沁嶼

士的最初起源

關於士最早的理論，可以參見《說文解字》："事也，數始於一，終於十，從一十。"給出了士的特點，也就是說士具有以一見十的能力，可以以小見大，具備發散能力和思辨能力。而孔子說："推十合一為士"則在一程度上反應了士善歸納總結的特徵。段玉裁注《說文》曰："凡能事其事者稱士"對士的職能作出瞭解釋，即士需要擔當某項任務或者完成某項社會分工。另有《白虎通》曰："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故傳曰：'通古今，辯然不，謂之士。'"可見士就是做事的，但是做事之說未免太過籠統，士的具體身份不得而知。

從上述資料可知給士下一個明確的定義並不是很簡單，對此，學術界的看法大體可以分為兩個主要觀點。

農夫說

一是從文獻學角度，從"士"字的形來解釋士的由來，代表觀點是農夫說。近人吳承仕認為："士，古以稱男子，事謂耕作也……"指出士是對耕作的男子的也就是農夫的稱呼，楊樹達在《積微居小學述林》中援引此定義並對士字的甲骨文進行分析：士的甲骨文下半部分像地，上半部分像禾苗插入地裡的形態。這從側面佐證了吳承仕的觀點。余英時在《在士與中國文化》中也認為士最初是指農夫。這極有可能就是士的最初起源，後來隨著社會的動盪，農夫由於龐大的人數基礎和才能出現在諸侯卿大夫的視線裡，於是其中優秀者被遴選出來，成為諸侯卿大夫所主要依靠的政治勢力，士也由此逐漸成為社會政治中的中堅力量。

貴族說

另一個觀點是從歷史發展的角度對士下定義，代表觀點是貴族說，即士是先秦時最低等的貴族。具體來說，先秦貴族分為四個等級，天子、諸侯、大夫、士，士是貴族中最末端。隨著歷史的發展，到了秦漢時期，平民也有四個等級，即士、農、工、商，也就是士人、農民、"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以及商人，由此可見，士由最低等的貴族變成了最高等的平民。及至西周時期，實行分封制和宗法制，宗法制就是以嫡長子繼承製為中心，以血緣關係來分配國家權力的一種制度。簡言之，天子的嫡長子繼承國家，其他兒子或者功臣分封到諸侯國成為諸侯，諸侯的嫡長子繼承諸侯國，其他分封為卿大夫，卿大夫又會分封士，層層分封，可以說，士具有貴族血脈。

士的等級低，也承擔著管理國家的責任，同時必須具備才幹和能力，尚武是必然的，除此之外還要熟悉各種禮節，以便執行外交出使任務，亦要儲備大量的知識，以擔任官使職務。

士的演變與影響

易中天曾說"先秦諸子都是士的代表，儒家是文士的代表，墨家是武士的代表，道家是隱士的代表，法家是謀士的代表"，諸子是士的代表，他們遊走各國，闡述自己的理念，宣揚本家的主張，胸懷天下而心憂社稷。以儒家為例，孔子開辦私學，廣收門徒，為教育的普及作出貢獻，他自己也多次提到士，《論語》中有"士懷而居，不足為士也"，與其周遊各國相符合，後代人也稱某些士為"遊俠"。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在士剛剛興起的時代，孔子已經把士的精神追求從個人榮華提升到對家國人民的關懷上了，指出"士志於道"。孟子更是對士的任務做出了新的要求，在《孟子》中，孟子認為士應該以"道"為己任，追求品德的圓滿，最終達成"聖人"的目標。

及至戰國時期，時代的鉅變與諸侯的紛爭使得人才需求大漲，士的地位也顯著提升，諸侯紛紛招賢納士，無論是求賢若渴還是政治作秀，士的的確確是受到了尊重。

戰國以後，養士之風不再盛行，士也逐漸退卻戰國時代的風華，但是士的一些思想理念對後代知識分子的文化觀念和立身原則都有著深刻影響，士文化也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中很多作品的根骨，支撐了一代又一代文人士大夫的人格。

一往文學

士、農、工、商又叫做“四民”。四民一詞，最早始見於《國語·齊語》，同時見於託名為管子所作的《管子·小匡》篇。

四民作為階級，應該產生於戰國時期，《齊語》（非全部《國語》）可能是經過後人的篡改的。

士，原本就是指的戰士；如果按照等級制劃分，“士”屬於貴族階級中的最末一個等級，而戰國以後，它已經與農、工、商並列了。這可是值得注意的新現象。

因為“士”的位置其實非常尷尬——它既可以往上一直上升為大夫（所以稱為“士大夫”），當然也可能下滑為庶人（所以稱為士庶人）。

這時，小人與庶人也已經合流為一。士的流別最為複雜，也最“濫”。戰國以後，他們大部分可以憑著專有知識和一技之長，謀得衣食生活。

步入“上升通道”的“士”們，可以做大夫的家宰、家臣；而混得不好走下坡路的“士”就只有做食客、遊說、遊俠、卜卦算命或者從事商業活動（如子賈、自圭等）。

孔子原本可能就是一個這樣的“士”。從政失敗之後，退而整理《詩》《書》，創立了“私人講學”的儒家學派。他是我國第一個教師、思想家和教育家。

除了孔子以外，“學府中心下移”，還有許多“士”們也和孔子一樣，當不了官，又不願意寄人籬下，靠著自己的學識，代代課，教教學生掙點兒生活費。

教的學生多了，就小有名氣，這些落魄的“士”們於是就逐漸擁有了自己的粉絲，戰國以後，諸子百家爭鳴，達到我國思想文化最繁榮的時期，這裡面的功勞也是和這些“士”們休慼相關的。

閒看秋風999

如果單指春秋初期的“士”階層，其實來源相當單一。

早在西周初，周人建立了分封制與宗法制兩大制度，確立了西周社會的社會階層體系。在當時整個西周社會從上到下，大致是“卿大夫、士、庶人、工、商、人臣（妾）、皂隸、圉人”。其中自士以上，不但享有人身自由，還享有政治權利，地位最高；庶人、工、商，代表了從事農業、手工業、商業的三類人，雖然享有人身自由，但不享有政治權利；人臣（妾）以下，享有有限的人身自由，不享有政治權利，社會地位最低，基本上就是奴隸。

底層的士人，其實身兼兩重身份：既是農業生產者，也是周王國軍隊的兵源。通常而言，士人需要“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士人家庭中，可能存在庶人或奴隸幫工的現象；但底層士人家庭的庶人幫工，大部分可能是庶子或庶弟，這就是所謂的“士隸子弟”——士以兒子或弟弟作為服侍者。

依據宗法制，這一社會人群體系，自庶人以下，向上爬升的概率極小；自士以上，往下降級的概率極大。宗法制，就是嫡長子繼承製：兒子們中，嫡妻生下來的最大兒子擁有第一繼承權；如果嫡子沒剩下兒子，則庶子中年齡最長者擁有第一繼承權。

對於家庭中其餘的兒子，宗法制也規定了去處：天子之位，由嫡長子繼承，其餘兒子則被封為諸侯；諸侯之位，由嫡長子繼承，其餘兒子則被封為卿大夫；卿大夫之位也是由嫡長子繼承，其他兒子則成為士人；士人職位由嫡長子繼承，其餘兒子就不再分配土地，降級為庶人。

從宗法制的內容看，早起春秋時期的“士”，來源相當單一：就是西周初周人及其同盟，以及在周人兩次東征過程中忠心投靠周人的商人，也就是早期的西周貴族階層。

士人的來源雖然單一，但單個士人的經歷，在進入春秋後卻比西周初時要複雜得多了。西周的每個家族，無論當初社會地位如何之高，其後人經歷數代，都會出現身份急劇下降、最終降級成“庶人”的命運。

如此前提下，為避免後代捱餓受窮，一些社會地位較高的家族，就想出了一個規避宗法制的辦法——讓子孫後代投奔其他諸侯國，以獲得更高的社會地位。比較出名的人物就如曹劌，其祖上是曹國諸侯，但到曹劌或他父輩時，因為是庶出，為避免社會階層的劇烈降低，被迫從曹國投奔到魯國，成為普通士人。

這種因為宗法制限制而轉投別國的現象極為普遍。這類士人本身出自貴族家族，從小接受了良好的教育，知識面及能力未必比嫡子低，甚至還可能強於嫡子。但由於宗法制限制，無法在本國有發揮的機會，被迫投奔了別國。曹劌投奔魯國後，雖然只是普通士人，但由於他所具備的知識和能力，讓他能夠在魯國脫穎而出：在長勺之戰中助魯國戰勝齊國後，他就從不能吃肉的底層士人登堂入室，一舉成為魯國大夫！可如果留在曹國，他的命運可能就只能降級成庶人，連參與議政的機會都沒有。

這也許就是宗法制的殘酷和壓制人才的一面。

除了曹劌，典型案例還包括千古第一相管仲。管仲祖上是周穆王，到了管仲父親一代時，就被迫離開周王室跑到齊國來當大夫。管氏這一支之所以要到齊國謀發展，很可能也是由於宗法制限制，無法在本國發展，被迫到齊國謀生。結果，到管仲時他就輔佐齊桓公成為春秋第一霸主，一舉天下聞名。

當然，當時士人還有因為政治鬥爭失敗而投奔別國的，典型就是孔夫子之祖孔父嘉在國內政治鬥爭中被殺，孔父嘉後人被迫逃離宋國，逃到了魯國。後來，孔夫子在魯國成為一代宗師，名聞天下。

到了春秋中後期，由於江湖爭霸越來越激烈，各諸侯國開始對本國徵兵制度進行改革，慢慢就出現了另一變化：士人的來源更加多元化了。

典型案例如晉國在平定欒盈之亂時，就徵召了原來的奴隸斐豹。斐豹在殺死欒盈信任的大力士督戎後，其奴隸身份被解除。以斐豹的個人能力，從奴隸升為士人而為當權者賣命的人生軌跡已清晰可見。

不光是斐豹，為了擴充兵源，春秋時就有諸侯國就開始向庶人徵兵。庶人一旦有了服兵役的義務，那麼他們擁有政治權利也就成為必然。也就是說，很多原來的庶人，政治地位也從此上升，成為了新一代“士人”。

最早對徵兵制度進行改革的是晉國，韓原之戰敗於秦國後，晉惠公親信呂詒甥推行了“作爰田”、“作州兵”改革。這兩項改革中，“作州兵”的改革，就是將晉國兵源擴大到了庶人。在別的諸侯國都只向士人徵兵之際，晉國卻默默地將兵源擴大了——難怪晉文公回國才五年就能戰勝楚國而一舉稱霸，早在他回國前九年，晉國軍事實力就已默默地增強數倍了！庶人既然服了兵役，相應的他們就應該享有政治權利，成為新“士人”。不過，由於他們的根基遠比老一代“士人”淺，因此鮮有機會走到歷史前臺。

不管如何，隨著社會動盪程度不斷加大，不斷地對西周舊有的社會人群架構體系造成衝擊，原本不屬於士人階層的人物也紛紛冒頭，因各種機遇而成為士人。除了斐豹之外，鄭國商人弦高、齊國寺人夙沙衛、晉國寺人披等等也是典型例子。這些人物的出現，無不對當時各諸侯國的政局產生了重大影響。

總而言之，春秋早期的士人，都是源於西周的貴族階層；但到中後期以後，隨著東周諸侯互相侵伐的力度不斷加大，各諸侯國為加強本國綜合實力，不由自主地放開了底層人群上升的渠道，使得士人階層來源更加多元化。

這就禮崩樂壞的大格局下，舊有社會階層體系開始崩潰的必然。

欲雲談史論今

士源自“士子”，用現代語講就是“讀書人”。戰國時期的士，不僅僅出自儒家學派，應該是諸子百家。“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應該是孟子對士的最合理定義。但如果從邏輯出發，士的概念應該分成：文士，武士，士的最高層次吏士。故，從某種意義講，士的成功標識是“為吏”，因此歷史上的“士大夫”是結合緊密合體詞。

由此是否可以推導出，讀書人成為士的標誌是出入為相。正是這種文化傳承，“官本位”一直為禍中華文華圈。如果說大實話，“士”實質上一直等於“官”，只是為了掩蓋實質才……。

士農工商的排序就是典型階級分類。士對社會進步有貢獻，但當社會發展到某種階段時，就成了枷鎖。日本曾經也是“士農工商”但日本的士多指武士階層，比我國士的定義狹窄。日本明治維新，全盤學西方後，拋棄了這種思維。國內至今未能切割掉這種陋習，看看社會現狀就知為禍多麼深遠了。

扯的有點遠，打住。

鴻儒隨筆

春秋戰國時代的“士”是貴族，真正的貴族，類似西歐中世紀的騎士。春秋戰國時代也是中國真正意義上的封建時代，而士則是最底層的貴族。

實際上當代對於古代中國歷史的分法是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的結果，馬克思主義理論裡把社會發展五等分法。也就是原始社會，奴隸制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實際上是從西歐的歷史出發的，西歐的歷史上剛好是封建時代直接到了資本主義社會，而這套理論到了中國，為當時的革命者所用，直接複製到了中國的歷史，這就導致了從西周滅亡之後到清朝末年一直是被認為封建時代，而實際上中國歷史上真正類似西歐社會封建社會發展時期的恰好是從西周開始到秦朝為止的封建時代，也就是西周之後的春秋戰國時期。

在春秋戰國時期，周王朝從西周開始建立了宗法制，所謂：

“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

這是一種權利繼承製度，將天子之位的傳承用嫡長子繼承製的形式確定下來，天子的嫡長子繼承了天子之位，再分封天子的其他兒子為諸侯，諸侯的嫡長子繼位諸侯，諸侯的其他兒子被分封為卿大夫，卿大夫的嫡長子繼位卿大夫，再分封卿大夫的其他兒子為士，士的嫡長子可以繼承士的位子，但是其他的兒子卻只能成為庶人，也就是平民。

這種權利繼承製度完善和鞏固封建分封制，防止貴族之間因為權力的繼承問題發生紛爭。宗法制下的等級尊卑觀念非常嚴格，等級森嚴，尊卑有序，它以血緣關係為紐帶，以君臣關係為綱紀，保證了貴族在政治上的壟斷和特權地位，維護貴族統治貴族集團內部的穩定和團結。

而題主所說的士則是最底層的貴族，有點類似西歐貴族體系的最後一等騎士。

那麼作為最底層的“士”為什麼在春秋時代可以如此活躍呢？這其實和當時的社會環境有關係，在西周時代戰爭雖然有發生但是基本上發生的很少，西周的六師基本能夠解決，但是犬戎滅亡西周以後，進入春秋戰國時代，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的發生了，

到了戰國時代，大量的貴族被消滅，士人已經是時代的浪潮兒。縱橫家，儒家，法家，墨家都是是士人組成的，同時士人開始逐步平民化，吸納大量的平民進入士階級，而貴族則是適應不了變化開始被時代拋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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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者仁義也

這是周朝的嫡子繼承製和分封制構成的周朝宗法制度逐漸發展的結果。

西周等宗法制度，等級制度分明，國家的統治階層由周天子，各國諸侯，周國和諸侯國的卿大夫組成，被統治階層這是平民和奴隸。而“士”則是個例外，他們出身於統治階層，但是卻既是統治階層也是被統治基層。

西周的嫡長子繼承製度，在周王室、諸侯、卿大夫的諸多子嗣之中，只有嫡長子才能成為繼承人，這些構成了所謂的大宗，周王室的庶子，只能成為諸侯或者卿大夫；諸侯的庶子只能成為卿大夫，而卿大夫庶子就成為了“士”。

國家統治階層中，周天子只有一個，然後分封后的諸侯，再就是各國的卿大夫，而眾多卿大夫的眾多庶子雖然出身也算高貴，但是沒有獲得繼承資格，所以逐漸成為沒有任何實際權力的“士”。這就是“士”的來源和構成。

這些“士”出身很高，所以受過良好的教育，但是因為宗法制規定嗎，他們在國家事務中卻沒有任何權力和經濟利益，生活上也基本上等同於平民，不過他們的知識和想法遠比平民要多得多，所以他們成為春秋戰國時期一群最願意思考的人，最願意用知識改變命運的人，也是對現狀最不滿意的人，於是他們或者著書立說，還是奔走於諸侯之間兜售治國之道，他們有的平步青雲，有的身死族滅，有的名垂青史成為萬世楷模，他們構成了中國知識分子的雛形。

大東北的小豆包

瞭解春秋戰國時期的“士”，可從“士”的起源說起。

“士”的釋義：

1. 上古時期：“士”，上古掌刑獄之官。

2. 商、西周、春秋時期：貴族階層，多為卿大夫的家臣。

3. 春秋末年以後，逐漸成為統治階級中知識分子的統稱。戰國時期，古代“士農工商”四民實際成立，即指士族、農業、手工業、商業。

綜上而述，我們可以把“士”理解為：先秦時最低級的貴族階層，即古代四民（士、農、工、商）之一。（注：春秋時，士大多為卿大夫的家臣，有的以俸祿為生，有的有食田。戰國以後，逐漸成為統治階級中知識分子的通稱，是脫離生產勞動的讀書人。）

春秋戰國之前為西周，西周的統治者為天下“共主”，他和他的統治階級利用宗法制和分封制來進行統治。宗法制的核心為嫡長子繼承製，分封制分為同姓王、異姓王（功臣、前朝後裔），它們共同構成西周統治階級的主要內容，可以簡單地看作為：周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以血緣和嫡庶關係進行層層分封，形成“大宗—小宗”的宗法統治，捍衛以周王室為核心的西周。這個時候的“士”，基本上都是貴族階層，平民一般不能夠打破階級成為貴族階層。

春秋時期，周王室已經衰弱，無力約束諸侯國的野心。再加之，宗法制和分封制的破壞（即“禮崩樂壞”），諸侯國做大，周天子淪落為諸侯國爭霸的工具。這個時候的權柄一直握在諸侯手中，權利還未極大程度上下放。隨後，卿大夫權利日益擴大，如：三家分晉，田代齊姜，都表明卿大夫手中權利大於諸侯國君，導致國家政權的更迭。與此同時，“私學”的出現和發展，使一大批平民成為有知識的平民，平民中還有資本雄厚的商人。從“學在官府”的破壞，再到階級劃分的模糊，這個時候的“士”已經成為脫離勞動生產的讀書人。戰國時期是帝王專制的政治制度和士農工商四民社會的實際成立時期。這時候的士，可貴可賤。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說春秋末期到戰國時期，原來的士族逐漸衰弱，平民開始漸興。物質生活的滿足，使原來的“庶人”想要進入國家特權機構，而國家特權機構又物力維持社會的上下有序，隨著士族的衰弱和平民的漸興，國家特權機構的下移成為不可改變的趨勢。士，無論是對國家統治還是文化發展，都做出了極大的貢獻。如：中國古代歷史上的春秋“百家爭鳴”可以看做是對國家統治和文化發展的雙重貢獻。

高覃

樓主這問題問得有意思，包含兩個問題，第一士來源於構成，第二問地位與影響，這個其實在史記和戰國策裡面記錄故事最多，不展開簡單回答一下：

第一個問題，其實士分為很多類，就史書記載種類就包括文士，謀士，武士，死士，雞鳴狗盜之士，純粹打卡混吃喝之士等等很多類，比如孟嘗君養士3000，這裡面就魚龍混雜，可以說當時凡事不從事工農商正業生產的，混跡於達官顯貴之中的所謂吃閒飯的都是士，總之有人養，就肯定有人去，所以其他回答說都來源與地主小官僚小富農階級就狹隘了，而是啥都有，比如屠狗之輩大鐵錘，比如少年殺手秦武陽，還有那些個賺開城門的，未必上過學讀過書，即使讀過書的，比如被打的問老婆舌頭還在不在的張儀，家裡不也是窮的叮噹響，所以有人說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國第一個庶民的黃金時代，是一個有才能就有機會的時代，所以士，是來源於當時社會各階層的有想法愛折騰的人。

第二個問題，起到多大作用呢，可以說，起到了奠定歷史，導致有今日之中國的地步，因為當時統治者就那幾個國家的君主，出謀劃策和參與國家社會管理的幾乎都是來源於士這個階層，比如秦法治奠基人商鞅，比如諫逐客書的李斯，沒有這些士的參與，傳統軍事貴族是無法完成統一大業的。

所以，歷史，由士，奠定。

老大不小說歷史

中國的以知識份子為代表的士族階級。

中國古代社會中具有一定身份地位的特定社會階層，後演變為對知識分子的泛稱。原來可能指原始社會末期與氏族部落首領和顯貴同族的武士，進入階級社會後，他們成為統治階級的一部分。因古代學在官府，只有士以上的貴胄子弟才有文化知識，故士又成了有一定知識和技能之人的稱呼 。春秋時代，各國之間征戰不休，步卒作用增加，車戰及武士的作用減小士的地位也出現了上升或下降的變化。有些卿大夫為擴大影響，鞏固地位，設法招徠士眾以張聲勢，很多士便投靠到他們那裡。還有部分士為解決經濟困難去為人辦喪事，當贊禮，或經營工商業；也有人從事私人講學，傳授文化知識，從此中國歷史上又出現了一批專門從事文化活動的士。

春秋以前，士作為一個等級，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士之子恆為士" 。到了戰國，士雖然仍有等級的含意，但逐漸轉變為社會上的一個階層。這個階層成為上(統治者、官吏和剝削者)與下(被統治者、民、被剝削者)交流、轉換的中間地帶。

貴族的庶孽無疑仍是士的一個重要來源。縱橫捭闔的張儀出身於"魏氏餘子" 。餘子即支庶。范雎原也是"梁餘子" 。商鞅原是"衛之諸庶孽公子也"。 "韓非出自"韓之諸公子" 。這一類的例子比比皆是。總之，貴族、官宦的庶孽、後裔大部分落入了士這個階層。目前我們雖無法作出具體統計，但這類人物的數目是不會很少的。例如齊靖郭君田嬰有四十餘子，其庶孽之多是可想而知的。這些庶孽淪落的第一站就是士。

士的另一個來源就是從下面升上來的。這種情況早在春秋時已出現，到了戰國更為普遍。《墨子·尚賢上》說："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所謂"舉之"，首先指選拔為士。有的從學的人第一步是通過學而為士。甯越是由學而為士、由士而為公侯師的典型。《荀子·王制》說："雖庶人之子孫也，積文學，正身行，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卿相士大夫。"《管子·小匡》載："樸野而不慝，其秀才之能為士者，則足賴也。"樸野指農人。另外還有其他各式各樣的下層人通過學進入士的行列。《荀子·大略》載："子贛(子貢)、季路，故鄙人也；被文學，服禮義，為天下列士。"《呂氏春秋·尊師》載："子張，魯之鄙家也；顏涿聚，梁父之大盜也，學於孔子。段幹木，晉國之大駔也，學於子夏。"《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載："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幹韓昭侯，昭侯用為相。"《史記·甘茂列傳》："甘茂起下蔡閭閻。"秦王政的謀臣姚賈為"梁監門之子" 。政治上活躍一時的史舉，是"上蔡之監門也" 。從春秋後期，特別是孔子之後，私人辦學之風大盛，數以十計、百計甚至上千的生徒，都是士的後備軍或即是士。以上說的是文士。武士主要是從戰場上培養出來的。

士是上與下的交會處。上下的對流量越大，士的隊伍就越大。戰國時期，上下的對流量比較大，因此士的隊伍發展迅速。另外，士的發展與官僚隊伍的發展成正比。士是官僚的候補者，官僚隊伍的擴大，勢必引起士隊伍的擴大。戰國時期是官僚制度普遍推行時期，它是推動士隊伍發展的一個強大動力。

染指流年華

士"是我國古代一個重要的社會階層，在春秋戰國時期逐漸成為介於貴族與平民之間的成員眾多，社會作用巨大的中間階層士的多少與社會地位高低，反映了各諸侯國的社會發展狀況，決定著各諸侯國興衰存亡的命運。

關鍵字: 階層 大變局 春秋戰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