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敦煌學”，原本主要是指研究藏經洞出土的寫本文獻，以後逐漸擴大到石窟、壁畫、漢簡乃至周邊地域出土的古代文獻和遺存。當下，“敦煌學”是指以敦煌遺書、敦煌石窟藝術、敦煌學理論為主，兼及敦煌史地為研究對象的一門學科。
我國現代著名歷史學家陳寅恪曾兩次提出“敦煌學”。可以說，“敦煌學”這一學科的創立，與他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首提“敦煌學”
1931年2月，國立中央研究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四《敦煌劫餘錄》出版。這部由著名學者陳垣編纂的鉅著，一經問世，即確立了“敦煌學”這一概念及學術潮流。此書“著錄寫經八千六百七十九號，均於檢目註明之”，將“今藏北平圖書館，原出敦煌縣南四十里之千佛洞”的古代遺書全部檢查整理而成。
事實上，繼王國維、羅振玉等前輩學者開拓的敦煌遺書的研究路徑之後，對敦煌遺書的研究已漸為中國學術界的一種潮流。而此刻，“敦煌學”之所以因《敦煌劫餘錄》一書迅即確立，很大程度上還有賴於此書卷首那篇陳寅恪所撰的序言。
陳寅恪序開篇即語“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於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此古今學術史之通義，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者也。”
陳寅恪開篇闡明學術潮流應有之義，隨即於第二段即提出了“敦煌學”概念：“敦煌學者，今日世界學術之新潮流也。自發見以來，二十餘年間，東起日本，西迄法英，諸國學人，各就其治學範圍，先後鹹有所貢獻。”接下來，陳序還就北京圖書館所藏8000餘卷敦煌寫本提出九大研究方向，即摩尼教經、唐代史事、佛教文義、小說文學史、佛教故事、唐代詩歌之佚文、古語言文字、佛經舊譯別本、學術之考證，為“敦煌學”研究指明瞭方向。
陳寅恪此序寫於1930年4月，之後迅即發表於《歷史語言研究集刊》（1930年第1本），其發表速度甚至比《敦煌劫餘錄》的出版速度還要快。此序發表之後次年，《敦煌劫餘錄》方才出版。也正因為如此，陳寅恪的“敦煌學”之說有了在學術界兩次登場的公開表達，“敦煌學”也因之更深入人心。
“敦煌學”的研究成果
陳寅恪本人的學術成果，雖然不是完全傾力於“敦煌學”研究，但確因“敦煌學”的專題研究屢有創穫，且又在專題研究基礎之上，將這些研究成果滲透到中國歷史各個領域的考察之中，也不乏碩果。
譬如，陳寅恪先後撰有《大乘稻芊經隨聽疏跋》《懺海火罪金光明經冥報傳跋》《有相大人生天因緣曲跋》《須達起精舍因緣曲跋》《韋莊秦婦吟校箋》《西遊記玄奘弟子故事之演變》《蓮花色尼出家因緣跋》等多篇“敦煌學”專題研究論文；還在《敦煌石室寫經題記彙編序》《元白詩箋證稿》等論著中，利用敦煌資料補史、證史；大多數敦煌學論文收入《金明館叢稿初編》《金明館叢稿二編》；且在《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書中也使用了一些敦煌文獻。
陳寅恪為從事敦煌文獻研究者開闊了視野，為中國“敦煌學”研究的全面開展，奠定了基礎，開創了先河，使“敦煌學”終於成為21世紀的“顯學”。
陳寅恪對“敦煌學”這一概念還有一次拈提，已是為《敦煌劫餘錄》撰序14年後的事了，對這一史事，十分了解的人還不算太多。
再提“敦煌學”
1944年1月21日，陳寅恪又再次拈提“敦煌學”，並非是因敦煌遺書的研究又有了什麼更為豐碩的成果，這一次是因敦煌壁畫的美學價值與藝術地位。
原來，著名畫家張大千用20餘頭駱駝載著臨摹的276幅壁畫，於1943年回到其故鄉———四川，完成了20萬字的著作《敦煌石室記》，並先後在成都、重慶展出所臨摹的敦煌壁畫，轟動一時。當時，陳寅恪應邀觀展，寫了一篇《觀大千臨摹敦煌壁畫之所感》的短文，將作為“敦煌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敦煌藝術，略加闡揚，完成了確證“敦煌學”成立的又一次重要抒寫。
與張大千“跋涉八千里，歷時兩年半”的“藝術苦旅”截然不同，當時身在成都的陳寅恪，也曾經歷了一場“學術苦旅”。這一場“學術苦旅”始於七七事變，始於與其父及其家人的共赴國難。
1937年9月，其父陳三立為北平淪陷憂憤絕食而死，陳寅恪為之悲慟過度，導致右眼失明。當年11月即攜眷南徙，任教於西南聯合大學。1941年受香港大學中國文學系主任許地山所邀，任職客座教授，講授隋唐史。1941年底香港淪陷，學校停課，生活物資奇缺，期間閉門治學。1942年，攜妻女逃離香港，至桂林，任教於廣西大學。1943年8月底，離開桂林前往重慶；12月下旬抵達成都。此時的陳寅恪，與正在成都辦展覽的張大千不期而遇———這一次學術與藝術的偶遇，是“敦煌學”與敦煌藝術的交相輝映。
當時右眼失明的陳寅恪，用左眼看完張大千臨摹的敦煌壁畫之後，為之寫下的觀感篇幅極簡，原文如此：
觀大千臨摹敦煌壁畫之所感
寅恪昔年序陳援庵先生《敦煌劫餘錄》，首創“敦煌學”之名。以為一時代文化學術之研究必有一主流。“敦煌學”，今日文化學術研究之主流也。凡得預此潮流者，謂之“預流”，近日向覺明先生撰《唐代俗講考》，足證鄙說之非妄。自敦煌寶藏發見以來，吾國人研究此歷劫之僅存之國寶者，止局於文籍之考證，至藝術方面，則猶有待。大千先生臨摹北朝、唐、五代之壁畫，介紹於世人，使得窺見此國寶之一斑，其成績固已超出以前研究之範圍。何況其天才特具，雖是臨摹之本，兼有創造之功，實能於吾民族藝術上，別闢一新境界。其為“敦煌學”領域中不朽之盛事，更無論矣。故歡喜讚歎，略綴數語，以告觀者。
三十三年一月二十一日
陳寅恪
這篇不足300字的觀展感言，刊印於《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展覽特集》之上，於1944年5月由四川省美術協會印發。因戰事與歷史原因，隨展印發的這一冊特集，能完整保存至今的並不多見。或許，正是因為如此，已再版新版多次的《陳寅恪集》（北京三聯書店版，2011年6月第4次印刷）之《講義及雜稿》一編中，此文題目仍然漏了一個“觀”字，而原載時間，也誤為1944年4月。
80餘年後的今天，撫讀這一冊特集，陳寅恪兩提“敦煌學”的史事翩然紙上。無論是在追趕世界學術潮流的遠見卓識之中，還是在共赴國難顛沛流離的濃厚鄉愁之中，以陳寅恪為代表的中國學者傳承中華文明、抒寫時代新聲的風骨氣魄，令人過目難忘、感慨無盡。
（作者系四川文史研究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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