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湖北省隨縣擂鼓墩發現曾侯乙墓，出土青銅器總量超過10噸，其中100多件青銅器銘有“曾侯乙”之名。隨棗走廊及隨縣一帶屢次出土曾國青銅器，證明今隨州一帶確實存在一個歷史悠久的曾國。而史籍中明確記載的隨國也位於這一地區，卻從未見隨國青銅器出土。文獻記載與考古發現的不一致，引發了學者們關於曾、隨關係的激烈爭論，開啟了學術界探討曾隨地理、文化與歷史的漫長學術歷程，學者們稱之為“曾隨之謎”。
曾隨之謎引發諸多關注
曾隨一國說。1978年10月4日，李學勤在《光明日報》發表《曾國之謎》一文，首次提出曾即隨說，文獻記載中的“漢東之國”隨國即是銅器銘文中的曾國，曾、隨為一國異名。此說提出後，在學術界引起很大反響，學術界開始了對曾、隨關係的長期探索。1979年4月，隨州城郊義地崗季氏梁春秋中期墓葬出土了兩件有銘銅戈，其銘文分別為“周王孫季怠孔臧元武元用戈”，“穆侯之子、西宮之孫，曾大工尹季怠之用”，李學勤據此對曾即隨說又作了進一步申述，並發表《論漢淮間的春秋青銅器》（《文物》1980年第1期）和《續論曾國之謎》（《楚學論叢——江漢論壇專刊》1990年9月）。自李學勤首倡曾即隨說之後，石泉、舒之梅、劉彬徽、何浩、徐少華、吳良寶等認為，曾國在國力、存世時間、地望、族姓、都城位置、文化面貌以及與楚國關係密切等特徵上，與隨國吻合，所以二者為一國二名。
曾隨二國說。楊寬、錢林書反對曾即隨說，在《曾國之謎試探》（《復旦學報》1980年第3期）中，針對李學勤的觀點，從墓葬的身份等級，墓地與國都之間的距離，隨曾國都的位置，隨曾二字的通假，隨曾兩國所處的時代斷限，考古發現與文獻記載之間的矛盾，隨曾兩國在不同階段的實力對比等方面進行分析，認為曾國決不可能是隨國，曾國就是文獻記載中的“繒”或“鄫”。吳鬱芳《“曾侯乙”與“隨國”考》（《江漢考古》1996年第4期）認為，曾侯與隨國沒有任何關係，曾氏
是國鍾氏之後，是楚國封君，隨國為兩週之際奔隨的晉鄂侯所建立的國家。
隨滅曾說。有的學者對曾、隨關係提出了另外的見解，於豪亮在《為什麼隨縣出土曾侯墓》（《古文字研究》第一輯，中華書局1979年版）中提出，姬姓隨滅了姒姓曾，並遷都於曾的國都西陽，自稱為“曾”。張昌平《曾國為繒—隨說》（《江漢考古》1994年第4期）解析了曾、繒、隨之間的複雜關係，認為春秋以前的曾國是姒姓之繒，西周末年申繒聯合，勾結犬戎，滅亡西周，春秋早期，繒為隨所滅，隨沿用曾國名，一度成為江漢強國，至春秋中期淪為楚的附庸，直至戰國中期為楚所滅。
曾滅隨說。顧鐵符在《筆談〈湖北隨縣曾侯乙墓出土文物展覽〉》（《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1980年第2期）中則主張曾滅隨並據其國土之說，認為姒姓曾國在楚國的支持下，顛覆了姬姓隨國並取而代之。
楚滅隨封曾說。徐楊傑的《關於曾國問題的一點看法》（《江漢論壇》1979年第3期）則認為至遲到春秋末期，楚國滅掉曾國，春秋戰國之間，楚滅隨之後，又在隨國舊地分封楚國貴族為曾侯。
曾隨一國新說
2002年，棗陽郭家廟發現了兩週之際至春秋早期的曾國墓地。2010年，隨州葉家山發現了大批西周早期曾國墓地，2013年，隨州文峰塔又發現了春秋中期至戰國中期的曾國墓地。大量青銅器及銅器銘文的出土，驗證了江漢之曾確為姬姓封國，這也意味著以往所謂隨滅曾說、曾滅隨說、楚滅隨封曾說等觀點已無繼續堅持的必要。尤其是隨州文峰塔M1號墓曾侯與鍾銘文，文峰塔M21曾孫邵墓中發現的“隨大司馬嘉有之行戈”，使得“曾隨之謎”再度引發關注。
學界多從曾國國君的源流世系來探討曾隨關係，將其研究提前至西周早期。李學勤、徐少華、黃鳳春、張懋鎔、樊森、項章、韓宇嬌、方建軍等認為出土於文峰塔M1號墓的曾侯與鍾銘文中的“南公”就是西周初的南宮适，是曾國的始封之君，並大體還原了曾國國君世系，由西周早期南宮适、曾侯犺、曾侯諫，到春秋時期的曾侯寶、曾侯與、曾侯
，再到戰國時期的曾侯乙、曾侯丙，曾國自西周早期直至戰國中期一脈相承，一直是一個姬姓國家。
不過，在肯定曾為姬姓的前提下，不少學者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如王恩田的《曾侯與編鐘與曾國始封——兼論葉家山西周曾國墓地復原》（《江漢考古》2016年第2期）認為，文峰塔曾侯與編鐘一號鍾（M1:1）銘文“王遣命南公，營宅汭土，君比淮夷”與葉家山M111墓中的曾侯犺簋銘文“犺乍剌考南公寶尊彝”中的“南公”指的是南宮括之孫南宮盂。沈長雲的《談曾侯銅器銘文中的“南公”——兼論成康時期周人對南土的經營》（《中國史研究》2017年第1期）認為曾國銅器銘文中的“南公”是南宮括之後，並在成、康時期擔任王室重臣的南宮毛。
曾隨二國新說
曾隨一國說多是從文化地理方面做出的整合性推論，並非是從傳統的歷史地理方向進行考證的結果。這種整合性推論很難提供令人信服的證據，其看重的族姓、與楚國關係、地理位置等因素，都不是排他性根據，在曾國、隨國青銅器不斷出現的新背景下，曾隨之謎並未得到徹底解決，曾隨一國的假定面臨挑戰。葉家山墓地中含有較多的商文化因素，甚至有許多銅器就是商器，這與周文化墓葬明顯不同，因而有的學者對曾的族姓有不同看法，認為曾國非姬姓，進而否定曾隨一國，如李伯謙、朱鳳瀚、孫華、張昌平、方輝等認為葉家山曾國墓地中的商代晚期器物表明曾國應該是商代遺民，姒姓，西周早期經周王室重新分封為侯，進而論證了曾隨非一國。張昌平《曾隨之謎再檢視》（《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5年第11期）認為目前出土的兩件隨國的青銅器，即隨仲嬭加鼎和隨大司馬戈，證明了曾、隨當屬於不同的國家。李維明《曾辨》（《中國文物報》2016年7月29日）對文獻中的鄫、繒和金文中的曾進行了梳理，也認為 周代的曾、隨不是一個國家。曹錦炎的《“曾”、“隨”二國的證據——論新發現的隨仲嬭加鼎》（《江漢考古》2011年第4期）認為隨仲嬭加鼎的銘文“楚王媵隨仲嬭加飤緐”證明了“曾”即是“曾”，“隨”即是“隨”，並非一國二名。陳偉《新出楚簡研讀》（武漢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首先發現了河南新蔡葛陵楚簡的價值，認為其中“鄭憲習之以隨侯之”的記載，使得曾隨一國的觀點值得重新考慮。杜勇的《曾隨非一辨惑》（《天津大學學報》2017年第4期）認為近年來隨州葉家山、文峰塔墓地曾國銅器的發現，雖可以證明在西周早期曾國即立國江漢，但隨大司馬戈銘文、曾侯與鍾銘文並不能證明曾即隨說。相反，這些銘文、葛陵楚簡以及隨仲嬭加鼎，表明曾隨二國說可能更符合歷史實際。
總之，考古學研究的一個層面是通過碎片化的出土信息，對社會生產、生活、習俗方面的場景進行總結與歸納，由此得出這一區域文化的特質，進而明確社會性質層面的信息。這樣，當傳世文獻與考古學材料進行結合時，後者的由碎片化還原的文化場景便難以滿足前者的細節性需求。
伴隨著考古資料的不斷髮掘，傳世文獻與考古資料之間不斷出現新的矛盾，“曾隨之謎”就會不斷出現一些新的問題。隨著關於“曾”“隨”考古資料不斷出土，我們期待“曾隨之謎”最終能夠得到破解。（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漢代封國‘諸子’與齊魯文化的主流化研究” （17CZS008）、山東省社會科學規劃研究項目“漢代封國‘諸子’與齊魯文化研究” （15DLSJ04）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山東師範大學齊魯文化研究院、歷史文化學院）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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