隋煬帝墓，廖為英臺也。”清代另.著名學者毛先舒在(填詞名解》卷二引《寧波府志》，和焦循記 城(今鄞縣)梁祝葛大同小異只多了“今吳中花蝴蝶，蓋橘蠹所化，童兒亦呼梁山伯、祝英臺雲”。

根據焦循、毛先舒引方誌所記，晉時女子亦有纏足陋習，為祝英臺女扮男裝提供了一定的方便，而且志書上記載如此詳盡，因此不能排除歷史上實有梁祝其人其事。

然而事情還沒有完，即使有其人其事，還有東晉、明代兩說。持祝英臺為明人說者，見於今人之著述，披露於報端。而且焦循曾目擊山東嘉祥縣明人為祝英臺所刻的碣石拓片(可惜他未引碣文，不知還能發現否?)，加之明人有傳奇(同窗記》(演梁祝故事，現存《訪友》等)，焉知不正是演的明代當代之事?又杭州市有關部門準備在鳳凰山重建“梁祝書院”，這也不是毫無根據

的。傳說中的“梁祝書院”所在地確為明代杭州一著名書院， 不過不叫“梁祝書院”，而是叫“敷文書字”。蛛絲馬跡，費人猜疑，故此不能就斷為祝英臺不可能是明代人。然而此說也有站不住腳的地方，因為據元代鍾嗣成《錄鬼簿》所記，元曲大家白仁甫有《祝英臺死嫁梁山伯》的劇目，可惜劇本已佚，無法知其內容。由此上溯，北宋蘇東坡的詞集《東坡樂府》有詞牌《祝英臺》，以後辛棄疾、吳文英均有詞作。據此可以推斷，至遲在北宋時已有祝英臺故事的流傳。唐宋詞專家龍榆生則認為此調“殆是唐宋以來民間流傳歌曲”。故此梁祝究竟是晉人邪?明人乎?由於都有一-定的文字依據，難以定論。再有，梁祝畢竟不是帝王將相，用不著像曹操那樣死後造“七十二疑冢”，可是何以至少在山東、河北、浙江都有他們的墓?最後當然不能排除梁祝史無其人其事，確是民間傳說，對此焦循在詳記他耳聞目睹志書記載時，是有一定保留的:“此說不知所本，而詳載志書如此。”我們可以大膽地推想，梁祝故事會不會本是編撰，由於這一悲劇感人至深，代代相傳，後人誤以為真的而寫人志書的呢?

閱讀更多 探索不解之謎 的文章

關鍵字: 乾隆 浙江省 民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